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全集第一卷——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

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106]2HN品论天涯网

　　科隆10月15日。奥格斯堡报第284号实在不高明，它居然发现《莱茵报》是普鲁士的共产主义者，虽然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但毕竟是一位向共产主义虚幻地卖弄风情和柏拉图式地频送秋波的人物。
　　这位奥格斯堡女人［注：即奥格斯堡《总汇报》。——编者注］的这种不像样子的幻想是不是公正无私的，她那活跃的想象力想出来的这种无聊的把戏是不是同投机勾当和外交手腕有联系，等我们引完了所谓犯罪事实之后，读者自己可以作出判断。
　　该报叙述道，《莱茵报》的小品文专栏登载了一篇关于柏林家庭住宅的共产主义文章[107]，而且还加上按语说，这些报道“对于了解当前这个重要问题的历史并不是没有意义的”。根据奥格斯堡的逻辑看来，《莱茵报》“这样做就是在推荐一种不干不净的蹩脚货”。这样说来，如果我说“《靡菲斯特斐勒司》关于奥格斯堡报家事的报道［注：指1842年该杂志第1、2期刊登的《奥格斯堡<总汇报>丢尽脸面》一文。——编者注］对于了解这位自命不凡的夫人的历史并不是没有意义的”，那么，我就是在推荐奥格斯堡女人用来剪裁她的华丽服装的肮脏的“蹩脚货”了。难道我们仅仅因为共产主义不是当前在沙龙中议论的问题，因为它的衣服不干净、没有玫瑰香水的香味，就不应该把它当作当前的一个重要问题吗？
　　但是，奥格斯堡女人对我们的不理解感到愤怒是有道理的。共产主义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是法国和英国当前的一个极端严重的问题。单凭奥格斯堡报在空话中使用过共产主义这个词，共产主义也就具有欧洲性的重要意义了。不久以前，该报的一位巴黎记者，一位谈论历史像糕点师谈论植物学一样的改宗信徒，竟异想天开，认为君主政体应当设法用自己的方式去掌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现在，你们该明白奥格斯堡女人的愤怒了吧；她之所以绝不宽恕我们，原来是因为我们向公众不加粉饰地介绍了共产主义。你们该懂得她为什么那样辛辣地讽刺我们了吧；她说：你们竟然推荐那有幸充当过奥格斯堡报的空话的时髦装饰的共产主义！
　　《莱茵报》受到责难的第二个原因是寄自斯特拉斯堡的关于在当地代表大会上发表的共产主义演说的报道[108]的结束语；本来两位异母姊妹是作了分工的：莱茵省的这位报道斯特拉斯堡学者们的讨论情况，而巴伐利亚的那位则报道他们的伙食状况[109]。被控告的地方是这样的：
　　西哀士的预言[110]应验了，第三等级成为一切，并想要成为一切，——关于这一点，毕洛夫一库梅洛夫、前《柏林政治周刊》和科泽加滕博士，总之，所有拥护封建制度的作家都满怀极其悲伤的愤怒承认过。[111]今天一无所有的等级要求占有中等阶级的一部分财产，这是事实，即使没有斯特拉斯堡的演说，尽管奥格斯堡保持沉默，它仍旧是曼彻斯特、巴黎和里昂大街上有目共睹的事实[112]。奥格斯堡女人是否认为，她的不满和沉默已经推翻了当前的事实呢？这个奥格斯堡女人在逃跑时是粗野无礼的。她面对当前的棘手现象仓皇逃跑，并且以为，她逃走时身后扬起的尘土以及她在逃跑中出于恐惧而从牙缝里迸出来的恶言秽语，既能迷惑和搅乱当前的麻烦现象，又能迷惑和搅乱不动脑筋的读者的思想。
　　或许奥格斯堡女人是因为我们的记者期望那些无可否认的冲突能够通过“和平的方式”得到解决才恼怒的吧？或许她是因为我们既没有立即开出一个有效的药方，也没有悄悄塞给惊愕的读者一篇十分清楚的关于不足为准的问题解决方案的报道才指摘我们吧？我们没有本事单纯用空话来解决那些正由两个民族在解决的问题。
