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业，起着先导性、基础性和全局性的作用。而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既是高等教育改革的先行者，又是高等教育改革的受益者，更应成为高等教育改革的助力者。当前，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新路，是中国高等教育所面临的严峻挑战。这条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4月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所强调的，“不能跟在别人后面依样画葫芦，简单以国外大学作为标准和模式”，而要“扎根中国大地”来探索。[1]“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始终是教育的根本问题，站在思想阵地最前线的思政课，则是探索新路的先锋军。自习近平提出“大思政课”理念之后，高等教育领域的专家学者便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因为它不仅是新时代思政课建设的新方向，也是各高校探索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模式的新抓手，它或预示着一场影响深远的改革。我们若要全面理解“大思政课”，则需将其放置于历史大周期之中，辨其“来龙”与“去脉”，继而才有“谋定而后动”的改革。因此，正如党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期所做的审思与布局一样，在这个改革的当口，我们也需要站在党和国家中长期发展的战略高度，结合当前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转型，来研判“大思政课”的历史方位、厘清“大思政课”的理论定位，继而准确把握到底何为“大思政课”。
一、“大思政课”的语意溯源：何谓之“大”
“大思政课”，旨在培养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2021年3月6日，习近平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医药卫生界教育界委员时，首次提出了“大思政课”理念。当时，他从湖北武汉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惊心动魄的斗争讲起，并强调说：“‘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一定要跟现实结合起来。”[2]尽管学界围绕这一议题已有诸多颇具洞见的讨论，但亦不可否认的是，“大思政课”的概念仍存争议；而何谓之“大”，还需追溯“大思政课”的语意根源。
首先，“大思政课”是在接续上一阶段思政课改革的基础上提出的。党中央自十八大以来对思政课作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思政课建设一方面取得了诸多可喜的成绩，同时也存在一些瓶颈问题，从机制到体制、从观念到行动，提升思政课质量的“最后一公里”目前尚未打通。在国家出台加强管理、增配师资、单设项目、单做评价等一系列重大举措之后，课程质量这一难啃的“硬骨头”仍存在“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这意味着思政课的改革进入了“深水区”。此时提出“大思政课”，体现了党中央的破局之思。
其次，“大思政课”是在进一步完善“大思政格局”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大思政课”与实践教学、劳动教育、“三全育人”等概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共同支撑起新时代的“大思政格局”。从“思政课”到“大思政课”，课堂是不可替代的主阵地和主战场。为此，新时代的思政课教师要争做“大先生”，新时代的思政课堂要善用“大资源”，新时代的思政教育要汇聚“大能量”，从而才能加快培养新一代的心怀“国之大者”。此时提出“大思政课”，彰显了“课堂革命”的时代之责。
以笔者拙见，“大思政课”并不等于“大思政”，它的重音依然在“课”。一方面，思政课之所以要“大”，是要和现实紧密结合，将课堂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讲出时代性。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不断掀起“重读马克思”“回到马克思”“走进马克思”的学术热潮，这对破除教条主义、本本主义起到了追本溯源的重要作用，也为马克思主义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理论前提。然而，学者爬梳文本的最终目的却不应是“回到马克思”，而是在新的历史起点继续“发展马克思”，为新时代的青年“讲‘活’马克思”。正如习近平所说：“对待马克思主义，不能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也不能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发生失误。”[3](P13)由此而言，大思政课之“大”，应体现在思政课教师不仅要给学生“讲深讲透”教材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经典“例题”，还要“讲活”复杂现实中的“应用题”。例如，“讲活”1978年的时代转折。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和邓小平曾先后提出了“向后看”和“向前看”两个重要的口号：所谓“向后看”，就是要厘清历史遗留问题的深层根源；而所谓“向前看”，就正如邓小平所说“把过去的事大体处理完，把人民群众的力量引向未来”。[4]当时，这两个口号引发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党内大讨论，帮助我们党厘清了历史遗留问题的深层根源，明晰了“向后看是为了向前看”这一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方法，探索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篇章。又如，“讲活”十八大以来的时代转折。鲜活的实践、生动的现实蕴含着丰富的理论之源、信念之基、情怀之根，要想让理论“鲜活”起来，关键是将理论结合实际“运用”于具体案例之中，而习近平之所以告诫教师要将“亿万中国人已经书写和正在书写的时代篇章”[2]作为思政课的鲜活素材，正是要让学生从中知往鉴今、明辨是非，在认识世界和分析世界的过程中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
