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致彼·巴·马斯洛夫
1894年5月30日
前天收到您的来信。我确实把我们之间的通信和书评的事几乎全都忘记了，不过就这篇书评所引起的问题和其他问题而恢复通信，我当然是很高兴的。
有一点使我感到奇怪，您为什么要“找”我呢？难道H．M．A．从圣彼得堡回到梯弗利斯后没有见到您，因而没有转告您（我曾托他转告），至少在冬天，我有一个固定地址，即：律师公会交助理律师恩·恩·收。
对于您的意见［注：见上一号文献。——编者注］，我提出以下看法。首先，说到结论过于谨慎的问题，那么，应当注意到，这一缺点[我完全同意，这确实是一个缺点]是由于我打算在自由派的杂志上发表这篇文章而产生的。我甚至天真地把它寄给了《俄国思想》杂志，在那里当然遭到了拒绝，直到我在《俄国思想》杂志第2期上读了“我们有名的”自由派庸人瓦·沃·先生评波斯特尼柯夫那本书的文章以后，对这一点才完全清楚了。原来真要有一套把绝好的材料弄得面目全非和用连篇空话来掩饰全部事实的本领才行！
事实上，我根据这些材料得出了几个重大的结论。这就是，在我看来，这些材料证明了农民中经济关系的资产阶级性质。材料明显地揭示了这类“村社”农民中的对抗阶级，而且只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组织所特有的那样一些阶级。这是一个最重要的结论，这个结论完全适用于所有其余的俄国农民。另一个结论是，农民的大量粮食（大概不是一半以下，而是一半以上）现在已经进入市场，而这部分粮食的主要生产者是现代农村的上等户，即农民资产阶级。［注：所以，古尔维奇说未来的俄国将是一个农民资产阶级国家，这话白说了，因为现在就已如此。
1892年纽约出版的古尔维奇的《俄国农村的经济状况》是一本很好的书。］
其次，我认为波斯特尼柯夫所证明的一条关系到全俄国的规律十分重要，那就是上等农户的劳动生产率要高出一倍到一倍半。这个规律连同农户商业面积的划分（这一点对俄国的独特论者来说十分危险，所以我完全懂得瓦·沃·先生为什么小心翼翼地回避了这个问题），在理论上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再说您的第二条意见——关于自然经济的标准问题。说实在的，在这方面我没有完全弄懂您的意思。
“标准”问题，依我看只有在下述含义上才有意义：重要的是弄清楚，一个农民（中等的）的农业经济应该有多大规模，才能满足他的全部需要（包括生产的需要和个人的需要），使他不必外出谋生。
弄清楚这一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所有下等农户直接属于劳动力出卖者之列，而经营的规模可以相当准确地表明，这种收入来源的意义有多大。上等农户则直接属于地地道道的小资产阶级农户。
至于经济的“自然性”问题，我是这样看的：最大的自然性始终表现在中等农户身上，但即使在他们那里，也绝对不可能没有相当部分的商品经济（货币形式的收支约占全部收支的40％左右）。下等户和上等户总是具有更大的商品性，因为前者出卖劳动力，后者则出售多余的粮食。
在评波斯特尼柯夫那本书的文章中，也就是按照上述观点对各种农户进行分析的。
您把“自然经济的标准”和“商品经济的标准”分开来谈了。如果我对您的意思理解得正确的话，那么，后一个标准也就是我所说的中等标准[根据波斯特尼柯夫的资料，耕地面积为17—18俄亩]，当然，在这个标准中划分并准确计算出实物部分和货币部分是重要的。至于什么叫作独立的“自然经济的标准”，我就不懂了，因为我国现代的农民经济，不论规模大小，都不可能是纯粹的自然经济。
不过，在这方面还有待您作更详细的说明。
至于说那篇批判尼·康·米海洛夫斯基的文章，我也认为，任何一个编辑部都是不会采用的，这与其说是由于书报检查的关系（传说在《俄国财富》杂志[4]掀起一场风波之后，书报检查机关要取缔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倒不如说是由于他们不同意您的看法，也不敢去触犯这位厚颜无耻而又狂妄自大的“大人物”。我在这方面是有些经验的。[而且我也并不认为在我们的刊物上有可能和有必要去回答他]。如能收到您的回信，我将十分高兴。
我大概将在这里住到6月12日，也可能更久一些。离开这里时，我会把新地址告诉您的。如在12日以后来信，暂时可以寄交玛·格·霍·转，由她那里转比较近便。
| 从彼得堡发往萨马拉 载于1940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3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6卷第3—5页 |
注释：
[4]《俄国财富》杂志（《Русское Боrаrсτво》）是俄国科学、文学和政治刊物。1876年创办于莫斯科。同年年中迁至彼得堡。1879年以前为旬刊，以后为月刊。1879年起成为自由主义民粹派的刊物。1892年以后由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和弗·加·柯罗连科领导，成为自由主义民粹派的中心。在1893年以后的几年中，曾同马克思主义者展开理论上的争论。为该杂志撰稿的也有一些现实主义作家。1914—1917年3月以《俄国纪事》为刊名出版。1918年被查封。——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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