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莫斯科苏维埃全会上的讲话[200]
（1922年11月20日）
（热烈鼓掌，唱《国际歌》）同志们！我很遗憾，也很抱歉，没有能够更早地出席你们的会议。据我所知，几个星期以前你们就准备给我安排一次访问莫斯科苏维埃的机会。我没有来成，因为我自从去年12月生病以后，用专业的语言来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失去了工作能力，由于工作能力减退，我不得不把这次讲话一星期一星期地往后推。我还不得不把很大一部分工作——你们都还记得，这部分工作起初加在瞿鲁巴同志身上，后来加在李可夫同志身上——再加在加米涅夫同志身上。用一个我曾用过的比喻，应当说，是突然要加米涅夫同志拉两辆车。尽管——还用这个比喻——应当说，这是一匹非常能干的负重耐劳的马。（鼓掌）但是毕竟不该拉两辆车，所以我现在急切地等待瞿鲁巴同志和李可夫同志回来，我们好把工作分配得稍微合理一点。由于工作能力减退，我了解工作情况用的时间要比我打算用的时间多得多。
1921年12月我不得不完全停止工作，那已经是年底了。那时我们正实行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当时就发现，这一转变虽然从1921年初就已开始，但是是相当困难的，我甚至可以说，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实行这一转变已经不止一年半了，好象应该到时候了，大多数人应该按照新的情况，特别是新经济政策的情况转到新的岗位并各就其位了。
在对外政策方面，我们的变动最少。在这方面我们继续执行从前采取的方针，我认为我可以问心无愧地向你们说，我们始终不渝地执行这个方针，而且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不过关于这一点用不着向你们作详细报告，因为攻克符拉迪沃斯托克［注：即海参崴。——编者注］，接着举行的游行示威，以及几天前大家在报上看到的国家联邦宣言[201]，都再清楚不过地证明我们在这方面用不着作任何改变。我们站在一条非常明确地划定的道路上，从而在世界各国面前保证自己取得了成功，尽管其中有几个国家直到现在还想声明不愿同我们坐在一张桌子旁。但是，经济关系和随之而来的外交关系正在建立起来，应该建立起来，而且一定会建立起来。凡是反对这样做的国家，都有落在别国后面的危险，也许在某些相当重要的问题上会有陷于不利地位的危险。这一点我们大家现在都看到了，而且不只是从报刊上看到。我想，同志们根据国外旅行得来的印象，也会相信发生的变化是多么大。用一个旧的比喻来说，在这方面我们可以说并没有换过车，既没有换过火车，也没有换过马车。
至于我们的国内政策，我们在1921年春换过一次车。这次换车是我们为压力极大的能说服人的情势所迫使的，因此我们之间对这次换车没有发生任何争执和意见分歧。但是这次换车还在继续给我们带来某些困难，要我说，是带来很大的困难。并不是因为我们怀疑转变是否必要，在这方面没有任何怀疑；也不是因为我们怀疑试行新经济政策是否能产生预期的效果。我可以十分肯定地说，不论在我们党内或在广大的非党工农群众中间，对这一点都没有任何怀疑。
就这一方面来说，并没有什么困难。困难在于我们面临的任务需要经常吸收新人，需要实行非常措施和非常办法才能完成。我们这里还有人怀疑某种做法是否正确，在某一方面也还会有改变，所以必须指出，这两种情况还要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新经济政策”！一个奇怪的名称。这个政策之所以叫新经济政策，是因为它在向后转。我们现在退却，好象是在向后退，但是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先后退几步，然后再起跑，更有力地向前跳。只是在这一条件下，我们才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向后退。我们现在应该在什么地方和怎样重整队伍、适应情况、重新组织，以便在退却之后开始极顽强地向前进攻，这一点我们还不知道。为了恰当地进行所有这些行动，在作出决定之前就应当象俗语所说的，不是量十次而是量百次。需要这样做，是为了克服我们在解决一切任务和问题中所遇到的难以置信的困难。你们都很清楚，我们作出了多大的牺牲才取得了今天的成就；你们都知道，国内战争拖了多么久，消耗了多少力量。现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攻克向我们大家表明（要知道符拉迪沃斯托克虽远，毕竟是咱们的城市）（鼓掌多时），我们是众望所归，大家希望我们占领。这里和那里都是俄罗斯联邦。这种众望使我们得以粉碎国内敌人，击退向我们进攻的国外敌人。这里我说的是日本。
