当前，在逆全球化浪潮愈演愈烈之际，霸权话语体系中的边缘国家主权弱化问题不断加剧。因此，如何面对民族国家（nation-state）这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建构时的核心要素，民族国家又将行向何处，已然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问题。在这里，民族国家是否还是现代世界体系的基本构成单位，民族国家的产生、定位及其与世界历史之“合理形态”之间的关系问题日益成为关注与争论焦点。对此，“超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分殊将相关论证的议程框架往往限定于经济主义批判之内，复杂的当代民族国家问题被构境于“全球化—民族国家二元对立”之中，但其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延续，只是排斥阶级性的政治论辩。由此，造成了民族国家的政治理论批判的弱化。为了扭转这一危险倾向，与经济主义批判针锋相对，西方左翼学者内出现了一批高度关注政治性议题的学者，他们指出“十分有必要重提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阶级之间的长期斗争最终是在社会的政治层面——而不是在经济或文化层面——得到解决”。而在重拾政治性问题的过程中，伍德（Ellen Meisins Wood）、布伦纳（Brenner Robert）等人重拾民族国家论题，对民族国家的核心论题、解释思维、复杂论证等进行了广泛探讨，并产生了深远影响。探析作为“政治性议题”的民族国家观，有利于审省西方左翼思想中国家理论的利弊之实，进一步理解民族国家作为一种政治性议题的范式作用与时代地位。
一、新帝国主义：作为“政治性议题”的民族国家观的发生逻辑
理解作为“政治性议题”的民族国家观，首要之务在于理解其出场语境、解释路径与议题框架为要素的理论构境。在这里，新帝国主义作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资本主义国家问题的重要范式发挥着深刻的影响。伍德和布伦纳认为，新帝国主义是一种具体语境，决定着其对当代民族国家问题认识的出发点，特别是他们构建的“新帝国主义—民族国家”的关系框架，既提供了民族国家创建的新解释路径，又为提出民族国家“矛盾—关系”的结构奠定了基础，共同且清楚地勾勒出作为“政治性议题”的民族国家观出场的发生逻辑。
1.“全球化与主权国家并存的破碎体系”是作为“政治性议题”的民族国家观出场的历史语境
历史地看，资本的世界性与民族国家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是现代民族国家出场的历史地平线，而20世纪则是“旧”资本主义向“新”资本主义转型的时期，是“从一般资本统治到金融资本统治的转折点”与帝国主义扩张形态的真正实现。在这一过程中，资本法则已经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但那些原本从未被商品化的领域和关系被侵蚀了，而且在商品化的持续巩固中资本逻辑的效用持续攀升，甚至以全球化之名长期存在。从20世纪中后期起，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深度扩张达到高峰，资本逻辑支配下的转包与外包不断扩展。更为吊诡的是，国际恐怖主义、跨国公司霸权、生态恶化等问题，本质上就是上述深度扩张的消极后果，但却在西方政治话语“去核”的过程中，仅保留了问题的表象层面，形成了各国联系普遍性强化的全球化假象。
事实上，作为一种“不平等逻辑”，资本逻辑操控的市场法则渗透得越深入，不平等的“平等矫饰”就越发难以维系，因而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金融财富和资产正越来越集中化和等级化，“中心—边缘依附格局”逐步凸显，族群冲突愈演愈烈，全球性的社会断裂问题层出不穷，而以帝国自居的美国却难以实现自己的“道德承诺”。理查德·米勒指出，因为美国已经无法担负其特有的责任，其具备的跨国影响只能体现在特权、威慑与破坏等权力现象上。在伍德和布伦纳看来，上述变化造成了新帝国的世界格局，而帝国支配下的市场分散化法则与民族国家体制之间相互背离和排斥造成了民族国家公民认同感的消解与权力流散。在这里，世界格局转变为全球经济与本土国家的破碎体系并存的形态，如何认识两者的关系成为亟待解决的时代课题。