　　但是，最亲爱、最尊贵的奥格斯堡女人！在谈到共产主义的时候，你们使我们了解到，现在德国独立的人很少，十分之九的有教养的青年都为了自己的前途而向国家乞食，我国的河流未被利用，航运萧条，过去繁荣的商业城市失去了往日的光辉，自由的制度在普鲁士推行得缓慢无比，我国过剩的人口无依无靠地流浪四方，在其他民族中作为德国人逐渐衰亡。然而，对于所有这些问题，既没有提出任何药方，也没有作任何尝试，去“弄清实现”那能使我们摆脱这一切罪恶的伟大事业的“途径”！或许你们不期望和平解决吗？贵报同一号上寄自卡尔斯鲁厄的另一篇论文大概就暗示着这种思想。该文甚至就关税同盟[113]问题向普鲁士提出了一个令人作难的问题：“可不可以认为，会产生像在动物园因吸烟而打架[114]那样的一次危机呢？”你们用来为自己的不相信辩解的理由是共产主义的。“那么就让工业危机爆发吧！让数以百万计的资本赔光，让成千上万的工人吃不上面包吧！”［注：弗·威·吉纳《关税同盟代表大会》，见1842年10月11日奥格斯堡《总汇报》第284号。——编者注］既然你们决定让血腥的危机爆发，那我们的“和平期待”是多么不合时宜呵！大概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你们完全按自己的逻辑，在自己的文章中向大不列颠推荐进行蛊惑宣传的医生麦克道尔博士[115]；此人因为“对这个忠于君主的种族毫无办法”而移居美国了。
　　在同你们分手之前，我们还想顺便提醒你们注意一下自己的智慧。要知道，用你们的说空话的方法可以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不怀恶意地发表一些思想，但这并不是你们的思想。你们发现巴黎艾讷坎先生关于反对地产析分的辩论使他同自治论者[116]令人惊奇地协调一致！亚里士多德说过，惊奇是探求哲理的开端。但是，你们在开始时就结束了，否则，你们怎么没有注意到，在德国不是自由主义者而是你们的反动朋友在传播共产主义的原理这一令人惊奇的事实呢？
　　谁在谈论手工业者的同业公会？反动分子。说什么手工业者等级应该在国家内组织国家。[117]这样的思想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国家应变为手工业者等级。”你们不觉得太引人注目了吗？如果对于手工业者来说，他们的等级应当成为国家，同时，如果现代的手工业者像任何现代人一样，把国家理解为而且只能理解为他的全体同胞的共同领域，那么，你们除了把这两个概念综合为手工业者的国家以外，还能综合为什么别的概念呢？
　　谁在反对地产析分呢？反动分子。在不久前出版的一本拥护封建制度的著作(科泽加滕论地产析分)中，作者走得太远，竟宣称私有财产是一种特权[118]。这是傅立叶的基本原则。难道人们同意了基本原则便不能同时对结论及其运用进行争论吗？
　　《莱茵报》甚至不承认现有形式的共产主义思想具有理论上的现实性，因此，更不会期望在实际上去实现它，甚至根本不认为这种实现是可能的事情。《莱茵报》将对这种思想进行认真的批判。但是，对于像勒鲁、孔西得朗的著作［注：指皮·勒鲁的《驳斥折衷主义》和维·孔西得朗的《社会命运》、《法国政治最后破产的必然性》、《实证政治基础。傅立叶所创立的协作学派宣言》。——编者注］，特别是对于蒲鲁东的机智的著作［注：指《什么是财产？或关于法和权力的原理的研究》。——编者注］，决不能根据肤浅的、片刻的想象去批判，只有在长期持续的、深入的研究之后才能加以批判，——关于这一点，如果奥格斯堡女人想要得到比美妙动听的空话更多的东西，如果她具有比说美妙动听的空话更多的才能，那她也会承认的。我们对待类似的理论著作所以要更加慎重，还因为我们不同意奥格斯堡报的观点：它不是在柏拉图那里，而是在自己一个不知名的熟人[119]那里找到了共产主义思想的“现实性”。后者在科学研究的某些方面有一些功绩，献出了当时他所拥有的全部财产，并且按照安凡丹老爹的旨意而替自己的伙伴洗盘子擦靴子。我们坚信，构成真正危险的并不是共产主义思想的实际试验，而是它的理论阐述；要知道，如果实际试验大量地进行，那么，它一旦成为危险的东西，就会得到大炮的回答；而征服我们心智的、支配我们信念的、我们的良心通过理智与之紧紧相连的思想，是不撕裂自己的心就无法挣脱的枷锁；同时也是魔鬼，人们只有服从它才能战胜它。