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全集》第四十四卷——11．致亚·尼·波特列索夫（1899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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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9年4月27日

　　亚·尼·：接到您3月27日来信非常高兴，因为它终于打破了您长久执拗的沉默。要谈的问题的确积了一大堆，但是一些主要是论著性质的问题要在这里细谈是做不到的。而现在又有了一个杂志[37]。如果不与同人们谈谈，在写作时就会觉得太脱离实际了。这里只有一个尤利主动地对此表示十分关切，但是可恶的“遥远的距离”妨碍我们充分地详谈。
　　从现在最使我注意的和最使我激动的问题谈起，即从《开端》杂志第1—2期合刊和第3期上布尔加柯夫的文章谈起。读完您对它的评论，我说不出地高兴，因为在一个最主要的问题上我得到了同情，——尤其高兴的是，这种同情来自编辑部，而从编辑部获得同情显然一般是不大可能的……如果说，布尔加柯夫的文章使您产生了“可厌”和“可鄙”的印象，那么，它简直使我气愤。到目前为止，不管我怎样反复阅读布尔加柯夫的文章，始终不能理解，他怎么能写出这样满篇妄言、口吻极为低劣的文章，编辑部又怎么能丝毫不表示自己不赞同对考茨基的那种“严厉斥责”。我也和您一样，“深信读者会完全〈的确！〉被弄得困惑不解和莫名其妙”。事实上读者又怎能不莫名其妙呢，因为有人代表“现代科学”（第3期第34页）向他们宣布，考茨基的一切都是不正确的、任意捏造的，都是社会的怪异现象，“既无真正的农艺学，也无真正的经济学”（第1—2期合刊）等等，而且考茨基的看法不是被说明了，而简直是被歪曲了，同时布尔加柯夫本人的见解也根本看不出是一种前后稍微一致的体系。如果一个人有一点党性，对所有的同志，对他们的纲领和实际活动有一点责任感的话，他就不至于那么狂妄地“找岔了”（按照您的正确说法），自己什么也不写，而只是许愿要写……关于“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学术著作！！显然，他自认为是一个对同志不负任何义务和责任的“自由的”、单独的、教授式科学的代表。当然，我不会忘记，在俄国的条件下不能要求杂志容忍一些同志，排斥另一些同志，但是象《开端》这样的杂志毕竟不是（类似《世间》杂志[38]、《科学评论》杂志[39]等等）那种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不时髦的文集，而是一个派别的机关刊物。因此对于这样的杂志说来，必须对那些学术上的狂妄分子和一切“局外人”给以一定的约束。《新言论》杂志所以获得巨大的成就，就正是由于编辑部把它当作派别的机关刊物，而不是当作文集出版的。
　　我读考茨基的书的时候布尔加柯夫的文章还未发表，在他的文章里我没有看到对考茨基的任何一点有根据的反驳，而只看到对考茨基的思想和主题的大量的歪曲。例如，布尔加柯夫武断地说什么考茨基把技术同经济混淆起来了，说什么他证明了“农业的衰亡”（第3期第31页，考茨基说的恰恰相反：第289页），说什么他否定了农业发展的趋势（第3期第34页）等等，这些话是多么荒谬啊！
　　我已写好第一篇论文《农业中的资本主义（论考茨基的著作和布尔加柯夫先生的文章）》并在两个星期前寄给编辑部了，现在正动手写论布尔加柯夫文章结束部分的第二篇文章[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85—134页。——编者注］。我很担心，彼·伯·会借口篇幅太大而拒绝接受（它比布尔加柯夫的文章长，第一，因为我必须举出理由驳倒那些毫无根据的、不加思索就作出的判断，如他说，马克思关于农业中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比例在缩小的说法是错误的。第二，因为必须说明一下考茨基的观点），或者借口不愿意进行论战而加以拒绝（我当然在文章中没有用任何谩骂的句子，象上面说的那样，同时也极力避免掺杂任何一点个人反对布尔加柯夫的东西。一般来说丝毫不比我在批驳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关于市场理论的那篇文章[注:同上，第40—50页。——编者注］中的口气更尖锐）。我很希望听到您在读完考茨基的书和布尔加柯夫的文章之后的意见：您认为布尔加柯夫在什么地方是“正确的”？您是否认为在杂志中可以不去回答他的文章？
　　我觉得司徒卢威和布尔加柯夫所迷恋的马克思主义中的这股“新的批评的潮流”（彼·伯·肯定是赞成布尔加柯夫的）极为可疑，因为“批判”“教条”等等高调根本不会有什么积极的批判效果。可是要写象布尔加柯夫的这样的文章，除了要具有“批判主义”和对教授式的“现代科学”的同情外，还需要那种无以复加的笨拙。
　　对于司徒卢威论市场的文章我已把答复[40]寄给他了。姐姐[41]来信告诉我，这个答复将刊登在《科学评论》杂志上，并且彼·伯·也准备在这个杂志上作答。我不能同意您的这种说法：“问题的重心在于抽象思维的原理不能符合具体现象”，而我对彼·伯·—奇的主要反驳恰恰就在于，他把抽象的理论问题和具体的历史问题混为一谈。不仅马克思提出的实现论“不能符合具体现象”，就是他所提出的地租，他所提出的平均利润和工资与劳动力价值相等以及许多其他的东西也“不能符合具体现象”。但是不可能纯粹地实现绝不能作为反驳的理由。我无论如何也看不出我在《评论集》[42]和《科学评论》杂志中的论断之间有矛盾，也看不出有司徒卢威曾经用以恫吓读者的那种“资产阶级辩护论”。在他的文章中我特别不满意的，是他不适当地把批判哲学同妄言马克思的价值和利润学说“无可争论地有矛盾”的说法胡乱扯在一起。其实彼·伯·明明知道，这是有争论的，何必使公众摸不清头脑呢？公众直到现在还没有从“新的批评的潮流”的任何一个代表那里获得对这个矛盾的系统论证和对它的纠正。
