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2年，是延安文艺工作者座谈会召开80周年，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5周年。从战争年代至今，党和人民军队始终保持着文武两条战线，用枪杆子和笔杆子成就了一支有战斗力、有文化的人民武装力量。在党和人民军队里，在革命英烈、老一辈革命家及抗战老兵后人中，有许多从事文化艺术、教学工作的人，他们中有专业的，也有退休后在各自喜欢的艺术领域达到一定水准的。他们都在用小说、书画、音乐、电影、诗歌等喜闻乐见的形式讲好红色故事，用己所长表达内心的爱国主义精神。2022年开端，红船编辑部开始关注并走近他们的世界，了解他们追求艺术的真实感受和爱国情怀。
2022年7月，红船编辑部专访了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李燕先生。李燕是李苦禅大师之子，父子二人都是著名画家，对中国画有深入研究。
李燕先生
李燕在中国画研究与教学方面也有很高的声望，喜欢写意人物、花鸟、走兽，其中最擅长画猴。他画的猴神态活灵活现，深受大众喜爱，著有《李燕画猴技法》。其绘制的《易经画传》在国内外很有影响力，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再出版。在李燕的画室，我们请他谈了父亲李苦禅为北平情报站工作的往事。
01 这位山东大个儿有功夫，别惹他！
李苦禅先生在中国画坛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一位胸怀民族大义，德艺双馨的人民艺术家。抗日战争时期，李苦禅用自己教授画家的身份，为北平地下党组织做出了突出贡献，是一位深受地下党组织信任的党外人士。李燕说：他在柳树井胡同2号院的小南屋，就是党在北平的交通联络点之一。
采访中我们了解到，李苦禅多次将卖画所得巨资用于北平地下党组织的活动经费，冒着生命危险为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搜集、传递过许多有重大价值的情报，经常掩护交通员、青年学生、国外友人经此向根据地和抗日前线安全转移。
李燕说：国共合作期间，北平也有许多国民党特务，请人打听消息时都给“小黄鱼”。我父亲说共产党是天下最穷的党，你别指望着工作能挣钱，给你一个任务自己想办法筹集经费。我父亲不会别的，就只能靠卖画来完成任务。李燕与父亲感情深厚，已近杖朝之年的他，回忆起父亲的往事，脸上偶尔会现出孩子般天真的笑容。
李苦禅与李燕合作的《哺幼图》
李燕介绍说：父亲作为党外人士，能得到北平地党下组织的高度信任并非偶然。这和他熟悉老北京地形，以及他的学生中有“通共分子”是分不开的。李苦禅为何能如此熟悉老北京地形，李燕讲起了父亲拉洋车的往事。他说：五四运动之后，父亲感觉北平应该是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爷爷家是贫苦农民，来前为我父亲借了4块大洋，那年头孩子们一般见不着大洋，就能见到铜子儿，还舍不得花。那段时间相当艰苦，没有经济来源，有点钱也不能坐吃山空。最困难的时候就在夜里租拉洋车，晚上交了车份儿第二天你才再有资格去。
这段历史很多人写，但很多人写得不对，说我父亲到王府井拉车碰到齐白石老师了，说不好意思，给您丢人了等善意的故事。两个原因，一是王府井齐白石这辈子没去过，二是那个时候外地人拉洋车绝对不能到王府井，因为那里有个吉祥戏院，散场人多拉座容易，拉洋车的人都在那里抢生意，你要往那里掺和准挨揍。我父亲请教行内人，问人家往哪儿拉车不挨揍？人家反问他，你敢拉海淀吗？中关村现在很繁华，那个时候是一片片的小树林，尤其到了晚上特别冷清，偶尔会有小劫道的江湖人。所以一般人晚上不敢到这地方来，更别说租车到这地方拉人。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的李苦禅（前排中）
