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无产阶级的革命正气歌
——赞无产阶级英雄典型李玉和
红岭
“红灯高举闪闪亮”。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在江青同志的亲自指导下，经过千锤百炼的加工，精雕细刻的琢磨，《红灯记》这盏京剧革命的红灯，放射出了更加夺目的光辉。
以革命样板戏为标志的无产阶级文艺革命，是人类文艺史上划时代的伟大革命。在这场革命中横空出世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是人类文艺史上前所未有的光辉的典型。《红灯记》中的李玉和，就是这样一个跟一切剥削阶级意识和传统观念实行彻底决裂的最新最美的英雄。李玉和是一个工人阶级的代表，是一个革命先烈的代表。他“不屈不挠斗敌顽”的崇高的革命气节，“雄心壮志冲云天”的远大的革命理想，“一生奋战求解放”的彻底革命精神，表现了无产阶级为共产主义英勇献身的高贵品质。
“不屈不挠斗敌顽”，李玉和的这句豪言壮语，生动地表现了无产阶级“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的崇高革命气节。
李玉和的革命气节，表现在他有百折不回、锲而不舍的革命精神。从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起，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李玉和，就沿着党指引的方向，闹工潮，斗敌顽，“革命的道路再艰险，前仆后继走向前”。为了把密电码“送上柏山岗”，以地下斗争配合武装斗争，他“千万重障碍难阻挡”。在粥棚突然遭到日寇搜查的危险关头，他沉着机警，粥底藏密，化险为夷。在街市上乱纷纷、日寇到处乱抓人的白色恐怖下，他以党的机密为重，将密电码安全转移，以防意外。在风雪骤至、即将被捕的严重时刻，他临危自若，当机立断，郑重叮咛母亲一定要把密电码交给磨刀师傅。直到就义前，他还关心着“密电码未到柏山”，嘱咐铁梅“‘还清账目’我无挂牵”。这种百折不回的革命精神，表现了李玉和在革命的万里征途中，狂风暴雨不动摇，千难万险不后退的崇高的无产阶级革命气节。
李玉和在身陷魔窟的情况下，更显示了忠贞不渝、宁死不屈的革命气节。面对凶狠的敌人，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身处恶劣的环境，他没有半点的怯弱和动摇。在黑暗与暴力的进袭中，他是一棵傲立苍穹的青松，经得住任何“霜冻和雪打”。不管鸠山搬出资产阶级“为我”的信仰，还是贩卖剥削阶级做人的“诀窍”，李玉和横眉冷对，傲岸蔑视，显示了共产党人视“富贵荣华如粪土”的高尚品质。鸠山用尽“软”的一招连连碰壁，便使出了“硬”的一手，凶相毕露、杀气腾腾地威胁：“宪兵队刑法无情，出生入死”，“劝你及早把头回，免得筋骨碎！”李玉和针锋相对、斩钉截铁地回答：“共产党员钢铁意志，视死如归！”“宁可筋骨碎，决不把头回！”不管在那暗无天日的监牢，还是在那阴森罪恶的刑场，他头可断，血可流，革命气节不可丢，充分表现了无产阶级威武不能屈的坚强意志。
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李玉和具有百折不回、宁死不屈的革命气节，一往无前、压倒敌人的英雄气概。面对强暴，他不是消极地“熬”，而是积极地“斗”；不是被动地“防”，而是主动地“攻”；不是软弱地“忍”，而是勇猛地“冲”。他以无产阶级大无畏的战斗风格，把“赴宴”看成进军，把刑场当作战场，敢与敌人争高下，不向恶魔让寸分。在“赴宴斗鸠山”中，李玉和一上场，雄姿英发、气宇轩昂地唱道：“一封请帖藏毒箭，风云突变必有内奸。笑看他刀斧丛中摆酒宴，我胸怀着革命正气、从容对敌、巍然如山。”这个“笑”字，画龙点睛地展示了李玉和洞察风云变幻的远见卓识，“乱云飞渡仍从容”的伟大气魄；也使我们强烈地预感到鸠山寻欢作乐、为非作歹的官邸，即将成为中国人民审判日寇的法庭。李玉和昂然屹立在舞台中心，以高屋建瓴、泰山压顶之势，愤怒痛斥“杀我人民侵我国土”的“日本军阀豺狼种”，猛力鞭挞“本性残忍装笑容”的侵略强盗，斗得鸠山心寒胆裂，魂飞魄散。在每一个回合的战斗中，李玉和步步主动，节节取胜；鸠山处处落空，着着失败。最后，鸠山恼羞成怒，狂叫：“我五刑俱备叫你受用！”李玉和豪迈地回答：“你只能把我的筋骨松一松！”他斥退日本宪兵，拿起帽子，吹一吹灰，掸一掸尘，从容不迫，阔步而下。在英雄眼里，这群张牙舞爪的日寇，只不过是一掸即逝的死灰，这一掸，充分显示了李玉和藐视和蔑视敌人的英雄气概。他受刑以后再次上场，扶椅傲立，放声斥责：“狼心狗肺贼鸠山！任你毒刑来摧残，真金哪怕烈火炼，要我低头难上难！”随着铿锵有力、响遏行云的唱腔，李玉和发出了一阵回荡长空的朗朗大笑。这是无畏的笑声，这是胜利的笑声。这笑声，象锋利的匕首，猛插日寇心脏；象惊天的霹雳，把魔鬼的宫殿震得摇摇欲坠。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
