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间，全国疫情呈现多点散发的样态，疫情防控形势日渐严峻。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30日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座谈会。她指出，防控工作稳中求进，防控政策持续优化，走小步不停步，不断完善诊断、检测、收治、隔离等措施。
在二十条背景下，国家对疫情防控的精准性提出了更高要求，人民群众也对疫情防控的人性化有了更加迫切的要求。比如，近段时间很多地方的被隔离群众对方舱的条件提出了质疑，核酸乱象也给群众造成了很大困扰。但人们未见的是，不少地区的医护和其他为方舱服务的人员长期高压工作，并没有办法提供优质服务，核酸乱象也不是地方不想解决，而是确实资源有限。为了有效贯彻二十条目标，真正优化疫情防控措施，高质量实现动态清零目标，为基层赋能迫在眉睫。
笔者在各地调查中发现，疫情防控三年来，基层疫情防控能力的提升极其有限。多数地方用于疫情防控中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不是增加了，而是降低了。在疫情防控初期，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都将疫情当作头等大事来抓，也都相信疫情防控是一时之事，再加上各地过去多年多少都还积累了一定的公共资源，投入到疫情防控中的资源是比较充足的。但疫情防控常态化以后，多数地区因疫情经济社会发展受到了来影响，基层的日子并不好过。但疫情防控俨然成了日常必要事务，占据了一大部分行政资源。
比如，今年以来，没有疫情的地区都将“外防输入”当作常规工作来做，在高速路口等地方设置卡口，进行人员登记检查，落实“落地捡”，基层需要统筹乡村两级干部和公安、卫生等人员，进行二十四小时值守。笔者在多地调研发现，一开始基层政府都承诺值守会有补贴，但后来发现，值守时间太长，且已经变成为日常工作，政府想发补贴也发不起。有些疫情流行地区，基层 用于疫情防控的预算根本就不够，有些疫情防控开支，如值守人员所需要的方便面、矿泉水等，看似事小，因时间长，人员多，对基层而言也不是一笔小开支，很多街道社区只能依赖于辖区商户和企业的募捐。南方某发达城市的街道为了募捐，街道办一个一个电话请辖区企业主捐资捐物。第一次，大家还配合，但由于疫情反复几次，街道办一而再再而三的募捐，不仅企业主有意见，连基层工作人员都觉得不好意思，这客观上也影响了营商环境。
可以说，过去基层疫情防控的成果，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一刀切”和“层层加码”的基础上的。过去疫情防控中的层层加码现象有一定的普遍性，除了个别地方和个别干部作风不踏实、工作能力有限外，最重要的原因是资源有限。基层没有足够的资源来开展精细化的流调，也没有真正专业的疾控专家对每一例受感染和密接的群众进行环境评估，而疫情防控的基本原则又是“四早”“以快制快”，基层就只能“一刀切”或毫无准备地封控和集中隔离。基层没有足够的工作人员，也就只能依靠一些技术监控和物理隔离手段，传递给群众的印象就是基层工作不细心、不人性化。在人们对疫情防控还有较高共识的情况下，群众还是普遍配合较为刚性的防控措施；但现如今，人民群众对简单粗暴的疫情防控措施所带来的负面印象，接受程度越来越低。
检讨三年来的疫情防控，最大的教训是把疫情防控当作一个纯粹的行政事务，而不是群众参与的公共事务。疫情防控本是公共卫生的一部分，但实践中，却没有了公共性，政府和群众俨然成了对立面，这是非常遗憾的事。居委会本来就是群众性自治组织，但众所周知，它已经行政化了，居委会工作人员都是拿工资的办事员，并不是做群众工作的人民公仆。防疫的“志愿者”，几乎都丧失了“志愿”内涵。下沉的党员干部，是完成政治任务；而那些领工资的“志愿者”，说白了就是临时工而已，别人是来拿补助的，而不是服务社会的。在行政逻辑下，在花钱办事的方法下，被服务的群众，就成了冷眼旁观的客体——哪怕是基层服务水平再高，再周到，群众被伺候得很好，又有什么意义呢？客观上说，常态化疫情防控最失败的地方就是把2020年初疫情防控中的群众路线丢了。那些团长、楼栋长、党员、志愿者，去哪儿了呢？须知，志愿者只能是偶尔为之，在紧急状态下发挥作用，而我们一旦将紧急状态常态化，也就别怪积极分子也疲态了。