由此，全球治理与民族国家性质的问题成为学术争论的焦点，民族国家话语的不确定性则将这一争论推向了前台。在争论过程中，原生主义者从文化、语言角度界定民族国家，认为种族与认同是民族国家的基本特质，民族国家仅存在于单一民族地区，并不构成世界体系的基本单位，而全球性融合是对民族单一性的极大破坏；现代主义者则从国家—公民、共同体角度界定民族国家，认为现代性是民族国家的基本特质。在此，吉登斯、哈特与内格里等持世界主义观点的学者认为，民族国家或通过主权让渡，成为世界主义的民族国家；或与超国家组织集合成一个统一体，实现全球治理；而持国家主义观点的左翼学者认为，民族国家与资本主义的历史耦合表明国家仍然是世界体系的基本单元，并在全球治理中占据主导地位。不难发现，尽管上述观点各有不同，但他们普遍将帝国—国家视为对立关系，而凝聚与分裂、国家与全球正囿于民族国家性质界定的解释框架中。
2.“新帝国主义—民族国家的关系框架”是作为“政治性议题”的民族国家观凸显的解释路径
在分析民族国家时，伍德与布伦纳等人具有解释路径的共通性，表现出“一体两翼”的特点。所谓的“一体”是对重大时代课题的理论反思，而“两翼”则是对时代思潮的汲取与批判。伍德与布伦纳等人在全球化与民族国家并存的破碎世界体系中探求民族国家前景，将作为“政治性议题”的民族国家观融通于时代理论的对话中。
一方面，基于对新帝国主义的总结，从“全球化—国家”关系中凝练出“新帝国主义—民族国家”的关系。在这里，无论是从现代性角度，还是从“族群—象征”角度论证民族国家的存续或消亡，都是基于全球化这一判断标准。正如有学者所言，“全球通信和经济大潮，超越了民族的界限，民族国家因此不再能够全面控制各方面的进程”。然而，若以全球性概括全球化本质，就会导致“对新帝国主义及其由多元国家体系所经营的独特的经济控制形式的‘新颖性’和‘鲜明性’产生误解”。不言而喻，全球化是帝国主义的扩张形态，揭露全球化本质的前提是厘清帝国主义的性质，这就需要追问殖民帝国主义与资本帝国主义的关系。事实上，在资本主义初期，帝国主义的扩张并非表面的殖民掠夺与军事统治，而是确立纯粹的经济霸权。当前，全球化更是助推了资本主义经济霸权的扩张。初始阶段的帝国主义为了取得殖民扩张的合法性，从“进步”观念出发 ，肯定了私人对财产进行生产性使用而使自己获得的权利，这一原则应用到国家便是帝国主义逻辑。虽然帝国主义在早期确立了军事战争与暴力统治的形态，但其本质是缔造一种经济关系。随着市场迫切性的增强，帝国主义减少了对政治强制性的依赖，采取纯粹的经济手段进行统治，即进入新帝国主义阶段。在这一时期，资本主义法则更具普遍性，经济控制超越了政治强制性手段而占据主导地位。易言之，在伍德和布伦纳那里，民族国家的对立面并不是以多元化、多极化、共同体为特征的全球化，而是以新帝国主义的再扩张逻辑为中心的“全球化”。
另一方面，对现代主义民族国家起源范式进行系统性批判。判断民族国家的性质与趋势的重要依据就是该事物的本质属性，当前关于民族国家的争论都是基于传统结构主义研究方法，即以事物的构成关系作为判定其本质的标准，伍德和布伦纳等人认为这难以揭露民族国家在时代变化中的根本原因，从起源角度研究更能准确把握民族国家的特性。现代主义将民族国家的起源归结为现代性元素，认为“理性化”过程使民族国家与资本主义具备天然联系，而随着西欧国家的全球性扩散，民族国家对世界体系影响日渐式微，最终将被“全球超民族”所取代。在伍德和布伦纳那里，现代主义判定民族国家现代性起源的前提是假设民族国家与资本主义存在等同关系，从而融两个历史过程为一体，而民族国家的理性化过程即为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理论折射，民族国家起源问题也就成了资本主义起源问题。显然，现代性作为一种历史标签使资本主义经济（或“商业社会”）与“理性国家”之间的联系的标准说法变得可疑，即“国家（state）获得其现代含义的历史”，而贸易、分工等现代性因素也存在于前资本主义时期，现代性起源实则将资本主义视为普遍化的、跨历史的自然演进的结果，否认资本主义的特殊性也就否认了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的特质。由此可见，探究民族国家的起源必须首先厘清民族国家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
3.“矛盾—关系的论证结构”是作为“政治性议题”的民族国家观提出的理论框架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伍德和布伦纳需要一种论证结构以支撑作为“政治性议题”的民族国家观，由此才能“使得那些掌握了它的人能够解释它如何以及为什么‘发生作用’，能够解释部分与部分之间的相互联系，能够就某些观点给出证据并且在面临批评时能够捍卫它们等等”，而“矛盾—关系”作为分析这一议题的理论框架就被构建出来了。