另一方面，思政课之所以要“大”，是要和现实紧密结合，将课堂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讲出针对性。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书斋里的学问”，但现实中“坐而论道式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5]却不少。当前，我们不时会看到一些思政课堂将“教书”与“育人”分置，教师在理论课上只顾搬运抽象的概念和论断，在实践课上只顾组织参观和讲解陪伴；而学生则一直“冷静”地保持着“旁观者”视角，理论还是理论，自己还是自己，似乎理论与自己之间并没有关联。不可否认，这样的思政课并没有对当代青年形成有效引领。由此而言，大思政课之“大”，还应体现在思政课教师不能满足于给学生“讲活”理论，还要能用理论来激活青年、讲清困惑。例如，讲清北平青年的“读书”与“救国”困惑。1935年底，“华北事变”爆发，北平学生率先发出“华北之大，却安放不下一张书桌”的爱国怒吼，但在“怒吼”之后要如何抗日，到底是“读书”还是“救国”，成了青年学生的普遍困惑。为此，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北平学联的骨干针对国民党政府的“读书救国”论调，有针对性地提出“救亡不忘读书”的口号，并通过成立各类学术团体、文艺团体，将救亡融于学术与生活，吸引了许多中间派的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渗透抗日救国的教育。[6]又如，讲清当代青年的“躺平”与“内卷”困惑。从表面来看，这类问题是青年学生的个体选择；但从根源来看，它却关联着高校生态、人才评价、就业服务、婚恋育幼等诸多社会问题。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7](P136)要想有效引领青年，新时代的思政课教师就要站在问题的最前沿，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并且身体力行地解决问题，让课堂内外的“教书”与“育人”共为一体。
归根结底，“大思政课”是要以加强与现实的对话来“育人”，以大视野和大体系来冲破原有部分教师、部分课堂“躲进小楼成一统”的态势，让理论与时代同频共振，从而激活青年的创新动力。由此，我们不难理解教育部在2021年底所印发的《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标准（2021年本）》中特别增设一个A级指标的原因，即“建设‘大思政课’……全面提升育人效果”。事实上，“大思政课”理念的提出，并不在于具象地落实“大”课堂，而在于通过推动思政课的质量革命，加快培养心怀“国之大者”。从思政课自身的改革历程来看，这是一场势在必行的创新；而结合中国高等教育的战略转型来看，这更是一场肩负使命的改革。
二、“大思政课”的历史方位：推动新时代的创新人才培养
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其中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的根基和底色，也需在“守正”的同时积极“创新”。在新阶段，“大思政课”理念之所以应运而生，体现了高等教育界、思想政治教育界的主动担当；而它的实施路径，也是嵌套在党和国家的人才战略、高等教育的发展战略以及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改革方案之中，从而一体化设计、一体化推进的。由此，我们不能孤立地看待“大思政课”，而要从历史方位来理解和把握“大思政课”，它所带来的影响其实并不局限于某门课或某类课，而是牵一发而动全局的整体性变革。
第一，定位“大思政课”，要从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的高度来把握。国家发展靠人才，民族振兴靠人才。正如习近平在2021年9月召开的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所强调的：“实现我们的奋斗目标，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关键”，为此，“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更加重视人才自主培养，加快建立人才资源竞争优势”，“大力培养使用战略科学家”。[8]的确，在世界格局深度调整、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日益激烈的形势下，以往一些高校中所存在的一定程度的忽视政治、淡化政治的倾向，已经深层地影响到了我国的科技发展与人才流动。站在第二个百年新征程新起点上，党中央将人才工作提至战略层面，是极具全局性和指导性的。首先，我们的高端人才缺口较大。根据中国科协调研宣传部、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联合发布的《中国科技人力资源发展研究报告（2018）》，截至2018年底，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达10 154.5万人，规模是世界第一，但是战略科学家偏少。[9]那么，何为“战略科学家”？大体而言，需要具备三种特质：一是要在战略前瞻上有洞察力，看得远；二是要在战略布局上有判断力，把得准；三是要在战略实施层面有领导力，带得成。