共产党员李玉和为革命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的崇高革命气节，来源于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不移的信仰。李玉和正是以体现最广大人民最大利益的共产主义信仰为出发点，用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业绩，谱写了共产党人最高亢最雄壮的革命正气歌。
阅尽历代“忠烈传”，何曾有这毛泽东时代的英雄高大；读遍人间“正气歌”，何曾有这共产党人的新曲壮美。在我国古代历史中，宋代的文天祥，曾吟诵过“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在欧洲资产阶级文艺史册里，匈牙利的诗人裴多菲，也曾高歌“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但是，他们的理想，都有其阶级局限性；无产阶级英雄人物李玉和的理想，则是人类历史上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共产主义宏伟大业。在李玉和为革命甘将热血洒江天，为人民不怕出生入死的革命气节面前，一切剥削阶级的“正气”，统统惨淡无光！
李玉和胸怀天下，“四海为家”，“为革命东奔西忙”，“一生奋战求解放”。在那“洒向人间都是怨”的苦难岁月里，他忧人民所忧，盼人民所盼，与苦大仇深的群众同呼吸，与灾难深重的祖国共命运，“恨不得变雄鹰冲霄汉，乘风直上飞舞到关山，要使那几万万同胞脱苦难”。李玉和身在刑场志不摧。“休看我，戴铁镣，裹铁链，锁住我双脚和双手，锁不住我雄心壮志冲云天”，这豪情激宕、大气磅礴的唱腔，犹如千顷海涛澎湃，万钧雷霆轰响，展示了英雄誓死拆除人间地狱的雄心壮志：“风雨过，百花吐艳，新中国似朝阳光照人间。”正是这崇高的理想，鼓舞着李玉和“不屈不挠斗敌顽”，“为革命粉身碎骨也心甘！”
李玉和为共产主义壮烈献身的精神，集中反映了一心为公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在同鸠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白刃格斗中，李玉和高尚纯洁的灵魂得到充分的展示。任凭鸠山从资产阶级“私”字王国里端出多少破烂，什么“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什么“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对“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战士李玉和来说，却好比“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李玉和的头脑里是一个金光闪闪的共产主义“公”字的天下，而鸠山的每一个细胞都渗透了资产阶级“私”字的污血。真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李玉和正是因为具有这种一心为“公”的世界观，所以，物质利诱不能玷污他纯洁的灵魂，严刑拷打不能挫伤他顽强的革命斗志。
李玉和崇高的革命气节，归根结底来源于他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的一颗“红亮的心”。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亮了英雄的心，英雄才有崇高的气节，高贵的品德，无穷的智慧，惊人的胆量。正是这颗“红亮的心”，使李玉和为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冲锋陷阵，为解放全人类不惜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
李玉和崇高的无产阶级革命气节，显示了共产党人在敌人面前“宁可筋骨碎，决不把头回”的钢铁意志，同时也是对大叛徒刘少奇的“叛徒哲学”的有力批判。刘少奇胡说什么：“自首变节是因为中国的艰苦复杂的历史条件决定的”，“是被强迫的”，他甚至还恬不知耻地把自首变节美其名是“具体的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真是荒唐到了极点。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革命气节从来是在艰苦卓绝的斗争环境中显示出来的。只有那种“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才会在敌人开放的狗洞里爬出来。舞台上的王连举，就是现实生活中刘少奇的真实写照。王连举嚎叫对革命不要“死心眼”，刘少奇狂吠在敌人的淫威下要有所谓的“灵活性”；王连举在日本法西斯面前，跪倒求命，甘作卖国的奴才；刘少奇在国民党军阀面前，磕头告饶，充当敌人的鹰犬。两副嘴脸，一个灵魂，同样散发着卑污腐朽的臭气；而无产阶级的英雄李玉和，犹如搏击长空的雄鹰，穿云破雾，展翅翱翔，是何等的俊美高大！