当然，奥格斯堡报从来也没有经受过那种当一个人的主观愿望起来反对他自己的理智的客观见解的时候所产生的良心的痛苦，因为它既没有自己的理智，又没有自己的见解，也没有自己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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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06]《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是马克思担任《莱茵报》编辑以后写的第一篇文章，他以此第一次公开表明自己对共产主义的态度，并参与报界对共产主义问题的讨论。
　　1842年9月底至10月初，由于发表公开讨论法国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的第十次法国学者代表大会的报道，以及出版罗·施泰因的《现代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书，引起了德国报界关于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讨论。1842年10月11日奥格斯堡《总汇报》第284号发表了该报主编古·科尔布的文章《共产主义者的学说》，以《莱茵报》刊登两篇文章为由指责《莱茵报》同情共产主义，并把“邻国的混乱”引进德国报刊。因此，马克思撰写本文，予以批驳。通过发表这篇文章，马克思第一次干预了《总汇报》和《莱茵报》之间进行的论战。《总汇报》一再标榜自己要成为全面的、不偏不倚的报纸。而该报所持的主要是保守的方针，但是也发表温和的自由派的观点。在古·科尔布的主持下，该报坚持奥地利霸权下的大德意志的思想。——291。
　　[107]关于柏林家庭住宅的共产主义文章，指1842年9月30日《莱茵报》第273号刊登的莫·赫斯的一篇1842年8月21日柏林通讯，这篇通讯曾发表在威·魏特林编辑出版的《年轻一代》杂志1842年9月号上。通讯作者认为，人的权利的不平等是产生贫困的原因，解决办法是废除财产权。《莱茵报》转载时，赫斯对这篇通讯作了删节，加了按语及标题《柏林的家庭住宅》，并对几处有关共产主义的论述作了修改。
　　柏林家庭住宅指1820—1824年在柏林建造的五幢三层大楼，大约有400套住房，绝大部分只有一个房间。1840年，这里住着3000人，他们生活贫困，往往是几户人被迫合住在一个房间里。——291。
　　[108]指1842年10月7日《莱茵报》第280号刊登的有关斯特拉斯堡代表大会的报道。这篇报道扼要地介绍了通过立法是否能够改善工人社会状况的讨论，还报道了与会者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演说。
　　斯特拉斯堡会议是1842年9月28日至10月9日在斯特拉斯堡召开的第十次法国学者代表大会。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德国、瑞士、英国、比利时、俄国及其他国家的学者。会议期间，有的小组就傅立叶学派关于提高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的建议等问题进行了讨论。——292。
　　[109]《莱茵报》第276、280、281、284号刊登了第十次法国学者代表大会的通讯，第277、286号转载了法国一家报纸的报道。这些通讯的内容主要是会议的讨论情况，但也涉及会议以外的活动。《总汇报》第275、277、278、280、281号同样刊登了有关会议讨论情况的简讯，而在第279、284、287号上则极为详尽地报道了会议期间的接待情况和庆祝活动。——292。