[10]这三种特质指向了一种高素质的复合型创新人才，它要求人才能够跳出自己专业的狭小领地，具有大视野和大格局。其次，高端人才所需的综合素养，尤其是政治素养，是目前推进战略的一块短板。由于综合国力、发展阶段等多种复杂因素所限，上述素养在以往的高等教育中未被充分重视、充分体现。但方向的问题是根本性的问题，青年学生的价值取向决定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决定中华民族的长久竞争力，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否后继有人。因此，加强思政课建设是推进人才强国战略中的重要一环，“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就是要想国家之所想、急国家之所急、应国家之所需。从这一维度来讲，建设高质量的思政课，就是要让学生在思政课上能够“一点点放大眼光”，不只懂得“低头拉车”，还要学会“抬头看路”——在未来永攀科技高峰的路途上，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坚持面向经济主战场、坚持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坚持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因此，“大思政课”之“大”，需从国家中长期发展的战略上去把握。
第二，定位“大思政课”，要从推动中国高等教育的转型来把握。要扎实推进人才强国战略，就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人才培养模式，这是从“培养什么人”落实到“怎样培养人”的逻辑追问。然而，今天中国高等教育所要构建的人才培养模式，难从西方900多年的大学发展史上找到答案，未来中国所需的人才，也难靠远赴重洋或招才引才来直接获得，因此，“走人才自主培养之路”已经成为当下的一道必答题。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道必答题的难度是极高的。首先，“拔尖”人才的培养模式并不必然通往“创新”人才的培养之路。诚然，我国的基础教育在过去40年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能登上国际顶尖赛事并摘得桂冠，但高等教育的目标不同于基础教育，“创新”人才也不同于“拔尖”人才，“拔尖”常常意味着在既定规则下的成功和领先，而“创新”却往往和突破常规不怕失败的潜质联系在一起。[11]其次，要探索“创新”人才培养模式，还需一体化推进课程设置和制度设计，尤其要突出中国特色，立足中国大地，解决中国问题。事实上，当前的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已经进入了“深水区”。例如沉疴已久的“五唯”问题、专业之间的壁垒、学科设置与市场的脱节等，都具有复杂性、错综性、长期性的特征，而更根本的，则是高等教育改革中“计划”与“市场”的矛盾问题，哪些问题可以用市场手段解决，哪些问题可以用计划手段解决，还未彻底弄清楚。因此，要推动改革向纵深发展，便只有继续探索“自主”之路。这就如同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所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当历史与他国皆不能提供清晰答案时，我们便要敢于“摸着石头过河”，一边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和灵魂作用，另一边主动发展21世纪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教育。在今天，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与高等教育的发展互为表里。基于这一认识，所谓建设高质量的思政课，就是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深入回答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对于教师而言，意味着不能僵硬教条地讲概念，不能浮光掠影地做实践，而是要以“大思政课”激发学生创新的兴趣、点燃学生创新的热情、提升学生创新的能力。因此，“大思政课”之“善用”，需从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型中去把握。
第三，定位“大思政课”，还要从统筹党的十八大以来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中的各项改革来把握“大思政课”。如果说上一阶段的思政课改革更多的是从课时保障、学科设置、师资配备、资金配套等各个方面完成了“有没有”的建设，那么下一阶段的改革则要落到进一步追问“好不好”的问题。所谓“好”，于教师就是要做到“六个要”，于课程就是要做到“八个相统一”，于学生便是要有“获得感”；而这个“获得感”在当前新的历史坐标之下有了一个更具体的指向，即能激发创新、能勇担使命。毋庸讳言，当前的思政课质量距离这一目标尚有差距。首先，思政领域的“创新”面还不够宽。例如，尽管十八大以来思政领域产出的国家级省部级教学成果、青年教师教学比赛成果、教学专项课题等，在数量上已有千余，但其“反哺课堂”的广度和深度还有待进一步拓展。又如，近年思政领域的教材建设、教师队伍建设、学科建设、期刊建设等成绩突出，但从全局来看仍存在“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不协同问题。其次，思政课堂的“创新”尚缺乏一些更根本、更底层的思维创新和理论创新。例如，教学内容中政治性与学理性相统一的问题、教学设计中主导性与主体性相统一的问题、课程评价中过程性评价与结果性评价相结合的问题等，皆属于思政课改革中长期想解决而没有彻底解决的难题，如今这些问题已经成为影响思政课课堂乃至高等教育人才进一步改革创新的“卡脖子”问题。所以，思政课下一阶段的建设也在呼唤系统性的改革创新，它要求我们从全局、长远、大势上作出判断和决策，建设既内部协同又外部开放的思政课课程体系。基于这一认识，所谓建设高质量的思政课，就是要贯彻“十四五”规划所强调的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要全面提升思政课的建设质量，就要一边紧紧抓住课堂建设这个“牛鼻子”，一边打通整个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努力做到全局和局部相配套、治本与治标相结合、渐进和突破相促进。因此，“大思政课”之“结合”，需从思政课的育人体系中去把握。