李玉和气冲霄汉、大义凛然的英雄形象，象一面火红的战旗，召唤着千百万革命人民前仆后继，英勇奋斗。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这个人类最美好的理想，彻底埋葬资本主义这个人类最后一个剥削制度，“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第3版()
专栏：
高举红灯驱妖雾
解放军某部 星火 彤文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有比较才能鉴别。有鉴别，有斗争，才能发展。”学习革命样板戏《红灯记》，对照毒草影片《一个人的遭遇》，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出革命样板戏的光辉成就和现代修正主义文艺反动腐朽的本质。
《红灯记》和《一个人的遭遇》描写的事件，都是以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反法西斯斗争为背景的。前者以饱满的革命激情，歌颂了中国人民在毛主席领导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英勇斗争，歌颂了共产党人崇高的革命气节；后者以阴暗的笔调，极力攻击斯大林领导的伟大的卫国战争，恣意丑化伟大的苏联人民。这是从属于两个对立的阶级、从属于两种对立的政治路线的完全不同的文艺。
《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指出：描写革命斗争的作品，“一定要表现革命的英雄主义和革命的乐观主义。不要在描写战争的残酷性时，去渲染或颂扬战争的恐怖；不要在描写革命斗争的艰苦性时，去渲染或颂扬苦难。”
《红灯记》在这方面是一个光辉的范例。李玉和这一家不同姓的三代，在严峻的考验面前，互相鼓励，互相嘱咐，饱溶着阶级的深情，充满着战斗的豪情。在阴森森的刑场上，李玉和迎着敌人的刺刀傲然挺立，面对死亡的威胁放声高歌，充分显示了他不畏强暴、不怕牺牲的英雄本色。李玉和、李奶奶壮烈牺牲以后，铁梅化悲痛为力量，“不低头，不后退，不许泪水腮边洒，流入心田开火花。万丈怒火燃烧起，要把黑地昏天来烧塌”。多么坚强的意志，多么高昂的斗志！她擦干眼泪，高举红灯，踏着先烈的足迹，又继续战斗！李玉和一家三代在严酷的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是无产阶级的战斗精神。这种精神力量，足以战胜任何艰难困苦，压倒任何残暴的敌人！
《一个人的遭遇》却完全相反。在索科洛夫上前线的时候，作者用大量笔墨描述他老婆“眼睛浑浊”，“浑身哆嗦”，“精神失常”，“简直疯了”，……简直比送葬还要悲恸。索科洛夫自己也是一个怕死鬼，面对德国警犬的撕咬，他惊恐万状，象狗一样趴在地上，凄厉惨叫。作品的开头，曾经是孤儿的索科洛夫娶了孤儿院的一个孤儿做老婆；作品的结尾，老婆、儿子都死光了的索科洛夫又收养了一个孤儿做儿子。作者就是用这种“孤儿加孤儿”“苦难加苦难”的卑劣手法，极力宣扬战争的恐怖和苦难，反对革命战争，妄图以此来恐吓世界革命人民，扑灭世界人民革命斗争的熊熊烈火。
《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指出：“要努力塑造工农兵的英雄人物，这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
《红灯记》完美地塑造了李玉和、李铁梅、李奶奶一家三代的英雄形象。雄心壮志冲云天，不屈不挠斗敌顽，他们是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光辉代表。《一个人的遭遇》中着力描写的所谓“英雄”索科洛夫，则是一个跪倒在敌人脚下的无耻的叛徒。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红灯记》中李玉和的一系列英雄壮举，和《一个人的遭遇》中索科洛夫的一连串叛徒行径，是怎样的天殊地别。
李玉和由于叛徒出卖，被捕了。他知道“风雪来得骤”，严峻考验就在眼前。但他“浑身是胆雄赳赳”，不管敌人将摆下什么样的“酒宴”，他都“千杯万盏会应酬”。这是豪壮的战歌，这是战前的誓言。
索科洛夫刚发现被敌人包围，便“两脚发软”，“身子象一束割下的草那样倒了下来。”他不肯突围，更不敢搏斗，只是想：“哦，我的末日到了。”这是绝望的呻吟，这是乞降的自白。