我们已经争取到一个十分确定的外交局面，这就是为全世界所承认的外交局面。这一点你们大家都看到了。你们都看到了成果，但是，为此费了多少时间啊！现在，我们不论在经济政策或贸易政策上都使敌人承认了我们的权利。贸易协定的签订就证明了这一点。
一年半以前我们就走上了所谓新经济政策的道路，现在我们可以看出，为什么在这条道路上这样步履维艰。我们是生活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遭到战争的严重破坏，完全脱离了常轨，经受了深重的灾难，我们现在不得不从极小极小的百分比，即战前的百分比来开始计算。我们用这个尺度来衡量我们的现实情况，这样有时就非常焦急烦燥，总以为这里的困难太大了。如果拿我们在这种情况下给自己提出的任务跟普通资产阶级国家的情况相比，那任务就显得更大了。我们提出这个任务，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根本不指望得到富国的援助，虽然在这种情况下通常是可以得到这种援助的［注：在速记记录中接着是：“如果我们注意到通常叫作受援国的在这种情况下所承担的非常之高的所谓利息，那就更其如此了。这实际上同援助相去甚远。应当直截了当地说，这应该起一个远不如援助这样好听的名称才是。但是，连这种普通的条件对我们来说也是沉重的负担。”——俄文版编者注］。国内战争之后，我们差不多处在被抵制的状态，有人对我们说：我们不同你们保持我们习惯保持的、在资本主义世界里是正常的经济联系。
从我们走上新经济政策道路算起已过去一年半还多了，从我们签订第一个国际条约算起时间就更长了，但是整个资产阶级和各国政府对我们的抵制直到今天还在继续表现出来。当我们进入新的经济环境时，我们不能有什么别的指望，然而我们并不怀疑，我们必须转变，必须靠单独干来取得成就。资本主义强国所能给我们的和将要给我们的任何援助，不但不能使这种情况消失，而且大概在大多数情况下还会加深这种情况的严重程度——这一点是愈来愈清楚了。“单独干吧”——我们对自己这样说。“单独干吧”——几乎每一个同我们作过某种交易、订立过某种合同或者开始某种谈判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对我们这样说。特殊的困难也就在这里。我们要认识到这种困难。我们用三年多异常艰苦、异常英勇的工作，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制度。在我们迄今所处的情况下，我们没有工夫考虑我们是不是破坏得过多了，也没有工夫考虑牺牲会不会太大，因为牺牲已经够大了，因为那时开始的斗争（你们都很清楚，这一点用不着多讲了）是一场反对旧的社会制度的殊死斗争，我们反对这种旧制度，为的是争取生存与和平发展的权利。这种权利我们已经争得了。这不是我们自己说的，也不是有可能被指责为偏护我们的证人的证词。这是我们的敌人营垒中的证人的证词；他们当然有所偏护，只不过不是偏护我方，而是完全偏护另一方。这些证人在邓尼金营垒中呆过，当过占领区的首领。我们知道，他们的偏护使我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遭到了很多破坏。由于他们，我们遭到了各种各样的损失，我们失去了各种各样宝贵的东西，而最宝贵的是无数人的生命。现在，我们要十分用心地认清我们的任务，要了解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不放弃既得的成就。任何一个既得的成就我们都不放弃。（鼓掌）同时我们面临着崭新的任务，旧东西会成为直接的障碍。这个任务是最难弄明白的。但是必须弄明白，以便在需要千方百计达到目的时学会如何工作。同志们，我想，这些话和这些口号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我病休的将近一年中，你们在处理自己手中的工作时实际上已从不同的角度，在千百种场合谈论过和思考过这个问题，我相信对这个问题的深入思考只能使你们得出一个结论：现在我们需要有比以前在国内战争中表现出来的更大的灵活性。