别人不敢去，但我父亲他敢去，他从小文武双修，身上有功夫。在慈云寺门洞里住的时候，睡在一尺二寸宽的长条凳上，稳稳当当不翻身一觉到天亮。他晚上在海淀拉一趟车比在王府井挣的钱多好几倍，毕竟城里有打牌的半夜才出来叫车，我父亲总有活拉。他一个星期拉三天晚上的活儿，剩下晚上的时间到齐白石老师家学画画。因此我父亲对老北京地形非常熟悉，如果不熟悉，客人就不叫你车了，叫别人的车。
起初的时候也遇见过劫道儿的，都被我父亲打跑了。我父亲先得跟坐客说：您别害怕，我来应付！先慢慢把车把放下，弄折了把赔不起呀！再一步迈过把梁去，那个时候的车把很长。我父亲穿着对襟的褂子，用小拇指“叭”一勾，露出来腰间的红袢儿，江湖人一看就知道这里头有家伙。那人要不懂就给他亮一下子，一收腹哗啦啦拿出来一副七节鞭，那可是真的七节鞭，可不是现在武术表演用的七节鞭。我父亲当年就凭这个走南闯北，现在陈列在李苦禅纪念馆。他说当年为练这个，打得自己浑身都是青的。后来拉车再没遇见过劫道的，道上的人知道“这位山东大个儿有功夫，别惹他！”
02 大师学生里的两个“通共分子”
李燕说：我父亲有两个学生不简单，一个是黄奇南，又名天秀、黄良骥，他是中共地下情报人员，后来也是我父亲加入八路军冀中军区北平情报站的介绍人。我父亲去世以后，我与他才有了比较多的接触。建国后他在故宫博物院任研究员，经常待在故宫的仓库里不出来，你从他的神色举止上根本觉察不出来，他就是党在北平地下组织的情报员。
1986年6月李苦禅纪念馆开幕，李燕与黄奇南（右）
1937年，日寇占领平津之后，我父亲想参加八路军，黄奇南也就亮明了身份。他把我父亲的想法向上级做了汇报，后来才知道，黄奇南的上级就是他的一个本家叔叔黄浩，在听了黄奇南汇报的情况后，黄浩认为我父亲这个人非常可靠，要亲自面谈，地点约在北海九龙壁。
八路军北平情报站负责人黄浩
那个时候北海很荒凉，清王朝颓败以后无人打理，九龙壁的草都齐腰深，过个刺猬都有声响。两个人装作欣赏九龙，黄浩告诉我父亲说，你要参加八路军也可以，但像你这么有名望的教授画家，人们一眼就能认出你来，太行培训班里头要是出一个叛徒你就完了。不如在北平以名教授、名画家的身份作掩护，做一个受党信任的党外人士，负责情报联络工作。约谈的时候，黄奇南在不远处望风。这次约谈之后，柳树井胡同2号就成了党在北平的一处情报站。
从左到右：张启仁、王逸如、王森然、李苦禅、阿老、徐麟庐
还有一个学生，是党领导下的“民先”组织成员，共产党员张启仁。我父亲被国民党打压，停聘教职，从杭州艺专回北平的时候生活很困难，他还帮助我父亲渡过难关，师生关系非同一般。1935年，日本人想在华北地区搞一个傀儡政府，以实现对华北殖民统治的过渡，办公处就设在东长安街。针对这个所谓的“自治政府”，学生们开始自发组织起来上长安街游行，这里面的骨干就是张启仁。他们把示威游行的计划通通告诉了我父亲和王森然先生。12月9日，师生们手拉手上街游行，那年的冬天特别冷，军警为了镇压游行队伍，用高压水龙头向游行的人群滋水，师生们浑身上下湿淋淋的，水都变成了冰。这在当时的社会影响非常大，好多群众都纷纷上街，最后形成了全城游行的局面。当时他们也不知道自己参加的什么运动，时势造英雄，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英雄，后来才知道这次游行就是著名的“一二九”运动，永远载入史册。（注：张启仁同志后任中央美术学院第一副院长。）
03 柳树井胡同2号院
1990年，柳树井胡同2号被拆除，据党史资料显示：“柳树井2号院子很小，小院门朝南开，南屋三间不大，也很简陋。其中一间半是李苦禅作画、休息和接待地下同志的地方。交通员、青年学生、外国友人等常在这里藏身、中转，然后转移到根据地或奔赴抗日前线。”
李苦禅在柳树井胡同住所留影
李燕说：我父亲在柳树井胡同2号的住处就是一个小南屋，平常的布置就是一个画室，旁边一个藤椅，还有一个板床，看上去没有任何接待人的迹象。在这里转移的同志姓名、去向，我父亲从来不打听。那个时候交通站都是一段一段的，这样便于保密，一般来说有同志往太行转移，会在这里住一夜，有时候要一天一夜，不能再长了，否则会引起敌人的注意。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一个人，也有两个人的时候，非常特殊的情况下会来三个人。一个同志好办，他睡板床，我父亲睡在画案子上。两个同志的时候，一个同志睡板床，一个睡画案子，我父亲就睡在桌子底下。遇到三个人就麻烦了，板床上一个同志，画案子上一个同志，桌子底下一个同志，他自己就只能坐在藤椅上眯一晚上。