　　好一个布尔加柯夫反对崩溃理论的狂妄行为（第3期第34页注）！！——对伯恩施坦只字不提而且还带着不容反驳的“科学”法规的口吻！[43]我知道伯恩施坦的新著作[44]就要出版，我已经订购了，但是能否给我寄来还成问题。看了《法兰克福报》[45]和《生活》[46]杂志（是一本很不错的杂志！文章写得很好，甚至比所有的杂志都好！）中介绍这本书的文章，我完全相信我对伯恩施坦的某些片断文章理解得并不正确，完全相信他夸张得确实太厉害了，确实象《唯物主义史论丛》的作者在给考茨基的公开信上所说的那样，应当把他埋葬掉。我所知道的伯恩施坦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等的新的反驳[注:顺便提一下，您可记得我们的一位“在美丽的远方”的共同的朋友[47]因我把唯物主义历史观称之为“方法”而恶毒地嘲笑我，把我批评得体无完肤吗？原来考茨基也用了“方法”这个词，也犯了同样严重的过失（1月《生活》杂志第2期第53页）。您听到过这位朋友的消息没有？他身体好些没有？他能不能写作呢？]（根据《生活》杂志）是极其软弱无力的。如果彼·伯·真是这样一位热心为伯恩施坦辩护的人，为了他几乎要“骂街”，这就太可悲了，因为他的反对崩溃的“理论”对西欧来说是过分狭隘的，对俄国来说又是完全无益的和危险的。您是否知道我们的“青年派”（超经济派）已经在利用这个理论了？他们在一个刊物上这样来介绍斯图加特的争论[48]，说他们的伯恩施坦、波伊斯等人是“经济的，而不是政治的”捍卫者。关于这类“同盟者”彼·伯·怎样看呢？您认为沃尔金和他的最亲近的同志的退出是超经济派的胜利，这我是了解的[49]；这使我十分惊奇，同时我现在也摸不透那边的情况怎样，将来可能发生什么事情。我看，同超经济派的这场争论没有全部刊登出来是很有害的。因为这是阐明问题，确立一定的正确的原则立场的唯一重要的方法。可是现在却完全弄混乱了！
　　我那本书[50]已经出版，并已托人寄给您一本（我自己还没有收到）。听说序言中的附言没有赶上排印，大概书刊预检时“遭到了麻烦”。我很希望能听到您的意见。
　　我已订购到卡列林的小册子，在收到您寄来的以前我就已经读了。我很喜欢这本小册子，就是被删削得太厉害了，真令人遗憾！您是否给这本小册子写一篇评论？
　　有一位朋友已把亚·波·的《杂志短评》（关于“遗产”和“继承人”）寄给我。很想知道，是否打算在续文里同我进一步争论？亚·波·的文章我非常满意；把它撤下来使这期杂志大受损失。老实说，我看不出我们之间有分歧，因为您说的是另外一个问题，不是学生们如何对待俄国民主主义、他们是否拒绝它的问题（我只是谈了这一点［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384—425页。——编者注］），而是很久以前的各种民主主义者之间的关系如何的问题。我所关心的只是米海洛夫斯基所犯的错误，即似乎我们拒绝一切民主主义，——而您说的是他的另外一个错误，即“模糊了”“遗产”的重要的本质差别。《科学评论》杂志第3期上马斯洛夫针对我作的那个注释[51]我已看过，但是，老实说它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顺便说一句，撤下来的亚·波·的文章已证明我的意见是正确的，即拿比斯卡尔金更明显的被继承人来谈是“不妥当”的（可悲的证明！！）。总之，依我看，这个杂志的语气是“临终前的”声调。如果是这样，结束和死亡只是时间问题。这不过是利用某个部门的那种软弱无力和因循习惯来进行投机。守口如瓶可能于事无损，也并非无益。如果拿现在的声调来比较，我们的《资料》[52]确实可以算是“温和”和“稳健”的典型……　
　　握手！

弗·乌·ACk品论天涯网

　　如不嫌麻烦，请常来信，否则我完全无从了解杂志的消息。
　　我已把《历史合理性》一书用挂号邮件给您寄去。请不要认为我没有按时把这本书退还给您，因为您没有写明期限，所以我也没有拒绝同志们要读此书的请求。如能把卡列林文章的结尾部分寄来将很感激。
　　您有没有什么德文的评论考茨基的文章？我只在《法兰克福报》上读到过，都是象布尔加柯夫写的那种怒气冲冲、空洞无物的评论。
　　这几期杂志[53]总的来说我很满意。编得很好。您看过格沃兹杰夫的书没有？您认为这本书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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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37]指《开端》杂志。见注31。——23。
　　[38]《世间》杂志（《Мир　Божий》）是俄国的文学和科学普及月刊，1892—1906年在彼得堡出版。1906—1918年以《现代世界》为刊名继续出版。——24。
　　[39]《科学评论》杂志（《Научое　Обозрение》）是俄国科学杂志（1903年起是一般文学杂志），1894—1904年在彼得堡出版。开始是周刊，后改为月刊。杂志刊登各派政论家和科学家的文章，1900年曾把列宁列入撰稿人名单。它曾发表过列宁的《市场理论问题述评》、《再论实现论问题》、《非批判的批判》等著作（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40—50页和第60—78页、第3卷第563—585页）。——24。