旧东西我们不应该拒绝。我们迁就资本主义强国而作的许多让步，使它们有充分的可能同我们来往，保证它们的利润，有时可能是比应得的更大的利润。同时，我们只从几乎全部掌握在国家手中的生产资料中让出不大的一部分。最近报上讨论了英国人厄克特提出的租让问题[202]，他在国内战争中差不多一直是反对我们的。他曾说过：“我们要在对付俄国，对付那个竟敢如此这般剥夺我们的俄国的国内战争中达到我们的目的。”这一切过去之后，我们还得同他交往。我们并没有拒绝他们，我们非常愉快地接待了他们，但是我们告诉他们：“对不起，我们已经争得的东西决不会交回。我们俄国是这样辽阔，经济潜力又是这样雄厚，因此我们认为可以不拒绝你们盛情的建议，但是我们要象实业家那样冷静地讨论你们的建议。”诚然，我们的第一次谈话没有什么结果，由于政治上的原因我们不可能同意他的建议。我们不得不拒绝他。只要英国人不承认我们可以参与讨论达达尼尔海峡问题，我们就不得不拒绝，但是我们在拒绝后必须立即认真研究这个问题。我们讨论了这对我们是否有利，签订这种租让合同对我们是否有利，如果有利，那是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应当讲一讲价钱。同志们，这就清楚地向你们表明，我们处理问题现在应该和过去不同。从前一个共产党人说：“我要献出生命”，他觉得这很简单，虽然往往并不那么简单。现在摆在我们共产党人面前的是截然不同的任务。我们现在对一切都要算计，每一个人都应当学会算计。处在资本主义环境里，我们应当算计怎样保证我们的生存，怎样才能从我们敌人那里获得利益。敌人当然是要讨价还价的，他们永远不会忘记讨价还价，而讨价还价是为了占我们的便宜。这一点我们也不会忘记，我们决不会幻想某某地方的生意人会变成羔羊，而且会白白给我们各种好处。这种事是不会有的，我们也不盼望有这种事，我们指望的是，我们这些习惯于回击的人，在这里既然摆脱了困境，就要有本领做生意，有本领赚钱，有本领摆脱困难的经济状况。这是个很困难的任务。我们正在致力于这个任务。我希望我们能够清楚地认识到新旧任务之间的距离是多么大。不管这个距离多么大，但我们在战争中已经学会了巧妙周旋，而且应当明白我们现在面临的和正进行的周旋是最困难的一次，不过看来，这也是最后的一次了。我们要在这里考验一下自己的力量，要证明我们不是只会死背昨天学到的东西和重复过去的老一套。对不起，我们已经开始重新学习，要学到能够取得毫无疑义的、有目共睹的成绩。为了重新学习，我想现在我们应该再一次相互坚决保证：我们虽在新经济政策的名义下向后转了，但我们向后转时决不放弃任何新东西，同时又给资本家一些好处，从而使任何一个国家，不管它曾经怎样敌视我们，也不得不同意和我们做交易，同我们来往。克拉辛同志同厄克特这位整个武装干涉的头头和支柱多次谈过话，他说，厄克特过去作过种种尝试，无论如何要强迫我们在全俄恢复旧制度，现在却同他克拉辛坐下来一起谈判，并且开口就问：“什么价钱？多少？订多少年？”（鼓掌）这离签订一系列租让合同，进而建立十分严格的、牢靠的（从资产阶级社会的观点来看）合同关系还很远，但现在我们已经看到，我们正在朝这个方向走，快要走到了，可是还没有走到。同志们，应当肯定这一点，不过也不要骄傲。我们还远没有完全做到使自己成为强者，能独立自主，能很有把握地说，我们不怕任何资本主义的交易，不管这种交易多么难，我们也能做成，也能弄清它的实质并予以解决。因此，我们在这方面已开始的工作，无论政治工作或党的工作，都必须继续做下去，因此，我们必须抛弃旧的方法，改用崭新的方法。