鸠山“本性残忍装笑容”，假献殷勤，给李玉和斟上一杯酒。李玉和将杯一推说：“实在对不起呀，我戒酒啦！”一根闷棍打乱了鸠山的阵脚，鸠山设下的“劝降宴”，变成了李玉和揭露敌人的审判场。鸠山利诱威逼，软硬兼施；李玉和针锋相对，寸步不让。革命的精神力量完全压倒了反革命的精神力量。
在德国法西斯集中营长的酒桌旁，索科洛夫垂涎三尺，挣扎半天，“好容易才使自己的眼睛离开桌子”。敌人让他“为德国胜利干杯”，他竟连饮三大杯。他啃着德国法西斯强盗“象给狗吃一样”扔给他的鸡骨头，倒觉得“沾到一点光”。真个是“敌人把你当狗用，反把耻辱当光荣”，索科洛夫出卖了苏联人民的荣誉。
李玉和身受重刑，胆气更壮，斗志更坚。他有着“真金哪怕烈火炼，要我低头难上难”，“宁可筋骨碎，决不把头回”的崇高的革命气节，有着惊天地泣鬼神的大无畏气概，真是一个刀山敢上、火海敢闯的无产阶级“刚强铁汉”！
索科洛夫面对着敌人的步枪托、橡皮棍，吓得“喘不过气来”，把头“习惯成自然地缩在肩膀里”。完全是一个“贪生怕死可怜虫”。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李玉和正是这种无产阶级革命英雄主义的光辉写照。你看他，硬骨铮铮，替山河壮志；红心耿耿，为日月增辉。他是直冲霄汉的雄鹰。索科洛夫则是赫鲁晓夫所贩卖的“脑袋丢了，原则还有什么用”的叛徒哲学的活标本。你看他，满脸奴颜，一身媚骨，卖身投敌，乞求活命。他只不过是一条“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
英雄壮举来自英雄的崇高理想；叛徒行径来自叛徒的龌龊灵魂。
李玉和为什么能有崇高的革命气节？因为他心里是一个“公”字的天下。他从青年时代就投入了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为革命东奔西忙”。他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受到毛泽东思想的哺育，形成了彻底革命的世界观。他深深懂得，一个共产党员的革命目标就是要彻底砸烂旧世界，“使那几万万同胞脱苦难”，就是要打出一个“红旗插遍”“光照人间”的新世界！
为了这个崇高的理想，反动军阀的白色恐怖没有把他压倒，“他誓死继先烈红灯再亮，擦干了血迹，葬埋了尸体，又上战场”；为了这个崇高的理想，他勇往直前，“革命的道路再艰险，前仆后继走向前”；为了这个崇高的理想，即使被关入牢房，镣铐加身，也只能“锁住我双脚和双手，锁不住我雄心壮志冲云天”；为了这个崇高的理想，他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在敌人的刑场上，面对刺刀、枪口，大义凛然，视死如归。这是多么高尚的情操，多么壮美的精神世界啊！
索科洛夫为什么要苟且偷生？因为他心里是一个“私”字的巢穴。他活着的目的，是为了“漂亮”、“称心”、“贤慧的老婆”，是为了“贮藏室和走廊”，“两个房间”“两只羊”，是为了喝酒醉得“从床上滚下来”……。一句话，作者所鼓吹的“最高的信仰”和鸠山所宣扬的完全是一路货色：“为我”。
为了这个“最高的信仰”，他还没上前线，就“已经心碎了”；为了这个“最高的信仰”，他被敌人包围后，不用抓，不用押，主动“开步走向西方，去当俘虏”；为了这个“最高的信仰”，他被敌人“赶来赶去”，“干得折断了腰”，从来不敢有半点反抗；为了这个“最高的信仰”，他对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无动于衷，“胜利日”这天他的儿子死了，他感到“埋葬了自己最后的欢乐和希望”；为了这个“最高的信仰”，什么祖国的荣誉，民族的尊严，革命的气节，他都可以出卖。这是多么低贱的情操，多么肮脏的精神世界呀！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我们无产阶级文艺工作者，要努力塑造《红灯记》中李玉和那样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而对诸如《一个人的遭遇》之类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维护现代修正主义反动统治的毒草作品，必须彻底揭露，彻底批判！
高举红灯驱妖雾，满怀豪情育新花！让我们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艺路线，为创造无愧于以毛泽东思想为旗帜的新时代的无产阶级新文艺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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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无产阶级英雄典型李玉和