　　[40]这里说的是《再论实现论问题》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60—78页）。这篇文章是答复彼·伯·司徒卢威的《论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市场问题（评布尔加柯夫的书和伊林的文章）》一文的。——25。
　　[41]指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25。
　　[42]指1898年10月出版的列宁的《经济评论集》（该书封面和扉页上印的是1899年）。——26。
　　[43]谢·尼·布尔加柯夫在《论农业资本主义演进的问题》一文中声称：崩溃的观念“是同科学的现状、首先是同唯物主义历史观不相容的”。——26。
　　[44]指爱·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26。
　　[45]《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　Zeitung》）是德国交易所经纪人的报纸（日报），1856—1943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26。
　　[46]《生活》杂志（《Жизнь》）是俄国文学、科学和政治刊物（月刊），1897—1901年在彼得堡出版。该杂志从1899年起成为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机关刊物，实际领导者是弗·亚·波谢，撰稿人有米·伊·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彼·伯·司徒卢威等。该杂志刊登过列宁的《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和《答普·涅日丹诺夫先生》两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85—134页和第138—143页）。在小说栏发表过马·高尔基、安·巴·契诃夫、亚·绥·绥拉菲莫维奇、伊·阿·布宁等的作品。该杂志于1901年6月被沙皇政府查封。
　　1902年4—12月，该杂志由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波谢、维·米·韦利奇金娜等组织的生活社在国外复刊，先后在伦敦和日内瓦出了6集，另外出了《〈生活〉杂志小报》12号和《〈生活〉杂志丛书》若干种。——26。
　　[47]显然是指格·瓦·普列汉诺夫，列宁1895年在瑞士旅行时曾同他交谈过。——26。
　　[48]指1898年《工人思想报》第4号上的一篇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报道，作者是Ⅱ．赫拉莫夫。
　　《工人思想报》（《Рабочая　Мысль》）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别经济派的机关报，1897年10月—1902年12月先后在彼得堡、柏林、华沙和日内瓦等地出版，共出了16号。参加该报编辑部的有尼·尼·洛霍夫－奥尔欣、康·米·塔赫塔廖夫、弗·巴·伊万申、阿·亚·雅库波娃等人。——27。
　　[49]指1898年11月在苏黎世（瑞士）召开的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分裂。分裂的原因是，联合会的大多数成员（所谓的“青年派”）都附和“经济主义”。因此，劳动解放社声明，除《工作者》文集和列宁的两个小册子外，拒绝为联合会编辑出版物。1900年4月，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劳动解放社的成员以及与其观点一致的人正式退出联合会，成立了独立的革命组织“社会民主党人”。——27。
　　[50]指《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卷）。——27。[51]彼·巴·马斯洛夫在这条注释里说：“弗拉基·伊林（《经济评论集》）认为无产业者的思想体系是来自60年代自由派‘启蒙者’的‘遗产’，这是决不能同意的……也许，被列入应受一切尊崇的启蒙者的‘继承人’之中，是一种巨大的荣誉。可是，资产阶级的和非资产阶级的启蒙者之间的共同点仅仅在于他们两者都是进步分子并且向着同一个方向即西方，那又怎么办呢？”——28。
　　[52]指《说明我国经济发展状况的资料》文集。这本文集载有列宁（用的是笔名克·土林）反对合法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马克思主义在资产阶级著作中的反映）》（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卷第297—465页）。——28。
　　[53]指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杂志。见注27。——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