伍德和布伦纳强调矛盾是政治关系形成的原因，政治关系是一般社会矛盾的典型样态之一。民族国家与帝国主义构成一对矛盾，理解民族国家的发展趋势就要分析这一矛盾何以构成影响民族国家发展的政治关系。在他们那里，资本主义独一无二的特性使“经济”与“超经济”分离，意味着经济远远超越了政治与军事力量。但是，资本的经济力量无法脱离超经济力量而独立存在，而超经济力量主要来自民族国家。首先，资本主义式帝国主义的本质是经济霸权，早期殖民掠夺统治不过是资本主义不成熟条件下市场迫切性关系扩张的必要补充，随着市场关系的确立，政治军事统治就不再是主要手段了。其次，市场迫切性成为资本主义帝国操控附庸国的根本手段，资本主义的政治与经济相分离直接加剧了经济的统治力。然而，与市场法则伴随而来的是无政府主义的混乱，特别是由于过剩产能和过剩生产而形成的“过剩产能和过剩生产”激化国际竞争，规范化的国际体系成为新的需求。再次，新帝国主义时代市场法则更具普遍性，资本帝国主义逐步演变为经济霸权控制，帝国通过威慑（市场法则）对附庸国进行间接统治。但是，这也形成了帝国主义悖论：经济普遍化要求建构一种超经济理论，以解释经济法则不能解释的问题并维持现实的经济运行的社会秩序，超经济力量强制性对于维护经济显然是至关重要的。最后，在上述判断的基础上，就必然得出“民族国家的行政体系这一高度制度化与规范化的社会，正是帝国主义所需要的秩序体系”的基础论断了。
二、国家起源与国际关系：作为“政治性议题”的民族国家观的理论要旨
在当代西方国家理论谱系中，资本主义与民族国家的同一性问题明显被淡化了，民族国家仅仅被看作是资本主义的衍生物。对此，伍德和布伦纳认为这种理论“惯性”存在着根本的缺失。在他们看来，资本通过摆脱对经济之外的权力依赖实现赢利，意味着它必须依赖外在于己的政治和军事力量来提供这种秩序，即必须依赖国家和权力。由于两者并非简单的因果关系，只有进一步探明资本主义与民族国家在“起源性”问题上的关系，才有可能正确认识民族国家在新帝国主义背景下的角色与定位。
1.历史演进与国家形式：民族国家与资本主义的依存关系
新帝国主义将民族国家凝聚成以市场为纽带的整体，而民族国家却并未按照资产阶级的预想走向衰亡，其根本原因在于殖民政治的经济霸权失位或政治强制性缺位。“政治”与“经济”分离的实质是为了掩盖市场力量所涉及的政治意识形态，将这一法则应用于国际社会，表明民族国家的存在助推资本主义“掩盖”其政治性。
从历史演进维度来看，“现代”民族国家诞生于一种非常独有的前资本主义形式，并在资本主义时期完成国家建构。以市场迫切性关系的形成为标志，伍德将现代历史划分为前资本主义时期与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起源与国家建构是并行的。首先，封建制度下经济碎片化与政治分散化高度吻合，导致统治阶级在面对民众抗争带来的失序状态时无能为力，这为中央集权的形成带来可能性与必然性。其次，国家建设不仅需要政治、掠夺与私人财产，还需要经济、镇压与公共权力，这意味着随着民族国家整合力量的逐渐强大，“政治”与“经济”分离的需求日益迫切。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的分离特性恰恰契合了这一需求，因为前资本主义统治与掠夺依赖“政治构成性财产”，要求“政治”与“经济”相统一；但市场迫切性使资本主义经济取代部分政治功能，产生“政治”与“经济”分离的特殊镜像。因此，伴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形成，民族国家完成了国家建构，这也是伍德和布伦纳等人认为民族国家终成于资本主义的核心原因。
从国家形式维度来看，民族国家并非资本主义的产物，但资本主义会使民族国家日渐成熟。在这里，伍德等通过英、法两个具体国家的对比，不但将民族国家产生逻辑的一般理解具体化，而且初步构建了民族国家的生成形式。尼尔·伍德（Neal Wood）指出，每个政治理论家都有一个国家代表，并为其提供结构性处方。一方面，资本主义并非一定孕育出民族国家，这在法国最为典型。伍德认同安德森对绝对主义国家封建性质的界定，主张法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非资本主义革命，主权的矛盾是中央与分散小国，并非资本主义。因此，虽然法国实现了主权统一，但是并未形成政治与经济分离的外部力量，也就无法过渡至资本主义社会。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持不同观点，认为法国作为封建制度的中心与资产阶级革命的风暴点，具有一般资本主义国家的普遍特质。另一方面，民族国家与资本主义又具有统一性，这在英国最为典型。资产阶级宣称的自由、平等的同质化理念与封建社会的贵族特权、分裂割据形成了对抗性力量，契合了民族国家的统一性要求。同时，统一的主权国家形成工业时代的中央集权形式，推动了国家与社会的现代化，使政府能够高效率地“自上而下”改革。
2.过程逻辑与国际关系：民族国家与资本主义的包容性关系