红岭
“红灯高举闪闪亮”。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在江青同志的亲自指导下，经过千锤百炼的加工，精雕细刻的琢磨，《红灯记》这盏京剧革命的红灯，放射出了更加夺目的光辉。
以革命样板戏为标志的无产阶级文艺革命，是人类文艺史上划时代的伟大革命。在这场革命中横空出世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是人类文艺史上前所未有的光辉的典型。《红灯记》中的李玉和，就是这样一个跟一切剥削阶级意识和传统观念实行彻底决裂的最新最美的英雄。李玉和是一个工人阶级的代表，是一个革命先烈的代表。他“不屈不挠斗敌顽”的崇高的革命气节，“雄心壮志冲云天”的远大的革命理想，“一生奋战求解放”的彻底革命精神，表现了无产阶级为共产主义英勇献身的高贵品质。
“不屈不挠斗敌顽”，李玉和的这句豪言壮语，生动地表现了无产阶级“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的崇高革命气节。
李玉和的革命气节，表现在他有百折不回、锲而不舍的革命精神。从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起，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李玉和，就沿着党指引的方向，闹工潮，斗敌顽，“革命的道路再艰险，前仆后继走向前”。为了把密电码“送上柏山岗”，以地下斗争配合武装斗争，他“千万重障碍难阻挡”。在粥棚突然遭到日寇搜查的危险关头，他沉着机警，粥底藏密，化险为夷。在街市上乱纷纷、日寇到处乱抓人的白色恐怖下，他以党的机密为重，将密电码安全转移，以防意外。在风雪骤至、即将被捕的严重时刻，他临危自若，当机立断，郑重叮咛母亲一定要把密电码交给磨刀师傅。直到就义前，他还关心着“密电码未到柏山”，嘱咐铁梅“‘还清账目’我无挂牵”。这种百折不回的革命精神，表现了李玉和在革命的万里征途中，狂风暴雨不动摇，千难万险不后退的崇高的无产阶级革命气节。
李玉和在身陷魔窟的情况下，更显示了忠贞不渝、宁死不屈的革命气节。面对凶狠的敌人，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身处恶劣的环境，他没有半点的怯弱和动摇。在黑暗与暴力的进袭中，他是一棵傲立苍穹的青松，经得住任何“霜冻和雪打”。不管鸠山搬出资产阶级“为我”的信仰，还是贩卖剥削阶级做人的“诀窍”，李玉和横眉冷对，傲岸蔑视，显示了共产党人视“富贵荣华如粪土”的高尚品质。鸠山用尽“软”的一招连连碰壁，便使出了“硬”的一手，凶相毕露、杀气腾腾地威胁：“宪兵队刑法无情，出生入死”，“劝你及早把头回，免得筋骨碎！”李玉和针锋相对、斩钉截铁地回答：“共产党员钢铁意志，视死如归！”“宁可筋骨碎，决不把头回！”不管在那暗无天日的监牢，还是在那阴森罪恶的刑场，他头可断，血可流，革命气节不可丢，充分表现了无产阶级威武不能屈的坚强意志。
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李玉和具有百折不回、宁死不屈的革命气节，一往无前、压倒敌人的英雄气概。面对强暴，他不是消极地“熬”，而是积极地“斗”；不是被动地“防”，而是主动地“攻”；不是软弱地“忍”，而是勇猛地“冲”。他以无产阶级大无畏的战斗风格，把“赴宴”看成进军，把刑场当作战场，敢与敌人争高下，不向恶魔让寸分。在“赴宴斗鸠山”中，李玉和一上场，雄姿英发、气宇轩昂地唱道：“一封请帖藏毒箭，风云突变必有内奸。笑看他刀斧丛中摆酒宴，我胸怀着革命正气、从容对敌、巍然如山。”这个“笑”字，画龙点睛地展示了李玉和洞察风云变幻的远见卓识，“乱云飞渡仍从容”的伟大气魄；也使我们强烈地预感到鸠山寻欢作乐、为非作歹的官邸，即将成为中国人民审判日寇的法庭。李玉和昂然屹立在舞台中心，以高屋建瓴、泰山压顶之势，愤怒痛斥“杀我人民侵我国土”的“日本军阀豺狼种”，猛力鞭挞“本性残忍装笑容”的侵略强盗，斗得鸠山心寒胆裂，魂飞魄散。在每一个回合的战斗中，李玉和步步主动，节节取胜；鸠山处处落空，着着失败。最后，鸠山恼羞成怒，狂叫：“我五刑俱备叫你受用！”李玉和豪迈地回答：“你只能把我的筋骨松一松！”他斥退日本宪兵，拿起帽子，吹一吹灰，掸一掸尘，从容不迫，阔步而下。在英雄眼里，这群张牙舞爪的日寇，只不过是一掸即逝的死灰，这一掸，充分显示了李玉和藐视和蔑视敌人的英雄气概。他受刑以后再次上场，扶椅傲立，放声斥责：“狼心狗肺贼鸠山！任你毒刑来摧残，真金哪怕烈火炼，要我低头难上难！”随着铿锵有力、响遏行云的唱腔，李玉和发出了一阵回荡长空的朗朗大笑。这是无畏的笑声，这是胜利的笑声。这笑声，象锋利的匕首，猛插日寇心脏；象惊天的霹雳，把魔鬼的宫殿震得摇摇欲坠。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
