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238]
续记
1922年12月30日
我觉得很对不起俄国工人，因为我没有十分坚决十分果断地过问有名的自治化问题，其正式的说法似应叫作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问题。
夏天，当这个问题发生的时候，我正在病中，后来，在秋天，我寄极大希望于自己的康复和十月全会和十二月全会使我有可能来过问这个问题。然而，不论十月全会（讨论了这个问题）还是十二月全会，我都没能出席，因而这个问题几乎完全绕过了我。
我只是同捷尔任斯基同志谈过一次话，他从高加索回来，向我谈了这个问题在格鲁吉亚的情况。我还同季诺维也夫同志交谈了几句，向他表示了我对这一问题的忧虑。根据捷尔任斯基同志（他是中央委员会派去“调查”格鲁吉亚事件的委员会的领导人）说的情况，我只能感到莫大的忧虑。如果事情发展到奥尔忠尼启则竟会动手打人——这是捷尔任斯基同志告诉我的，那么可想而知，我们已掉到什么样的泥潭里去了。可见，整个这个“自治化”的想法是根本不对的，是根本不合时宜的。
据说需要统一机关。但是，这种主张来自何处呢？还不是来自俄罗斯机关本身，而这种机关，正如我在前面的一篇日记里已经指出的，是我们从沙皇制度那里接收过来的，不过稍微涂了一点苏维埃色彩罢了。［注：见本卷第341页。——编者注］
毫无疑问，应当等到我们能够说，我们可以保证有真正是自己的机关的时候，再采取这种措施。现在我们应当老实说，正好相反，我们称为自己机关的那个机关，实际上是和我们完全格格不入的，它是资产阶级和沙皇制度的大杂烩，在没有其他国家帮助，又忙于军“务”和同饥荒斗争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在五年内把它改造过来。
在这种条件下，很自然，我们用来替自己辩护的“退出联盟的自由”只是一纸空文，它不能够保护俄国境内的异族人，使他们不受典型的俄罗斯官僚这样的真正俄罗斯人，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者，实质上是恶棍和暴徒的侵害。毫无疑问，在苏维埃的和苏维埃化了的工人中，会有很少一部分人沉没在这个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垃圾的大海里，就象苍蝇沉没在牛奶里一样。
有人出来为这种措施辩护，说直接涉及民族心理、民族教育的人民委员部都已划出去了。但是，这就出现两个问题：是否能把这些人民委员部完全划出去；其次，我们是否已经关怀备至地采取措施来真正保护异族人免遭真正俄罗斯的杰尔席莫尔达[239]之流侵害呢？我认为，我们并没有采取这些措施，虽然我们是能够而且应该采取这些措施的。
我想，斯大林的急躁和喜欢采取行政措施以及他对有名的“社会民族主义”的愤恨，在这件事情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愤恨通常在政治上总是起极坏的作用。
我还担心，去高加索调查这些“社会民族主义分子”“罪行”案件的捷尔任斯基同志，在这件事情上也只是突出表现了他的真正俄罗斯人的情绪（大家知道，俄罗斯化的异族人在表现真正俄罗斯人的情绪方面总是做得过火），他的整个委员会是否不偏不倚，这在奥尔忠尼启则“动手打人”这件事上得到了充分说明。我想，这种俄罗斯式的动手打人行为是不能用受到任何挑衅甚至侮辱[240]作辩解的，而捷尔任斯基同志无法补救的过错就在于他对这种动手打人行为采取了轻率的态度。
奥尔忠尼启则对于高加索的其余所有公民就是权力。奥尔忠尼启则无权发怒，尽管他和捷尔任斯基借口说是被别人激怒的。相反，奥尔忠尼启则必须克制自己，而任何一个普通公民，尤其是一个被指控犯了“政治”罪的普通公民倒不是非克制自己不可的。要知道，从实质上说，社会民族主义分子就是被指控犯了政治罪的公民，而且从这种指控的全部情况来看，也只能这样认定。
这就提出一个重要的原则问题：怎样理解国际主义？［注：在速记记录中下面还有一句话被勾掉了：“我想，我们的同志们还没有充分理解这个重要的原则问题。”——俄文版编者注］
列宁
1922年12月30日
玛·沃·记录
续记
1922年12月31日
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
（续）
我在关于民族问题的一些著作中已经指出过，抽象地提民族主义问题是极不恰当的。必须把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大民族的民族主义和小民族的民族主义区别开来。
对于第二种民族主义，我们大民族的人，在历史的实践中几乎从来都是有过错的，我们施行了无数暴力，甚至施行了无数暴力和侮辱，自己还没有察觉。只要回忆一下我在伏尔加河流域时的情况，就可以知道我们的人是怎样蔑视异族人的；把波兰人都叫作“波兰佬”，嘲笑鞑靼人为“王爷”，乌克兰人为“一撮毛”，格鲁吉亚人和其他高加索异族人为“蛮子”。
因此，压迫民族或所谓“伟大”民族（虽然只不过是因为施行暴力而伟大，只不过是象杰尔席莫尔达那样的伟大）的国际主义，应当不仅表现在遵守形式上的民族平等，而且表现在压迫民族即大民族要处于不平等地位，以抵偿在生活中事实上形成的不平等。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不懂得对待民族问题的真正无产阶级态度，谁就实质上仍持小资产阶级观点，因而就不能不随时滚到资产阶级的观点上去。
