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全集》第四十四卷——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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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宁全集》第2版第44—53卷共十卷是书信卷部分。
　　本卷是书信卷部分的首卷，收载列宁1893年12月至1904年12月约11年期间的书信。这个时期包括列宁最初在彼得堡开展革命工作、后来被流放西伯利亚东部以及第一次侨居国外继续从事社会民主主义运动这样几个历史阶段，大致相当于本版第1—8卷和第9卷前一部分所属的时期。
　　列宁在彼得堡时期和流放时期的书信，除家书外，留下的不多，本卷共收13封。刊载于本卷一开头的三封是1893年和1894年从彼得堡写给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彼·巴·马斯洛夫的。同马斯洛夫的通信说明列宁投身革命活动时就非常重视理论工作。列宁在通信中同马斯洛夫共同探讨俄国的经济问题，尤其是农民问题，希望他对自己评论弗·叶·波斯特尼柯夫《南俄农民经济》一书的文章《农民生活中新的经济变动》（见本版第1卷第1—55页）提出看法。列宁在信中指出俄国经济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小生产者即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分化。他认为这一事实说明：当时俄国的农民经济结构也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俄国农村中资本主义的发展同城市大资本主义一样，只不过受到封建桎梏的束缚更为严重；农村中的所谓作工者并不是一小部分处于特殊地位的人，而只是已经主要不是靠自己经营、而是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广大农民群众中的上层。列宁认为俄国的经济制度实质上与西欧并无区别。他提到1861年的农民改革时说，那次改革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改革的全部意义在于它摧毁了对商品经济发展的限制和束缚。这几封信说明，研究资本主义在俄国发展，尤其是在俄国农村发展的问题是列宁早年革命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列宁在此后的书信中提到了他为此于1895年底至1899年1月在流放中专门写作《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见本版第3卷第1—562页）的情况。
　　1895年和1897年给帕·波·阿克雪里罗得的三封信，有两封写于彼得堡，一封写于流放地。阿克雪里罗得是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的创建人之一，列宁1895年4月底至9月初在国外作短暂停留时曾到瑞士拜访他和劳动解放社的另外两位主要成员格·瓦·普列汉诺夫、维·伊·查苏利奇，商谈建立经常联系和在国外出版刊物等问题。本卷所载的这三封信表现了列宁回国后所进行的这种联系。列宁在信中介绍了俄国工人运动的现状。谈到自己的写作情况时，列宁说，他最希望和幻想得最多的就是能够为工人写作。
　　1898年和1899年给亚·尼·波特列索夫的四封信都写于流放地。波特列索夫是列宁组建的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参加者。他和列宁因斗争协会的活动均被流放。两人在不同的流放地进行的通信有着丰富的内容，涉及有关革命斗争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这些信件说明列宁密切注视着当时社会主义运动中以爱·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派别的出现。列宁注意到了1898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关于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辩论。他对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首先奋起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勇敢做法予以充分肯定，急切地希望读到普列汉诺夫为此写给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杂志《新时代》的主编卡·考茨基的公开信。列宁说，普列汉诺夫同伯恩施坦和康拉德·施米特的辩论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伯恩施坦、施米特等人宣扬新康德主义，以此来修正马克思的哲学学说，列宁认为要认真地加以对待。对新康德主义的批判促使列宁去钻研哲学问题。列宁自认他的哲学修养差，打算系统阅读这方面的书籍，“先从霍尔巴赫和爱尔维修研究起，然后准备转到康德”（见本卷第32页）。列宁还指出，在俄国，彼·伯·司徒卢威、谢·尼·布尔加柯夫、米·伊·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等人所迷恋的马克思主义中的这股“新的批评的潮流”根本不具积极意义。使列宁愤怒的是，修正主义者对马克思的学说不进行任何历史研究，不作任何新的分析，只根据个别公式中的错误，把极个别现象作为一般规律，以此来提出“新理论”，宣布马克思错了，要求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改造。列宁认为，在批判修正主义的同时，还必须大力消除俄国民粹主义的影响。列宁赞赏劳动解放社成员在这方面所进行的工作，特别向波特列索夫介绍阿克雪里罗得写的批判民粹主义的文章。列宁1897年底在流放中曾写《我们拒绝什么遗产？》一文（见本版第2卷第384—425页）来批判自由主义民粹派。他在同波特列索夫的通信中谈到如何继承思想遗产的问题时表示同意关于俄国的思想遗产不是一个统一的东西的说法。列宁明确提到，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要继承的不是卡尔金的遗产，而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遗产，后者才是俄国60年代革命民主主义者思想遗产的主要代表。