1996年，我父亲掩护过的袁祥峰同志来北京，我采访过他。他说当年北平沦陷期间，自己不可能总躲在柳树井胡同，那样反而令敌人生疑。他经常白天外出，回来时如果看到门关着，就是家里没人，不必叩门；如果门开着，迎门影壁墙角下放一把破扫帚，就表示有情况，不可以进来，如果没有扫帚，那就说明没有情况，可以进来。这是他和我父亲之间约定的暗号。
情报站最困难的问题，是如何让路过的同志吃饱饭。那个时候党没有活动经费，一切都要靠自己想办法。我父亲又没有别的本事，只能靠卖画来筹集经费养家糊口，为路过的同志凑路费。
那个时候能买画的多半是银号用来送礼的，银号派个小伙计到柳树井胡同订几个扇面。有一次，银号一下子订了一百个扇面。我父亲仗着身体好，三天三夜只睡了一觉，一百个扇面画出来了。高兴死了！这可够花一阵子了，不用为没经费发愁了。
有时候多少天也卖不出去一幅画，我父亲有个习惯，在笔筒里搁一些钢镚零钱。有一次来了三个同志，正赶上没钱的时候。我父亲把笔筒里的毛笔一拔，哗啦一倒，算一算能凑合着买二斤杂面。可不是现在涮火锅吃的那种杂面，日本人是绝对不吃的“混合面”，那是专给中国老百姓预备的劣等粮食。煮一锅杂面弄点菜叶儿揪里头，一人分一碗，绝对平均分配，最困难的时候一天只能吃一顿。
有时候为了给过路的同志凑盘缠，他就只能到当铺卖了自己的衣物换钱。有时候家里粮食吃光了，他就去粥棚赊粥，赊不来粥一家人就要挨饿。建国后我父亲曾说过，那时候讲“爱国”一词真是沉甸甸的呀！抗日爱国就意味着随时准备挨饿、流血、杀头。
04 卖画所得交给党，两手空空回北平
李苦禅为北平地下党组织筹集过多少次经费，估计连他自己也记不清了。据李燕讲：1938年1月，一位名叫郝冠英的女生来到柳树井胡同2号，对我父亲说，共青团北平市委书记李又常交给她一项紧迫的任务，春节前护送一批同志去延安，可是缺少路费，让她必须在5天内筹集2000块大洋。要知道，当时2块大洋可以买一袋进口的白面，2000大洋可不是一个小数目。我父亲一听笑着说，你可来巧了，我在天津办的画展卖了2000多块钱，昨天我的学生魏隐儒才送过来，你都拿去吧。郝冠英接过钱感激地说，我代表去延安的同志谢谢你，共产党不会忘记你的贡献。
1939年的冬季，父亲带着我哥哥李杭到天津法租界滨江道永安饭店举办“李苦禅画展”，大家听说李苦禅举办画展，一时间永安饭店门庭若市。还没正式开展呢，百分之六十的画便都有主儿了。按照当时的规矩，付了钱的书画一律挂上红布条，写上收藏人的姓名。那些迟来的富商巨贾们，面对贴着红布条的书画佳作，也只有望画叹息的份了。7天画展一结束，我父亲立即让黄浩情报组人员把钱取走，作为北平地下党组织的活动经费。那年冬天特别冷，父亲和我哥哥穿着夹袄长衫，为了御寒买了顶帽子，一条围脖儿，俩人两手空空地回了北平。
1940年夏天，我父亲再一次来到天津“三不管儿”租房作画，这一带老百姓很喜欢他豪爽的性格，我父亲很健谈，前来看作画的人不少，听聊天的人更多。有一些富商和洋行阔老板也闻讯赶过来，10天时间所有字画抢购一空。卖字画得来的钱分文未动，又以同样的方式交给前来取款的情报组成员。
日本人关押李苦禅的地方，沙滩北大红楼
数次赴天津卖画，我父亲名冠津城，无人知晓卖画所得巨款的去向。他的行为最终还是引起了日本人的怀疑，把他抓进了宪兵队监狱里。日本人对我父亲严刑拷打，绝不招供，九死一生。后来，日本人惮于他的社会声望，如果杀了我父亲，则对“日中和协、共存共荣”的伪善门面不利，所以把他放回家了，但时不时派人监视他的行踪，以期“放长线，钓大鱼”。但黄奇南仍旧以学生模样，夹着作业来向老师学画，反而不犯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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