作为“政治性议题”的民族国家观强化了民族国家与资本主义相互依存关系的论证，进而从过程逻辑与国际关系阐明了民族国家虽然并非产生于资本主义，但是在既存的国际体系中，其政治权威的领域性构成对资本主义发展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两者在对立统一中实现包容性发展。在这里，伍德和布伦纳开辟的研究论域得到了更广泛的讨论与更加深入的挖掘。
第一，资本主义过程逻辑内化催生了民族国家的存在形式。所谓资本主义过程逻辑，就是资本主义现代性过程，这就必须首先区分资本主义与现代性的本质区别。资本主义与现代性是两个不同的、自主的历史过程。不论从时间上（19世纪与16世纪），还是从领域上（经济领域与文化、政治领域）都可以证明两者并非等同；资本主义仅指资本主义经济与资产阶级的崛起，而现代性则包括科学革命、个人主义与理性主义等广泛内容，两者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在明确资本主义与现代性不同质之后，在作为“政治性议题”的民族国家观内，往往将现代性的历史过程划分为两个逻辑：一是绝对主义资产阶级现代性（也被称为专制主义的资产阶级现代性），二是资本主义现代性，两者具有不可同约性。从当前较为成熟的资本主义发展形态向前追溯，可以看到资本主义现代性不断进行自我普遍化，并吸纳绝对主义资产阶级现代性的制度、理念等因素。如此，资本主义自我普遍化的极端状态就是完全的全球国家。但是，现实的全球国家并未出现，拉切尔将原因归结为前资本主义国家尚未完全内化，而过程逻辑内化不充分的结果便是民族国家。
第二，绝对主义的资产阶级现代性解释构成了资本主义现代性。拉切尔指出，以国家间体系诞生时的地缘政治为切入点，才能理解两者的关系。从根本上看，多国体系先于资本主义存在，国家的“无政府结构”在欧洲资本主义出现之前就已存在，这意味着资本主义自产生时起就含有多国并存的血统，而在资本主义进入欧洲国家体系之后，国家关系也并未走向和平稳定。因此，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国际体系不是外生的，而是其过程逻辑的内在化。在此基础上，资本主义无力改变多国并存的现状，以及源于资本主义本身的结构化、开放化的体系。可见，资本主义并非指经济，而是一整套市场依赖性的结构与制度。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与无止境的变化造成资本主义包容历史遗产的不确定性，也就无法确定资本主义现代性能否最终吸纳绝对主义资产阶级现代性。由此可见，这既能带来资本主义与民族国家的包容性发展，又促进了属地主义继续塑造资本主义方式。
3.空间不重合：民族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角色与定位
在伍德和布伦纳等人看来，政治与经济分离作为资本主义特殊性的展现，深刻影响了资本主义过程逻辑的构建，而“空间不重合性”使民族国家在国际关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功能，其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民族国家而不是跨国机构对全球资本具有不可或缺性。在资本扩张逻辑的推动下，跨国公司、跨国机构的地位与作用凸显。虽然跨国公司具有全球性，但其总部固定于一个国家，并利用国家权力影响策略制定，这意味着跨国机构绝非脱离国家而存在，其必须依附于国家结构，以此确保产权稳定性以及在决定自己赖以运行的游戏规则时的预判力。因此，全球资本是全球化的受益者而非组织者，经济的全球化需要民族国家的中介。其二，民族国家的地理空间是世界体系的基本空间参考。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阶级身份与利益具有跨国性，而政治权威的属地性使阶级利益与国家利益得以融合，对塑造资本主义的历史具有关键影响。民族国家构成的领土空间对社会阶层的社会和空间建构有着深刻影响，即通过领土界限分割资本的社会空间，能够将资本的水平维度与各州的垂直维度结合，这一过程就提升了资本的控制力与扩张力。其三，资本主义迫切性亟须民族国家作为传送带。资本主义“政治”与“经济”分离的特殊形态使世界体系的界限划分为领土边界（政治）与贸易壁垒（经济）两个维度，通过市场迫切性手段，资本可以跳出直接镇压的限制并移动到政治权威边界之外，但是市场迫切性所具有的无政府状态意味着纯经济手段无法代替政治手段实行镇压，这就需要具有规制功能的“政治构成性财产”对其进行必要的补充，以维持资本主义社会的稳定性。在国际关系体系中，民族国家自身的规则体系恰恰弥补了帝国主义规范性的缺失。其四，民族国家构成了新帝国主义时代工人能量的汇聚地。新帝国主义的突出特质就在于强制人们卷入市场的游戏规则，最终以高度的市场依赖性淘汰失去生产工具与生产资料的工人阶级。工人阶级丧失经济领域的地位之后，资本主义对作为核心政治机构的国家提出要求，使工人阶级只能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从而导致了更为广泛而彻底的革命。此外，帝国主义无法脱离政治控制而仅仅依赖纯粹的经济统治，其庞大的军事力量必须对附庸国家与后发国家造成威胁。因此，民族国家维持了一批工人“预备部队”，并通过它才能有效整合各种政治优势，成为社会革命的潜在力量。