　　本卷所载的绝大部分书信是列宁在1900年8月至1904年12月期间写的。1900年7月列宁出国。鉴于俄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仍处于严重的涣散和动摇之中，列宁认为，必须创办一份能对运动起组织、领导作用的全俄政治报纸，作为实现建党计划的重要步骤。早在流放中列宁就考虑了在国外出版这样一份报纸的计划（由于俄国专制制度的迫害，在国内无法出版革命报纸）。流放期满后，1900年2月列宁在彼得堡同查苏利奇商谈了关于劳动解放社参加出版这一报纸的问题；同年4月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成员列宁、尔·马尔托夫、波特列索夫、斯·伊·拉德琴柯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司徒卢威、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在普斯科夫举行会议，讨论了报纸的纲领。列宁出国后，又于同年8月和波特列索夫在瑞士同劳动解放社成员就报纸的任务、撰稿人、编辑人员、编辑部所在地等问题进行协商。《火星报》创刊号于同年12月在国外出版。1900年后几个月列宁的书信说明列宁为筹备出版《火星报》进行了多么紧张而艰巨的活动。在9月5日的一封信（收信人未查明）中列宁谈到《火星报》的工作时这样说过，“目前我们的全部奶汁都要用来哺养我们即将出生的婴儿”（见本卷第44页）。
　　《火星报》筹备和出版（1900年12月至1903年11月共出版51号）期间，列宁先后随编辑部住在慕尼黑、伦敦和日内瓦，主持编辑工作并撰稿。列宁在此期间的大量书信都是从这三个地方发出的。因《火星报》以及由《火星报》编辑部出版的学术政治杂志《曙光》（1901年至1902年共出版4期）的组稿和发稿事宜同阿克雪里罗得、普列汉诺夫通信最为频繁。后二人都参加《火星报》的编辑工作，当时分别住在苏黎世和日内瓦。列宁在通信中就编辑工作中的各种问题同他们交换意见。列宁希望他们为报纸写稿，认为报纸要发表的有分量的文章由他们来写最为合适。列宁也事先把自己要在报纸上发表的一些文章让他们过目，采纳他们提出的修改意见。当然，在《火星报》的工作问题上，列宁同他们也存在着分歧。例如，1902年5月14日列宁曾写信给普列汉诺夫，对他不能为报纸的共同工作而很好合作的做法提出了意见。
　　列宁在此期间为筹措《火星报》及时出版所需的经费、保证报纸有充足的稿源，分别同在国内和国外活动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如维·巴·诺根、斯·伊·拉德琴柯、伊·伊·拉德琴柯、达·波·梁赞诺夫、米·格·韦切斯洛夫、尼·埃·鲍曼、加·达·莱特伊仁、列·伊·戈尔德曼、弗·威·林格尼克、柳·伊·阿克雪里罗得、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叶·德·斯塔索娃、伊·瓦·巴布什金等通过通信进行联系。具有同样内容的信件还写给了国内外某些俄国社会民主党组织。《火星报》是秘密报纸，《火星报》编辑部所刊印的其他一些书刊也是违禁出版物，列宁为解决如何秘密投寄稿件、安排发行和运输工作的问题付出了极大的精力。这在这个时期他的书信中有大量具体反映。
　　《火星报》创刊后，列宁利用这一报纸在1901—1902年同俄国的“经济派”进行斗争。经济主义的拥护者只号召工人进行经济斗争，反对在俄国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从本卷所载列宁19世纪90年代末所写的信件可以看出，列宁较早就注意到，必须批判经济主义。出国后他写给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的信（1900年8月24日以前）和写给阿·亚·雅库波娃的信（同年10月26日）都着重谈到了经济主义对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危害。1901年7月下半月写给谢·奥·策杰尔包姆的信在提到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手工业方式时说，经济主义最深远、最主要的根源恰恰就是手工业方式。这种手工业方式未被克服，政治性的运动（即能够直接对政府施加影响并能准备总攻击的运动）就绝不会产生。为此，列宁于1901年秋至1902年2月写《怎么办？》一书（见本版第6卷第1—183页），从理论上对经济主义进行系统批判。列宁这一时期的书信谈到了有关该书写作和出版的情况。
　　上述1898年、1899年给波特列索夫的信件说明，列宁在流放中认真阅读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考茨基的名著《土地问题。现代农业倾向和社会民主党的土地政策概述》。列宁称赞考茨基的这一著作，驳斥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布尔加柯夫对考茨基著作的贬低。列宁在信中述说了他是如何撰写《农业中的资本主义（论考茨基的著作和布尔加柯夫先生的文章）》这一长文（见本版第4卷第85—134页）来维护考茨基的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列宁主持《火星报》工作期间进一步研究了土地问题。这一时期他的书信提到的他先后写下的关于土地问题的主要著作有《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告贫苦农民》（见本版第5卷第84—244页、第6卷第281—320页、第7卷第111—178页）等。他在1901年7月25日给普列汉诺夫的信中谈到他潜心写作前一著作的情况时说，他差不多完全陷到那篇文章里去了。列宁在此期间的书信也涉及《火星报》批判社会革命党的表现小资产阶级观点的土地纲领的问题。