共产党员李玉和为革命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的崇高革命气节，来源于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不移的信仰。李玉和正是以体现最广大人民最大利益的共产主义信仰为出发点，用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业绩，谱写了共产党人最高亢最雄壮的革命正气歌。
阅尽历代“忠烈传”，何曾有这毛泽东时代的英雄高大；读遍人间“正气歌”，何曾有这共产党人的新曲壮美。在我国古代历史中，宋代的文天祥，曾吟诵过“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在欧洲资产阶级文艺史册里，匈牙利的诗人裴多菲，也曾高歌“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但是，他们的理想，都有其阶级局限性；无产阶级英雄人物李玉和的理想，则是人类历史上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共产主义宏伟大业。在李玉和为革命甘将热血洒江天，为人民不怕出生入死的革命气节面前，一切剥削阶级的“正气”，统统惨淡无光！
李玉和胸怀天下，“四海为家”，“为革命东奔西忙”，“一生奋战求解放”。在那“洒向人间都是怨”的苦难岁月里，他忧人民所忧，盼人民所盼，与苦大仇深的群众同呼吸，与灾难深重的祖国共命运，“恨不得变雄鹰冲霄汉，乘风直上飞舞到关山，要使那几万万同胞脱苦难”。李玉和身在刑场志不摧。“休看我，戴铁镣，裹铁链，锁住我双脚和双手，锁不住我雄心壮志冲云天”，这豪情激宕、大气磅礴的唱腔，犹如千顷海涛澎湃，万钧雷霆轰响，展示了英雄誓死拆除人间地狱的雄心壮志：“风雨过，百花吐艳，新中国似朝阳光照人间。”正是这崇高的理想，鼓舞着李玉和“不屈不挠斗敌顽”，“为革命粉身碎骨也心甘！”
李玉和为共产主义壮烈献身的精神，集中反映了一心为公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在同鸠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白刃格斗中，李玉和高尚纯洁的灵魂得到充分的展示。任凭鸠山从资产阶级“私”字王国里端出多少破烂，什么“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什么“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对“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战士李玉和来说，却好比“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李玉和的头脑里是一个金光闪闪的共产主义“公”字的天下，而鸠山的每一个细胞都渗透了资产阶级“私”字的污血。真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李玉和正是因为具有这种一心为“公”的世界观，所以，物质利诱不能玷污他纯洁的灵魂，严刑拷打不能挫伤他顽强的革命斗志。
李玉和崇高的革命气节，归根结底来源于他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的一颗“红亮的心”。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亮了英雄的心，英雄才有崇高的气节，高贵的品德，无穷的智慧，惊人的胆量。正是这颗“红亮的心”，使李玉和为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冲锋陷阵，为解放全人类不惜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
李玉和崇高的无产阶级革命气节，显示了共产党人在敌人面前“宁可筋骨碎，决不把头回”的钢铁意志，同时也是对大叛徒刘少奇的“叛徒哲学”的有力批判。刘少奇胡说什么：“自首变节是因为中国的艰苦复杂的历史条件决定的”，“是被强迫的”，他甚至还恬不知耻地把自首变节美其名是“具体的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真是荒唐到了极点。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革命气节从来是在艰苦卓绝的斗争环境中显示出来的。只有那种“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才会在敌人开放的狗洞里爬出来。舞台上的王连举，就是现实生活中刘少奇的真实写照。王连举嚎叫对革命不要“死心眼”，刘少奇狂吠在敌人的淫威下要有所谓的“灵活性”；王连举在日本法西斯面前，跪倒求命，甘作卖国的奴才；刘少奇在国民党军阀面前，磕头告饶，充当敌人的鹰犬。两副嘴脸，一个灵魂，同样散发着卑污腐朽的臭气；而无产阶级的英雄李玉和，犹如搏击长空的雄鹰，穿云破雾，展翅翱翔，是何等的俊美高大！