面向下一个百年的新征程，党和国家对高校思政课建设寄予众望、赋予重托。正如怀进鹏部长在2022年1月举行的“2021—2025年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指导委员会成立大会暨工作会议”上所强调的“四个要求”：“抓好后继有人根本大计要求思政课培根固本、铸魂育人，建设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要求思政课提质增效、引领方向，应对国内外意识形态领域复杂形势要求思政课激浊扬清、立破并举，大学生思想认识和价值观念多样多变要求思政课解疑释惑、析理明道。”[12]的确，无论是党情、国情、世情，还是学情，都要求思政课与时俱进、深层变革。创新之道，唯在得人；而得人之道，思政课理应先行。从这个意义上讲，“大思政课”理念的提出，深深根植于变局之思——从党和国家发展的战略上进行准确判断、从人才自主培养的策略上进行科学谋划，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深刻理解“大思政课”理念及其指向的系统性改革。应该看到，这将是以一场深入的课堂质量革命来撬动未来中国创新人才培养的整体性变革，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三、“大思政课”的理论定位：定义新时代的高质量思政课
理论的创新与发展，最深厚的源泉来自于实践；而从实践中走出的“大思政课”，也必将推动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再一次演进。如果说2021年3月“大思政课”理念的提出，高屋建瓴勾勒了一个愿景；那么2021年底教育部所印发的《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标准（2021年本）》，则绘就了一张蓝图。在这份文件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新时代的思政课不是若干门课，而是若干组课；不是由马克思主义学院来单独建设，而将与各高校党委、行政领导及有关部门、教务处、研究生院、人事处、科研处、财务处、学生处、团委、宣传部来共同建设。换言之，这是一项具有复杂性和长期性特征的综合性改革，旨在整体性地推动新时代思政课高质量建设。
推动多个领域的“高质量发展”，是“十四五”规划的核心议题。自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远景目标的建议》并明确提出“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之后，教育界从教育理论、教育实践、教育管理等多个维度对“高质量课堂”展开了热烈讨论。所谓“思政金课”，思政课教师则更多提及要符合习近平所提出的“八个相统一”原则，即坚持政治性和学理性相统一、坚持价值性和知识性相统一、坚持建设性和批判性相统一、坚持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统一、坚持统一性和多样性相统一、坚持主导性和主体性相统一、坚持灌输性和启发性相统一、坚持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13]应该说，“八个相统一”为把握“高质量思政课”的内涵提供了依据。伴随“大思政课”理念的提出，从逻辑上讲，对“高质量”的界定便会出现两个不同的层级——“高质量的一门课”与“高质量的一组课”；而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后者往往并不简单等于前者的叠加，由此便引发了一个新的问题，即如何在下一阶段的改革创新中准确把握“高质量”这一目标。事实上，“大思政课”所关注的“高质量”不是单纯从一门课的层级上说的，而是从课程群的层级上说的，而这也引导我们从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创新层面重新思考何为新时代的高质量思政课。
第一，作为课程群的“高质量思政课”，应具有内部协同性。当前，按照中央确定的最新方案，本科阶段的思政课课程设置已逐步形成了必修课加选修课的课程体系。其中，必修课既包括“形势与政策”“思想道德与法治”“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等多门传统意义上的必修课程，也包括围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宪法法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主题陆续开设的选择性必修课程；选修课则依据各个高校的具体情况开设，数量更为可观。应该说，上一阶段不断增设课程、增加学分的改革措施，表明了党中央对思政课的高度重视；但同时各门课程、各个模块之间随之而来的“踩脚”问题却也日益突显。
首先，所谓“协同”，是要以新的知识体系为依据，明确各门课程学分设定和学分比重的意义。相比于之前的思政课体系，现行的“必修课加选修课”的课程体系不仅是对学分总规模的扩大，同时也是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架构的重组。例如，以近年来重点建设的“形势与政策”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以及2学分的实践课来看，可知新时代的思政课有意加重“实践逻辑”的比例。又如，以从2021年开始探索的“四史”课程来看，可知新时代的思政课有意提振“历史逻辑”的角色。而这些，事实上都是面对人才强国战略所作出的主动调整，从某种意义上讲，皆在以更开阔的大视野和大格局让理论逻辑在实践与历史的映衬下彰显出21世纪的思想活力。然而，从一线的实践来看，大部分的思政课教师还没能充分理解其深层用意，仍然是新设一门课就备一门课，只管扫自家的“门前雪”。不得不说，这种不“抬头看路”的“拉车”方式大大消减了新阶段思政课的改革效能，使得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无法真正融入思政课的课堂，遗憾地折损在“最后一公里”。因此，梳理“大思政课”课程体系背后的知识谱系，是建设新时代高质量思政课的重要前提。