三、审思作为“政治性议题”的民族国家观的可能启示
习近平指出，深入分析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潮“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发展趋势和命运，准确把握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新特征，加深对当代资本主义变化趋势的理解”。伍德和布伦纳等人所阐发的作为“政治性议题”的民族国家观在民族国家的政治态度与核心论点方面提供了许多值得关切的新思考，其积极价值与典型缺陷都需要引起我国学界的充分关注与认真对待。
1.作为“政治性议题”的民族国家观的积极价值
21世纪以来，西方左翼学者围绕新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变化及其全球治理问题展开广泛而激烈的讨论，由国家转型与以国家治理为核心的民族国家在全球体系中的定位再度成为流行议题。当前，民族国家的影响非但不会消失，反而会因资本主义社会性质而日益强化。正是在不断审视帝国主义本质与特征的过程中，伍德、布伦纳及其拥趸强调自己是从“政治性议题”的角度切入马克思主义的，其推崇的民族国家作为资本主义世界基础与场域的基本论断具有一定的积极价值。
首先，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斧”，探寻民族国家的本质。在新帝国主义语境下，民族国家最大的问题是全球化扩张形态表现为资本逻辑，政治控制过程表现为资本的市场依赖性扩张的过程。伍德、布伦纳等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始终强调政治性判断，而并非立足于任何一方，特别深入探究了前者表现为后者的特定历史阶段的内在矛盾。在此过程中，他们聚焦于资本主义的特殊性，驳斥了资本主义是合理化技术进步、城市化、贸易扩张的自然结果的普遍化的观点，指出经济全球化与民族国家共同从属于资本逻辑，从而捍卫了马克思从具体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中探寻事物本质的立场。
其次，以新自由主义为“靶”，凸显民族国家的可拓展性。新自由主义是在全球化潮流不可逆与限制国家权力的语境中提出国家退场的命题，在此，民族国家被视为全球化的“主要抵抗目标”或“潜在反对工具”。事实上，这里存在具有意识形态属性的“全球化”与客观存在的全球性概念的混淆。伍德和布伦纳等人主张经济全球化具有资本主义属性，其并非只存在于经济领域，而更加聚集于社会关系层面，即“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因此，他们跳出经济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的解释框架，主张从政治角度（即国家逻辑）论证民族国家与资本主义相互依存、相互包容的关系，发现了民族国家在规范层面的独特作用。
最后，以帝国扩张的现实角度为“轴”，阐释民族国家的反帝国功能。民族国家不仅是资本主义的“导流器”，还在包容性发展关系中孕育出与帝国对立的力量。伍德就通过考察美国的扩张行为，深刻揭露美国在经济绝对优势的条件下积极投身军事战争与扩大军事投入的政治目标性，证明了以美国为代表的帝国主义运用经济手段控制民族国家，而政治手段仍是其最后防线。正因为如此，民族国家在帝国主义时期为世界体系构建提供制度规范的同时，由于帝国的强制扩张，民族国家内部产生了与帝国主义相对立的力量，而这种力量在无产阶级革命时会发挥独特的作用。因此，团结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力量有必要从资本主义国家体系内部入手，深刻揭露资本主义的真实目的，破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陷阱，为更加深刻的社会革命积蓄力量。
2.作为“政治性议题”的民族国家观的主要局限