对无产者来说重要的是什么呢？对无产者来说，不仅重要而且极其必要的是保证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取得异族人的最大信任。为此需要什么呢？为此不仅需要形式上的平等。为此无论如何需要用自己对待异族人的态度或让步来抵偿“大国”民族的政府在以往历史上给他们带来的那种不信任、那种猜疑、那种侮辱。
我想，对于布尔什维克，对于共产党人，这是用不着再作详细解释的。我想，这一次在对待格鲁吉亚民族方面，我们有了一个典型的例子，说明我们要是以真正无产阶级的态度处理问题，就必须采取非常谨慎、非常客气和让步的态度。一个格鲁吉亚人对事情的这一方面掉以轻心，满不在乎地随便给人加上“社会民族主义”的罪名（其实他自己不仅是真正道地的“社会民族主义分子”，而且是粗暴的大俄罗斯的杰尔席莫尔达），那么这个格鲁吉亚人实质上就破坏了无产阶级阶级团结的利益，因为没有什么比民族问题上的不公正态度更能阻碍无产阶级阶级团结的发展和巩固的了，因为“受欺侮”民族的人没有比对平等感，对破坏这种平等更敏感的了，哪怕是自己的无产者同志出于无心或由于开玩笑而破坏这种平等。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在对少数民族让步和宽容这方面做得过些比做得不够要好。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团结以及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根本利益，要求我们对待民族问题无论何时都不能拘泥形式，而要时刻考虑到被压迫民族（或小民族）的无产者在对待压迫民族（或大民族）的态度上必然有的差别。
列宁
玛·沃·记录
1922年12月31日
续记
1922年12月31日
在目前形势下应当采取哪些具体措施呢？
第一，应当保留和巩固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对这一措施是不可能有怀疑的。我们需要它，正如全世界共产主义无产阶级需要它来同世界资产阶级作斗争，来防备世界资产阶级的阴谋一样。
第二，就外交机关而言需要保留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顺便指出，这个机关在我们国家机关中是一个特别的机关。我们没有让任何一个在沙皇旧机关里有点影响的人进入这个机关。这个机关里面全部有点权威的工作人员都是共产党员。因此，这个机关已经取得（可以这样大胆地说）可靠的共产主义机关的称号。它在极大程度上清除了沙皇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旧机关工作人员，而这是我们在其他各人民委员部中只好凑合利用的那些机关不能相比的。
第三，需要处分奥尔忠尼启则同志以儆效尤（谈到这点时，我深感遗憾，因为我本人是他的朋友，在侨居国外时同他一道工作过），并要补充调查或重新调查捷尔任斯基的委员会的全部材料，以便纠正其中无疑存在的大量不正确的地方和不公正的判断。当然应当使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对这一真正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运动负政治上的责任。
第四，在加入我们联盟的其他各民族共和国中使用民族语言这个方面应制定极严格的规章，并对这些规章进行非常认真的检查。毫无疑问，在我们的现有机关的情况下，我们这里将有人借口铁路业务统一、国库统一等等而干出大量真正俄罗斯式的胡作非为的事情。同这些胡作非为现象作斗争，必须特别机智，不消说参加这一斗争的人要特别真诚。这里要有一个详细的法典，这个法典只有居住在该共和国内的本民族的人才能够比较成功地拟定出来。而且决不应事先保证，由于做了这些工作，在下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就不会退回去，也就是说，只在军事和外交方面保留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而在其他方面恢复各个人民委员部的完全独立。
应当注意到，拿莫斯科和其他中心城市来说，各人民委员部的分散及其工作不协调的影响，是能够靠党的威信在相当程度上加以克服的，只要十分谨慎和公正地运用这种威信。由于各民族机关和俄罗斯机关没有统一起来而可能给我们国家造成的损害，比起那种不仅给我们，而且给整个国际、给继我们之后不久即将登上历史前台的亚洲几亿人民造成的损害要小得多。如果在东方登上历史前台的前夜，在它开始觉醒的时候，我们由于对我们本国的异族人采取哪怕极小的粗暴态度和不公正态度而损害了自己在东方的威信，那就是不可宽恕的机会主义。必须团结起来反对维护资本主义世界的西方帝国主义者，这是一回事。这是毫无疑问的，不用说，我是绝对赞成这些措施的。要是我们自己即使在小事情上对被压迫民族采取帝国主义态度，从而完全损害了自己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原则上的真诚性和自己维护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原则态度，那又是一回事。而世界史的明天，将是这样一个日子，那时已经被唤醒的、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各民族将彻底觉醒，并开始争取自身解放的长期艰苦的决定性的战斗。