我们这里的机关仍是旧的，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把它改造一新。我们不能一下子把它改造过来，但我们必须把我们现有的共产党员正确地分配好。要让这些共产党员掌握他们所在的机关，而不是象我们这里常见的那样，让机关掌握他们。这一点用不着隐瞒，应该坦率地说出来。这就是目前这个时候我们面临的任务和我们面临的困难，目前我们踏上了实干的道路，我们必须走向社会主义，但不是把它当作用庄严的色彩画成的圣像。我们必须采取正确的方针，必须使一切都经过检验，让广大群众，全体居民都来检验我们的道路，并且说：“是的，这比旧制度好。”这就是我们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我们的党同全国人口比起来，虽然人数很少，但是它把这个任务担负起来了。这个小小的核心给自己提出了改造一切的任务，它一定会完成这个任务。这不是空想，而是人们最关切的事业，我们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这一点我们大家都看到了，这一点已经做到。改造工作要做得让大多数劳动群众——农民和工人都说：“不是你们自夸，而是我们夸你们，我们说你们已经取得了最好的成绩，有了这个成绩，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决不会想回到旧制度去了。”但是这一点还没有做到。因此新经济政策仍然是当前主要的、迫切的、囊括一切的口号。昨天学会的任何一个口号我们都不会忘记。我们可以泰然自若地、毫不犹豫地对任何人说这一点，我们走的每一步也都说明了这一点。但是我们还必须适应新经济政策。必须善于克服新经济政策的一切消极面，使之缩小到最低限度，这些消极面不用列举，你们都很清楚。必须善于精明地安排一切。我国的法律使我们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我们会不会办事情呢？这还是一个远没有解决的问题。我们正在研究这个问题，我们的党报上每天都有十来篇文章写道：某个工厂、某个工厂主的租赁条件如何如何，而在我们共产党员同志当厂长的地方条件又如何如何。这是否有利？是否合算？我们已抓住日常问题的核心了，这就是一个巨大的收获。社会主义现在已经不是一个遥远将来，或者什么抽象图景，或者什么圣像的问题了。说到圣像，我们仍持原来那种否定的看法。我们把社会主义拖进了日常生活，我们应当弄清这一点。这就是我们当前的任务，这就是我们当今时代的任务。让我在结束讲话时表示一个信念：不管这个任务是多么困难，不管它和我们从前的任务比起来是多么生疏，不管它会给我们带来多少困难，只要我们大家共同努力，不是在明天，而是在几年之中，无论如何会解决这个任务，这样，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长时间热烈鼓掌）
| 载于1922年11月21日《真理报》第263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300—309页 |
注释：
[200] 列宁在莫斯科苏维埃全会上的讲话是他最后一次对公众的讲话。莫斯科苏维埃全会是同莫斯科各区苏维埃的全会一道在大剧院开的。会议听取了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团和执行委员会在市、区两级苏维埃改选前的工作报告。在会议议程进行完毕以后，列宁来到了会场，受到了极热烈的欢迎。据与会者回忆，尽管列宁身体不适，但他还是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294。
[201] 指远东共和国国民议会1922年11月14日通过的关于远东共和国同俄罗斯联邦重新合并的决定，合并的消息发表在1922年11月15日的各报上。决定的全文于1922年11月21日见报，“是在列宁讲话之后。——295。
[202] 1922年10月底至11月初《真理报》上曾就同莱·厄克特签订合同的问题发表了一些争论文章。争论是按照列宁的建议组织的。关于这个问题，可参看1922年10月30日列宁给格·列·皮达可夫和莫·伊·弗鲁姆金的信（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2卷）。——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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