　　1901年下半年和1902年上半年列宁和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的通信反映了《火星报》编辑部草拟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的过程。到那时为止，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还没有党纲，列宁早就认为必须为党制定出一个包括土地纲领在内的完整的正式纲领。1901年7月9日他给阿克雪里罗得的信把制定党纲作为一个特别紧迫的问题提了出来。他说：“发表纲领草案十分必要，也会有重大的意义。但是，除了您和格·瓦·（按：即格·瓦·普列汉诺夫）以外，谁也不能担负这个工作，因为这个工作要求专心致志和深思熟虑地进行。”（见本卷第139页）党纲草案首先由普列汉诺夫执笔写出初稿，在修改中多次吸收列宁以及《火星报》编辑部其他委员的重要补充和修正意见，于1902年4月由编辑部会议定稿，公布于同年6月1日《火星报》第21号，在1903年7—8月间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略加修改后通过。　
　　1902年春至1903年夏的一些书信反映了《火星报》编辑部筹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情况。这个期间列宁写给克尔日扎诺夫斯基、林格尼克和伊·伊·拉德琴柯等人以及国内的一些社会民主党组织的信件，说明列宁在联合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统一党的力量、团结火星派分子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1902年5月6日给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的信中，列宁认为筹备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是当时的主要任务。1903年3月5日或6日，他草拟给筹备召开代表大会的组织委员会的信稿，建议加紧筹备代表大会。在谈到确定参加代表大会的代表时，他提出，要保证有充分的信心使坚定的火星派赢得不容争辩的多数。
　　1903年9月至1904年12月的大量书信展现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尖锐、复杂的党内斗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分裂为多数派（布尔什维克）和少数派（孟什维克）。此后，两派之间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息。为协调在国外的中央机关报和在国内的中央委员会的工作而设立的党总委员会由五人组成，其中普列汉诺夫是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指派的委员。普列汉诺夫倒向少数派，于1903年11月使中央机关报落入少数派之手，从而也使党总委员会被少数派所控制并成为少数派反对多数派的工具。列宁最初代表中央机关报参加总委员会，退出《火星报》编辑部后代表中央委员会参加。争夺中央委员会的斗争进行得非常激烈。列宁在给普列汉诺夫以及少数派领袖人物马尔托夫和新《火星报》编辑部的信中，同少数派进行了直接的斗争。而列宁这一时期的寄往国内给中央委员会和一些地方委员会及其领导人的大量书信，则说明了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斗争情况，揭露了少数派分裂党、篡夺党的领导权的行为。列宁寻求旧《火星报》拥护者对布尔什维克的支持，争取地方委员会站到布尔什维克方面来。列宁的这些书信提到了他此时所写的《进一步，退两步》一书（见本版第8卷第197—425页），介绍了书中所阐述的少数派和多数派在组织问题上的原则分歧。列宁1904年夏以后的书信还反映了他同中央委员会中调和派分子分裂的事实。
　　列宁在此期间的书信提出了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要求。列宁认为，只有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才能使党内的思想斗争比较正常地进行，才能按党的原则解决冲突和在党纲的基础上把全党团结起来。少数派、调和派反对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列宁与之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经过1904年9月至12月的酝酿，中央委员会南方局与北方局和高加索局一起建立了全俄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常务局为筹备第三次代表大会进行了实际工作。
　　《火星报》落入少数派之手后，列宁深感多数派有建立自己的机关报的必要。他在1904年12月3日给亚·亚·波格丹诺夫、罗·萨·捷姆利雅奇卡和马·马·李维诺夫的信中写道：“目前整个的关键在于这一机关报，没有它，我们就会走向不光彩的、必然的死亡。”（见本卷第509页）在列宁的不懈努力下，多数派的秘密报纸《前进报》于1904年年底（俄历）问世。12月24日，列宁怀着激动的心情在信中告诉玛·莫·埃森：“现在我们情绪高涨，大家都拚命干。昨天发表了我们《前进报》出版的广告。所有的多数派都空前地欢欣鼓舞……多数派的委员会正在联合起来，已经选出了常务局，现在机关报将它们完全联合在一起。乌拉！不要泄气，现在我们会愈来愈有生气。”（见本卷第528页）《前进报》的创刊迎来了1905年俄国革命的开始。
　　本卷编入书信326件，其中的132件是《列宁全集》第1版所未收载的。《附录》中编有列宁参加起草的《给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成员的公开信》以及两件列宁传记材料《弗·伊·乌里扬诺夫（列宁）在彼得堡监狱期间受审笔录》（1895—1896年）和《弗·伊·乌里扬诺夫（列宁）的申请书》（1896—19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