就笔者的观察看，动态清零疫情防控效应有三大差异，优化防控政策也需兼顾这种内部差异。一是城乡差异。三年的经验证明，农村地区因为人员密度小，流动性不强，经济活动比较少，疫情防控效果还是比较好的。农村医疗资源虽然比较少，但其自然屏障有利于疫情防控。因此，在考虑“动态清零”政策调整的时候，得有城乡差异的视角。客观上，农村的确是适合动态清零方针的，将来哪怕城市适度放开了，笔者都认为农村还得坚持较为严格的动态清零方针。
二是区域差异。动态清零在不同区域有不同的执行效果，东部大多数沿海身份，还是受益于动态清零方针。这些地区因为投入资源大，在短期内将散发疫情控制住，对经济社会的冲击就比较少。但这几个月中西部的一些城市因为投入资源有限，且动态清零经验不足，疫情冲击比较大。从“动态”角度看，每一次疫情防控的硬仗，都会增强城市的应对能力。在这个意义上，审慎评价动态清零政策，很重要。
三是人群的差异。城市中产阶层的收入比较稳定，且在观念上倾向于自由，少点限制，对封控的敏感度要强。在城市居民中，相当部分市民在第三产业，疫情封控对服务业有直接冲击，这对这部分中低收入群体也是有极大影响的。但也要看到，对于大多数产业工人，包括农民工而言，普遍的一天十二小时，宿舍和车间两点一线的生活，“自由”对他们就是一个奢侈。他们要的是安全，以及有班可上，而不是抽象意义上的自由。而动态清零对第二产业是有利的，也是中国制造业保持活力的原因。
优化疫情防控政策的前提是给基层赋能。具体而言，一是要给基层减负。基层是执行者，上级政策的不科学以及统筹不够，就有可能给基层添乱。当前，基层大量人力物力耗在毫无意义的防控工作中，比如，各地的流调主要还是依靠社区在做，而多数城市的流调秉持“有枣没枣先打一竿”的做法，对所有外来人员都重复打电话。在很多地方，大数据不仅没有给基层赋能，反而是增加了基层负担。
二是要给基层减责。疫情防控中的问责制，在紧急状态下有道理，但在常态化的今天，问责机制得慎重使用。尤其是，疫情发生和传播在某种程度上和基层没有多大关系，但出了疫情或防控中出了瑕疵，基层都要被问责，这极其不合理。在很多情况下，基层搞一刀切、层层加码，考虑的并不是防疫效果如何，而是要向上级进行合规性证明。让基层轻装上阵，减少被问责的负担，他们就没有理由来折腾自己，折腾群众。
三是要给基层创造条件。上级应该对疫情防控的基础设施做好统筹规划，比如疫苗、核酸、医疗和方舱等公共卫生资源的合理规划，可以极大程度提高基层效率。近期一些地方反映出的方舱内部的管理问题、核酸乱象以及个别患者就医不及时等问题，说到底还是因为筹划、准备不足而导致的。在一些城市的疫情防控期间，物资保供和物流不通畅，导致群众怨气极大，客观上也不应该将板子打在基层身上。至今为止，全国各地的健康码还未统一，一些城市因为弹窗、蓝码等给群众造成了不少困扰，也给基层增加了极多的困扰。
很多人说，疫情防控没有中间道路。绝对意义上，这也许是有道理的。但到如今，疫情防控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的毛细血管中，中国社会内在的多元复杂性，意味着不可能只有一种抗疫模式。“清零派”和“躺平派”看似不可调和，其实只是站在不同的角度和立场上说话而已。在政策科学上，就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清零”或“放开”，最优解其实是“有序”（封控/放开）。目前而言，从政策层面上看，“有序”的前提是让基层有准备，让社会有充分而确定的预期。比如，如果是“有序放开”，基层需要做哪些物资、人力和物力上的准备，在“有序放开”过程中，校园、工厂等人员密集场所，以及一些重点行业人员，防控政策上是不是得和其他社会面有所差别。更关键的是，“有序”放开得有充分的社会教育，得告诉民众放开的后果是什么，得有科学合理的行为指南。
动态清零的核心不在“清零”，而在“动态”——它本身就内含为开放创造条件的意思。在疫情防控这件大事上，基层是负重前行者，而不是麻烦制造者。只有为其赋能，才能解决过去一直解决不了的层层加码等问题，才能真正优化疫情防控策略，为疫情防控创造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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