李玉和气冲霄汉、大义凛然的英雄形象，象一面火红的战旗，召唤着千百万革命人民前仆后继，英勇奋斗。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这个人类最美好的理想，彻底埋葬资本主义这个人类最后一个剥削制度，“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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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某部 星火 彤文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有比较才能鉴别。有鉴别，有斗争，才能发展。”学习革命样板戏《红灯记》，对照毒草影片《一个人的遭遇》，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出革命样板戏的光辉成就和现代修正主义文艺反动腐朽的本质。
《红灯记》和《一个人的遭遇》描写的事件，都是以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反法西斯斗争为背景的。前者以饱满的革命激情，歌颂了中国人民在毛主席领导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英勇斗争，歌颂了共产党人崇高的革命气节；后者以阴暗的笔调，极力攻击斯大林领导的伟大的卫国战争，恣意丑化伟大的苏联人民。这是从属于两个对立的阶级、从属于两种对立的政治路线的完全不同的文艺。
《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指出：描写革命斗争的作品，“一定要表现革命的英雄主义和革命的乐观主义。不要在描写战争的残酷性时，去渲染或颂扬战争的恐怖；不要在描写革命斗争的艰苦性时，去渲染或颂扬苦难。”
《红灯记》在这方面是一个光辉的范例。李玉和这一家不同姓的三代，在严峻的考验面前，互相鼓励，互相嘱咐，饱溶着阶级的深情，充满着战斗的豪情。在阴森森的刑场上，李玉和迎着敌人的刺刀傲然挺立，面对死亡的威胁放声高歌，充分显示了他不畏强暴、不怕牺牲的英雄本色。李玉和、李奶奶壮烈牺牲以后，铁梅化悲痛为力量，“不低头，不后退，不许泪水腮边洒，流入心田开火花。万丈怒火燃烧起，要把黑地昏天来烧塌”。多么坚强的意志，多么高昂的斗志！她擦干眼泪，高举红灯，踏着先烈的足迹，又继续战斗！李玉和一家三代在严酷的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是无产阶级的战斗精神。这种精神力量，足以战胜任何艰难困苦，压倒任何残暴的敌人！
《一个人的遭遇》却完全相反。在索科洛夫上前线的时候，作者用大量笔墨描述他老婆“眼睛浑浊”，“浑身哆嗦”，“精神失常”，“简直疯了”，……简直比送葬还要悲恸。索科洛夫自己也是一个怕死鬼，面对德国警犬的撕咬，他惊恐万状，象狗一样趴在地上，凄厉惨叫。作品的开头，曾经是孤儿的索科洛夫娶了孤儿院的一个孤儿做老婆；作品的结尾，老婆、儿子都死光了的索科洛夫又收养了一个孤儿做儿子。作者就是用这种“孤儿加孤儿”“苦难加苦难”的卑劣手法，极力宣扬战争的恐怖和苦难，反对革命战争，妄图以此来恐吓世界革命人民，扑灭世界人民革命斗争的熊熊烈火。
《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指出：“要努力塑造工农兵的英雄人物，这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
《红灯记》完美地塑造了李玉和、李铁梅、李奶奶一家三代的英雄形象。雄心壮志冲云天，不屈不挠斗敌顽，他们是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光辉代表。《一个人的遭遇》中着力描写的所谓“英雄”索科洛夫，则是一个跪倒在敌人脚下的无耻的叛徒。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红灯记》中李玉和的一系列英雄壮举，和《一个人的遭遇》中索科洛夫的一连串叛徒行径，是怎样的天殊地别。
李玉和由于叛徒出卖，被捕了。他知道“风雪来得骤”，严峻考验就在眼前。但他“浑身是胆雄赳赳”，不管敌人将摆下什么样的“酒宴”，他都“千杯万盏会应酬”。这是豪壮的战歌，这是战前的誓言。