从解释思维角度看，作为“政治性议题”的民族国家观具有浓厚的绝对性思维色彩。首先，“政治经济”的二分思维。伍德和布伦纳等人对民族国家产生与作用的阐释立足于新帝国主义对超经济力量的需求，而超经济力量与经济力量的分离则根源于资本主义。很大程度上，新帝国主义的界定标准源于全球扩张是否主要依赖经济胁迫，但在现实中却产生一个悖论案例——伊拉克战争的爆发。对此，伍德认为，新帝国主义军事扩张不是为了击败对手，也没有明确目的。显然，这一解释在美国“选择性介入”“离岸制衡”等政策前并不具有说服力。其次，全球化概念叠化为新帝国主义。伍德在运用全球化概念时往往加上引号，并将新帝国主义表述为“全球化”，表明其对全球化定性为资本主义。虽然马克思认为世界市场的形成源于资本法则的国际化，但是不能因此断定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属性。相反，马克思提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这表明世界市场本身是中性属性，片面将全球化视为帝国主义是不准确的，中国所倡导的共商共建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社会主义全球化的现实写照。
从国家理论谱系来看，伍德和布伦纳等人是在马克斯·韦伯的国家具体化语境中对民族国家加以系统性分析的，其立论基础是将民族国家看作社会规范体系，而在国际关系中，国家就是行为者本身。在此，不同国家（民族国家）被视为社会组织得以存在的组织和机构，就成了国际体系中竞争的基本且唯一的单位。正如伍德所言，“世界大国不直接卷入地缘和军事冲突，这在现代民族国家历史上是第一次。此类对抗都被资本主义形式的竞争有效地取代了”。由此可见，伍德、布伦纳等一味强调国家的社会功能，消解统治功能，即从韦伯的“社会行动—主观意义”角度界定国家，忽视马克思认为的国家本身作为统治阶级调和矛盾工具的阶级属性，而将民族国家视作国际关系的唯一单位，无异于简单否定了跨国机构存在的、与民族国家相同性质的资本主义利益集团，这从根本上忽视了跨国机器在国际体系中的存在价值。
从现实社会变革角度看，伍德和布伦纳等人提出民族国家将汇聚无产阶级革命的能量，但对民族国家如何实现联合力量助推革命却言之不详，因而在民族国家造成了“主权独立”的解释困境。其一，现实的民族国家对帝国主义的局部制约力量薄弱，难以形成整体力量。民族国家在世界体系中沿两条路径推进：一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竞争缝隙中独立性发展，二是依赖资本主义大国的依附性发展。无论在何种情况下，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为落后民族国家的生存创造了条件，即使民族国家的依赖性越发强烈。其二，帝国的政治强制手段会打破国内阶级的平衡。在国家内部产生国际工人阶级联盟，使帝国主义遭到空前挑战，但是并未就工人阶级联盟形成的条件与斗争方式展开说明，也未阐明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在帝国主义阶段运用民族国家的“汇聚”功能。
总之，国家是一种特殊的政治现象，对其进行政治性分析是必要的。伍德、布伦纳等人所提出的作为“政治性议题”的民族国家观，充分凸显了他们强调政治现象与政治性分析的理论特色。不难发现，作为“政治性议题”的民族国家观是基于新帝国主义与民族国家矛盾的判断，是对跨国机构的崛起和世界秩序的混乱的理论回应。伍德和布伦纳等人的确在现代国家意义上使用了“民族国家”概念，持续强调民族国家是世界体系中的基本单元，对世界秩序的维持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新帝国主义语境下民族国家“过时论”误将全球性与民族国家对立起来，掩盖了全球化的帝国主义背景与特质，而问题的实质在于民族国家与新帝国主义这对根本性矛盾关系，由于新帝国主义本质属性是资本主义的，因而资本主义的根本困境才是问题的关键。在这里，特别是在“民族国家是资本主义发展逻辑题中应有之义”的命题下，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性批判进一步谱系化，不但进一步论证了民族国家现代性起源的逻辑陷阱，也为资本主义特殊性的展现提供了新的理解方式。当然，我们应该警惕这一理论的话语陷阱，特别是在应对资本逻辑的全球化的意识形态话语控制中，如何厘清作为“政治性议题”的民族国家观的混同性，如何面对它与发展中国家政治现实脱节等，仍将是一个长久的挑战性课题。
文章来源：《学习与探索》2022年第7期
网络编辑：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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