其次，所谓“协同”，是要以创新能力进阶为线索，捋顺各门课程修习时段和挑战度衔接的排序。打造“金课”，离不开学情分析。关注新时代青年学生从大一到大四的思想变化，是制定各个模块、各门课程修习顺序的重要依据。尽管从知识体系来讲，文科课程不像数理专业的课程那样，于本科四年间所修的专业课程皆有严格的先后顺序，但从批判性思维的逐级养成来讲，思政课体系，尤其是必修课模块，也需设定纵向攀升的挑战度来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例如教师对延展阅读的推荐，在初阶课程中应挑选相对亲切通俗的读本，而在高阶课程中可采用相对艰深思辨的著作。又如教师对课程作业的设计，在初阶课程中可选择以认知为主、以探究为辅的题目，让学生从已知到未知尝试知识迁移；而在高阶课程中则可选择完全开放、甚至高度模拟真实挑战的课题，让学生打破知识壁垒尝试思维创新。从建构主义的视角出发，当前的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已从原来的“以教为中心”越来越转向“以学为中心”，但目前的思政课集体备课对此却多不涉及。从客观来讲，这源于集体备课多限于同一门课程的教研室内部，老师们对学生的纵向发展并不了解；但在根本上，其实更多的是主观原因，思政课教师的思维方式还需进一步由“教书”转向“育人”，进而实现对创新人才培养的持续性引领。因此，设定“大思政课”课程体系背后的能力进阶，是建设新时代高质量思政课的关键问题。
再次，所谓“协同”，是要以价值导航为目标，搭建和而不同的课程体系与回旋上升的课程层级。上一阶段的“大中小一体化”和“本硕博一体化”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已为推进思政课课程体系的回旋上升奠定了重要基础；但仍不容小觑的是，由于本科阶段的新增思政课较多，所以在起步阶段难免有所重复而重点不清。相对来讲，“大中小”与“本硕博”的任课教师因各有所属，故协同的重点在如何能“和”；但现行体系中传统必修课和新增的选择性必修课同属本科阶段且教师多为两边兼任，故协同的重点变为如何能“不同”，这一工作实则难度更大。其中，“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与“四史”课程之间的关系最难把握，但若处理不好，便有可能造成“回旋向下”的负面效果。由此而言，以全局性和长远性的视角去审视思政课课程体系的“扩容”非常必要，所谓“提质增效”不是单看某一门课的效果，而要看最终“和而不同”的整体效果。因此，协同“大思政课”课程体系背后的价值引领实效，是建设新时代高质量思政课的核心要义。
第二，作为课程群的“高质量思政课”，还应具有外部开放性。以往，我们从推进思政课的专业性和学理性入手，多强调其内部建设；但总揽当前人才培养的全局不难发现，“大思政课”所引发的外部开放问题是更具挑战的新议题。之所以要“开放”，是因为在推进人才强国战略的大趋势之下，思政课理应成为中国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模式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而“有机”则意味着思政课不可自说自话、闭目塞听，不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所以能“开放”，有赖于“大思政课”所强调的“把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相结合”的建设思路。其一，思政课应主动连接课程思政，使思政教育与专业教育辩证统一；其二，思政课应主动连接“三全育人”，使思政教育与育人工作辩证统一；其三，思政课还应主动连接就业选择和创新创业，使思政教育与学生的职业规划、人生发展辩证统一。而这都需要思政课教师更主动、更细密地去做“对接”工作，以充分发挥思政课的圆心作用，使其效能在多个领域中形成辐射和拓展，进而探索出一条新时代“又红又专、全面发展”的实施路径。事实上，这种对外开放、统筹推进的创新思路，反过来，不仅能长期惠及思政课课堂的质量提升，还会进一步助推师资队伍的内外联动，进一步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教育。
结语
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革创新者胜。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就要在守正创新中发展21世纪的思想政治教育。“大思政课”的提出，与国家人才强国战略和高等教育人才自主培养模式一脉相承，由其历史方位再论其理论定位，可知“远见”出“卓识”，这是一次兼具战略坚定性与策略灵活性的改革创新，也是兼顾一门课与一组课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探索。因此，准确把握“大思政课”，就要把具体问题上升至方向、道路和原则上思考，把局部问题放诸整体、全局、大势中思考，把当前问题放在过程、发展、创新中思考，统筹处理好思政课改革创新的阶段性与连续性。尽管这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长期任务，但教育事业本不可急功近利，只有久久为功、绵绵用力，才是扎扎实实推进新时代高质量思政课建设的根本之道。
（作者：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长聘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网络编辑：彩虹
来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2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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