索科洛夫刚发现被敌人包围，便“两脚发软”，“身子象一束割下的草那样倒了下来。”他不肯突围，更不敢搏斗，只是想：“哦，我的末日到了。”这是绝望的呻吟，这是乞降的自白。
鸠山“本性残忍装笑容”，假献殷勤，给李玉和斟上一杯酒。李玉和将杯一推说：“实在对不起呀，我戒酒啦！”一根闷棍打乱了鸠山的阵脚，鸠山设下的“劝降宴”，变成了李玉和揭露敌人的审判场。鸠山利诱威逼，软硬兼施；李玉和针锋相对，寸步不让。革命的精神力量完全压倒了反革命的精神力量。
在德国法西斯集中营长的酒桌旁，索科洛夫垂涎三尺，挣扎半天，“好容易才使自己的眼睛离开桌子”。敌人让他“为德国胜利干杯”，他竟连饮三大杯。他啃着德国法西斯强盗“象给狗吃一样”扔给他的鸡骨头，倒觉得“沾到一点光”。真个是“敌人把你当狗用，反把耻辱当光荣”，索科洛夫出卖了苏联人民的荣誉。
李玉和身受重刑，胆气更壮，斗志更坚。他有着“真金哪怕烈火炼，要我低头难上难”，“宁可筋骨碎，决不把头回”的崇高的革命气节，有着惊天地泣鬼神的大无畏气概，真是一个刀山敢上、火海敢闯的无产阶级“刚强铁汉”！
索科洛夫面对着敌人的步枪托、橡皮棍，吓得“喘不过气来”，把头“习惯成自然地缩在肩膀里”。完全是一个“贪生怕死可怜虫”。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李玉和正是这种无产阶级革命英雄主义的光辉写照。你看他，硬骨铮铮，替山河壮志；红心耿耿，为日月增辉。他是直冲霄汉的雄鹰。索科洛夫则是赫鲁晓夫所贩卖的“脑袋丢了，原则还有什么用”的叛徒哲学的活标本。你看他，满脸奴颜，一身媚骨，卖身投敌，乞求活命。他只不过是一条“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
英雄壮举来自英雄的崇高理想；叛徒行径来自叛徒的龌龊灵魂。
李玉和为什么能有崇高的革命气节？因为他心里是一个“公”字的天下。他从青年时代就投入了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为革命东奔西忙”。他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受到毛泽东思想的哺育，形成了彻底革命的世界观。他深深懂得，一个共产党员的革命目标就是要彻底砸烂旧世界，“使那几万万同胞脱苦难”，就是要打出一个“红旗插遍”“光照人间”的新世界！
为了这个崇高的理想，反动军阀的白色恐怖没有把他压倒，“他誓死继先烈红灯再亮，擦干了血迹，葬埋了尸体，又上战场”；为了这个崇高的理想，他勇往直前，“革命的道路再艰险，前仆后继走向前”；为了这个崇高的理想，即使被关入牢房，镣铐加身，也只能“锁住我双脚和双手，锁不住我雄心壮志冲云天”；为了这个崇高的理想，他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在敌人的刑场上，面对刺刀、枪口，大义凛然，视死如归。这是多么高尚的情操，多么壮美的精神世界啊！
索科洛夫为什么要苟且偷生？因为他心里是一个“私”字的巢穴。他活着的目的，是为了“漂亮”、“称心”、“贤慧的老婆”，是为了“贮藏室和走廊”，“两个房间”“两只羊”，是为了喝酒醉得“从床上滚下来”……。一句话，作者所鼓吹的“最高的信仰”和鸠山所宣扬的完全是一路货色：“为我”。
为了这个“最高的信仰”，他还没上前线，就“已经心碎了”；为了这个“最高的信仰”，他被敌人包围后，不用抓，不用押，主动“开步走向西方，去当俘虏”；为了这个“最高的信仰”，他被敌人“赶来赶去”，“干得折断了腰”，从来不敢有半点反抗；为了这个“最高的信仰”，他对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无动于衷，“胜利日”这天他的儿子死了，他感到“埋葬了自己最后的欢乐和希望”；为了这个“最高的信仰”，什么祖国的荣誉，民族的尊严，革命的气节，他都可以出卖。这是多么低贱的情操，多么肮脏的精神世界呀！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我们无产阶级文艺工作者，要努力塑造《红灯记》中李玉和那样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而对诸如《一个人的遭遇》之类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维护现代修正主义反动统治的毒草作品，必须彻底揭露，彻底批判！
高举红灯驱妖雾，满怀豪情育新花！让我们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艺路线，为创造无愧于以毛泽东思想为旗帜的新时代的无产阶级新文艺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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