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突然问我：“爸爸，你知道宇宙的尽头是什么吗？”
我也没多想，就直接回答：“没研究过这个问题，真不知道宇宙有没有尽头，更不知道宇宙的尽头还有什么。”
她大笑：“你想多了，宇宙的尽头是编制，年轻人都知道，就你不知道。”
真是脑洞大开啊！这个急转弯转得过急，我是完全体会不到现在年轻人的冷暖，完全不知道她们面对社会时竟有这么艰难。
近些年，北大清华的博士去中小学教书时常有听说，硕士生跑去社区应聘也屡见不鲜，博士去当村官的就更不是新闻了，甚至还有研究生去应聘带编制的环卫工。最近，有位朋友告诉我，他们学校招两个代课老师，两百多人报名竞争，图的是以后有机会转进体制内。某卷烟招聘带编新职工均为特别知名高校的博士和硕士，都跟卷烟无关。
上周，我从教育类网站得知，今年下半年的教资考试报名人数是1140多万人，比去年的1000多万人又多出百分之十。这是个什么概念？已经超过了当年高考学生总数。假若这个趋势持续下去，那就意味着，每个升入大学的年轻人都想考教资。
当然，并不是说每个拿到教师证的人都会去当老师，但至少说明现在的年轻人非常渴望挤进有编制的教师队伍，不是教师有多好，而是编制实在太香。
到底发生什么了？
年轻人拼命往体制内挤，他们集体求稳的原因又是什么？是不是集体性对不稳的恐惧？
体制内无限吸引人，吸引点是稳。
体制外让人无限恐惧，对应的恐惧点是极端不稳。
“体制内”和“体制外”无形中构成了一对社会矛盾，似乎在全世界都找不到这么尖锐的同类国，西方国家更没有这个现象，这是为什么？
“体制外”约等于“不稳定”，“不稳定”约等于“人生风险”，全民性直奔体制内，意味着全民性风险忧虑。
媒体一直在讲，中华民族正处于数千年来最繁盛的时期，或者说是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从物质上看，这是准确的。不过，必须要问：发展，繁盛，历史最好，追求的到底是什么？是为了让人民活得更安逸快乐还是为了让人民活得更加焦虑恐惧？难道必须用全民性恐惧来换取辉煌？
二十多年前，三十多年前，几千万人在历史大潮中被下岗，愿意不愿意都得愿意，没有哪一条法律支持你抵抗下岗。按照当时的说法，那是为了让市场经济换取更快更好的经济发展，然后让人民过上更加富裕和谐的幸福生活。
物质发展了，繁荣出现了，这都是事实，不能否认。
不过，真的更和谐了吗？人的精神幸福感真的增加了吗？多数人的幸福指数真的超越世界平均水准了吗？不见得。体制内的人可能是，少量体制外的人也许是。
目前，中国大约有8.8亿在职劳动者，其中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等体制内约有4000万人，企业主和各类私营主体大约有4000多万人，这部分人暂且认为他们都是稳定者或者是幸福自控者。另外约8亿人既不是自己当老板，又不在体制内，其命运恐怕就不是都那么轻松自如的了，如果是，每年还会有上千万人考教师证吗？这可是历史从未有过的现象，也是全世界都未有的现象。
近8亿劳动者（包括农民）劳动权不稳的原因又是什么？
简单点讲，就是“私权无限”在起作用。
我们有《劳动法》，但真的能够遵守这个法的私人老板并不多，一句话得罪老板第二天必须走人的现象大家经常看到，在微信群里开个玩笑让老板不高兴，你也得走人，倘若你有某性格让老板看不顺眼，你就更加没有呆下去的可能了，不愿意被潜规则的人在职场上也是受尽煎熬。
私权管理之于人，主要看“心情“和”良心“，加不加班，看老板心情，用什么人，开什么人，也看老板心情，再上升一点高度，就是看老板的良心，心红一点，他就用公法，心黑一点，他就祭私法，有些老板就能喊出“让你996是你荣幸”这样的法盲语言。
那有人就会讲：“咱不怕私人老板违法，东家不干，可以去西家干，不愁没事干。“
没错，你可以东西轮流干，但如果东西一个样，你到哪里都不会得到尊重。
我这样说可能会招致部分人的反击，说我贬低了私营老板的整体形象。其实不然，我不否定有很多守法的老板，但整个中国出现了恐惧工作不稳的独特现象，就很能说明问题的严重性，也很能说明《劳动法》的悬空。如果体制外的从业者享受了体制内差不多的待遇和安全感，怎么会有数千人去争抢一个编制呢？
想进体制内，就能进得了吗？肯定很难。
到底有多难呢？宇宙的尽头是编制，文章开头就回答了。
我跟大家讲个普遍现象，年轻人报考体制内的多数岗位，现在都面临一个特别大的限制条件——身份。没有这个身份，你根本就没资格报名，而这个身份并不容易获得，全国大学生中，不超过百分之二能在大学毕业前获得。这个条件就砍掉了九成以上年轻人的资格，你说难还是不难？
据观察，虽然咱们人口多，但我们奔向现代化的目标是不会变的，也是有决心的。