　　[110]西哀士的预言指法国政治家艾·约·西哀士1789年法国大革命前夕在他的著作《第三等级是什么？》(1789年巴黎版)中表述的思想：“第三等级是什么？——一切。——它迄今在政治方面是什么？——什么也不是。——它要得到什么？——一个地位”。——293。
　　[111]指恩·毕洛夫-库梅洛夫的《普鲁士，它的国家制度，它的管理和它同德意志的关系》和威·科泽加滕的《论地产的可转让性和可分割性，特别兼顾普鲁士君主国的某些省份》，这两篇文章均于1842年发表。毕洛夫-库梅洛夫主张对封建等级制度进行改革，但反对自由主义反对派实行立宪政体的要求；科泽加滕反对资产阶级的经济要求，极力维护封建地产的特权。此外，卡·路·冯·哈勒也在《柏林政治周刊》上鼓吹他关于完全恢复中世纪基督教行会制等级国家的理论。——293。
　　[112]指英、法两国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1842年8月，曼彻斯特成为宪章派进行宣传鼓动并举行大规模罢工运动的中心之一；1839年5月，巴黎爆发了由秘密革命团体四季社组织的起义；1831、1834年，里昂爆发了纺织工人起义。——293。
　　[113]关税同盟是1834年1月1日在普鲁士领导下最后形成的。在此以前，1818年的保护关税条例废除了普鲁士境内的国内税，1819年开始，普鲁士先同德意志的一些小邦(其中最大的是黑森—达姆施塔德)签订关税协定，后来发展成确定共同税界的关税同盟，该同盟逐渐包括了几乎所有的德意志邦；在同盟之外的只有奥地利、汉撒的自由市(吕卑克、汉堡、不来梅)和北德意志的一些小邦。1848—1849年革命时期以及这次革命被镇压下去以后，关税同盟事实上已名存实亡。普鲁士在1853年恢复了关税同盟，该同盟一直存在到在普鲁士领导下实现全国政治统一的1871年。——294、367。
　　[114]1842年柏林动物园曾发生因吸烟而打架的事件，普鲁士政府和柏林警察总局于1842年2月24日作出规定，该事件才得以平息。规定根据原有的法律，重申禁止“在柏林环形城墙以内的大街和公共场所以及动物园内吸烟”，否则将处以罚款和监禁。——294。
　　[115]1842年夏，英国许多工矿先后爆发了罢工和骚动，工人们要求增加工资。宪章派的三个领袖约·坎贝尔、詹·斯科菲尔德和彼·麦克道尔也参与了工人的行动。1842年8月17日，麦克道尔在曼彻斯特举行的宪章派代表会议上提出了一份呼吁书，号召罢工工人们组织起来，把斗争坚持下去。他希望罢工发展成为实现人民宪章而举行的人民起义。这份呼吁书未经会议通过，就被麦克道尔以宪章派执行委员会的名义散发。为此麦克道尔遭到宪章派最有影响的领袖奥康瑙尔的猛烈抨击，并受到警方的追捕。他由于逃亡法国而免遭逮捕。——294。
　　[116]自治论者是侯爵和伯爵家族的代表。根据1815年6月8日通过的德意志联邦条例，他们保留了自行处理其财产和家族关系，不受全国通行的普鲁士邦法约束的权利。为保留封建地产，他们要求限制地产析分。为此，普鲁士政府试图通过一项法律来阻止莱茵省不断发生的地产析分，然而这项法案遭到了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否决。——294。
　　[117]暗指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热衷于恢复中世纪行会制度，以及冯·哈勒在其《国家学的复兴》中首先从理论上对这种政策作的论证等。——294。
　　[118]威·科泽加滕在《论地产的可转让性和可分割性，特别兼顾普鲁士君主国的某些省份》中曾指出：“地产，按其自然状况来考察，决不是所有人都享有的权利，因而按照近代政治家的见解倒不如把它看成是一种优先权，近代政治家正是把不是所有人都应得到的一切权利称为特权或优先权。”(见该书1842年波恩版第98页)——295。
　　[119]指由巴·普·安凡丹创立的法伦斯泰尔的成员古·德·艾希塔尔。法伦斯泰尔是按照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理想建立起来的生产消费协作社。——2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