列宁
1922年12月31日
玛·沃·记录
| 载于1956年《共产党人》杂志第9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356—362页 |
注释：
[238] 《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这封信论述了正确处理苏联国内民族关系这个重要问题。促使列宁写这封信的直接原因是所谓格鲁吉亚事件。1922年10月初召开的俄共（布）中央全会通过了包括俄罗斯联邦在内的各民族共和国根据平等原则联合成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决议（见注161）。该决议规定，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三国通过外高加索联邦而不是直接加入即将成立的苏联。这一点受到以波·古·姆季瓦尼为首的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领导人的坚决反对，他们要求直接加入苏联。然而以格·康·奥尔忠尼启则为首的俄共（布）外高加索边疆区委员会对这一要求采取了高压政策。10月20日，外高加索边疆区委员会召开全会，给格共中央领导人奥库查瓦、科·马·钦察泽和菲·耶·马哈拉泽以党内警告，解除奥库查瓦的格共中央书记和主席团委员职务。在10月22日召开的格共中央全会上，奥尔忠尼启则又指责格共领导人有“孟什维主义倾向”，搞“沙文主义”，表示对格共中央委员会“不信任”。在这种情况下钦察泽等于21日给莫斯科俄共中央委员会打电话上告。22日格共中央委员会提出辞职。外高加索边疆区委员会接受了格共中央委员会的辞职，成立了以维·维·罗米那兹为首的新的中央委员会，接着又在政府部门撤换大批干部，马哈拉泽被撤去格鲁吉亚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职务，谢·伊·卡夫塔拉泽被撤去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钦察泽被撤去肃反委员会主席职务，等等。奥尔忠尼启则还动手打了格鲁吉亚的一位领导人卡巴希泽。
列宁对格鲁吉亚问题感到十分不安。从值班秘书日记中可以看出，在中央书记处任命的以费·埃·捷尔任斯基为首的调查这一事件的三人委员会赴梯弗利斯后，他十分焦急地等待捷尔任斯基返回莫斯科。12月12日捷尔任斯基回到莫斯科，列宁当晚就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后来，1923年1月，列宁对莉·亚·福季耶娃说：“我生病前夕，捷尔任斯基对我谈过委员会的工作和‘事件’，此事对我有严重影响。”（见本卷第464页）13日晨列宁两次发病，14日列宁打算就民族问题口授一信，但未能实现。后来列宁在12月27日或28日口授的书信和文章的拟目单里列入一个题目：《关于民族问题和关于国际主义（从格鲁吉亚党内最近的冲突谈起）》。12月30、31日，正值宣告苏联成立之际，列宁口授了这封《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的信。
列宁认为这封信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打算以后把它当作论文发表。但是，由于1923年3月6日以后列宁的病情突然恶化，他没能对《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的信提出最后处理意见。只在发病前夕口授了两封信，一封是3月5日给列·达·托洛茨基的信，请他代为格鲁吉亚事件辩护；另一封是6日给姆季瓦尼、马哈拉泽等人表示支持的信，信中说他对奥尔忠尼启则的粗暴，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的纵容姑息感到愤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2卷）。
1923年4月16日，在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开幕前夕，莉·亚·福季耶娃把列宁的《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的信送交政治局。18日大会主席团作出《关于列宁同志有关民族问题，包括格鲁吉亚问题的信札》的决定，决定“在‘代表团领导人会议’上宣读列宁同志的这些信札以及与之有关的全部材料。然后由主席团委员向代表大会各代表团分别宣读这些材料”。——349。
[239] 杰尔席莫尔达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喜剧《钦差大臣》中的一个愚蠢粗野、动辄用拳头打人的警察。——350。
[240] 格·康·奥尔忠尼启则打人事件发生在1922年秋。据说奥尔忠尼启则因受了侮辱而发脾气，打了卡巴希泽一耳光。——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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