然而，如果体制内外的差距继续扩大化，体制外的集体性恐惧继续扩展，体制高墙两边的矛盾继续激化，未来的现代化会是什么样的现代化？是美国式还是欧洲式？抑或是日本式？恐怕都不是，可能会是金字塔式现代化。
有没有办法让体制内外实现基本融合？或者说让体制外的人不再那么恐惧？
我看是可以的，健全的《劳动法》必须真实且全面地执行起来。我这里加了“健全”二字，主要是认为目前的法条还不够完善和刚性，在保护各方权益时还力不从心。
尊重私企权利，并不是让私企凌驾于法律之上，现在的部分国企也不守法，也在效仿私企。执行好法律，既是保护劳动者，也是保护雇主，双方都要受严格约束，聘人的时候要严谨，用人的时候要守法。
在中国，法律失位的原因还不完全在于执法者，也有公民的认知愚区，有些人还持有封建时代的老观念：人家私企，自然是老板说了算，又不是公家，凭什么限制他们？
这些人完全没有现代人权观念，以为自己只拥有奴隶性劳动权，既为奴，就只有服从。
近两三年，因为疫情，部分企业经营困难致用人减少，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搭顺风车“的老板多不多呢？真的多。只要想解聘人，就打着”受疫情影响“的牌子。有家非常大的信息企业今年就解雇了数千人，我本以为它真遇到了经营困难，当我看它的财报后，发现并非如此，它的整体利润额基本是稳定的，并未出现剧降，更未出现亏损，只是部分业务出现阶段性亏损。作为一家特大型公司，只要整体经营正常，绝不应该搭车裁员。
“疫情恐惧”很快会过去，“体制外恐惧”有可能成为长期负面情绪。
如果每年都是上千万人来挤一二十来万的体制内名额，我不相信这样的就业环境和就业取向能够带来一个和谐的共富局面，光是体制落差就能把两极分化做实做死。
有人提醒我，把体制内的人也搞得不稳定，让大家都不稳定，那不就平衡和谐了？那不就解决问题了？
我不认为这是个好方案，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法制，不应该把“砸饭碗“看成是一种本事，更不应该“把每个人都搞得不稳定“当成一种优秀的管理思想，每个人心里都不稳，社会还能稳？
为什么不能反过来想想，让劳动者实现在法律框架内的基本稳定不好吗？
有人又会讲：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企业没收益，怎么稳？
不要这么消极地看问题，我说的是基本稳定，不是绝对稳定，体制内也不能保证绝对稳定，也会随着经济形势变化而动态变化，只要整体形势向前发展，社会用人总量就会相对稳定，部分用人企业破产，新的用人实体又会出现，劳动力需求属于总量跟随时势走的动态平衡。
在发达国家，劳动者为何不是太害怕失业？为何很多人都不留存款？因为它们有失业后的制度保障，救济金可以保证失业者的基本生活。“托底“成为腐朽资本主义的局部良性措施，未必万能，可以借鉴，它能让很多人不必有”体制外失业饥饿恐惧症“的担忧。
一提到“托底“，很多国人就想到养懒，总是批评资本主义福利制度太落后。
事实上，作为正常人，绝大多数都总是希望自己能过上更好的生活，要过上好生活，就得奋斗，并非多数人都持有靠救济金过日子的想法，即使在欧美，不劳而获的懒人也是占极少数，如果多数人偷懒，那欧美的发达国家身份是怎么来的？难道是懒出来的？繁荣难道不是干出来的？
客观地讲，我们有比西方更好的制度刚性和制度统一性，按理说可以把多数人的劳动权安排得更有秩序和更有保障，充分的劳动权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重要特征之一，绝不应该出现“集体性劳动权恐惧“的局面。
我曾经跟朋友讨论过“托底“的问题，我说新中国前几十年虽然艰难，但大家很安心，都不担心未来，主要是有托底。
他不同意我的观点，说那个时候生活水平低，托底较容易，现在生活要求高，没办法托底，没那个实力。
我笑问：“物质落后的时代能托底，越富反倒越无法托底了？那干嘛要发展？整体更富了，不是更有条件帮助弱者吗？欧美日不也是致富后才托底的吗？
其实，托不托底，反映了制度安排的能力和决心，与物质丰富度本身关系不大，多有多的安排法，少有少的安排法，能坚持“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理念，任何时候都能搞托底。新中国前几十年做得好的政策要重新捡起来，不要怕走回头路，外国做得好的方面也要认真学习。
宇宙的尽头到底是什么？我们不必要太过关注，那里太远了。
人生的尽头是什么？大家都是清楚的。如何让人生不恐惧应该是所有有责之士要考虑的重大问题，脱离大众情感，老百姓的人生安排不好，再大的目标和口号都将失去意义。
未来，应该会有很多新提法，可能会有很多新措施，但就我看来，把年轻人的就业问题解决好、把体制鸿沟填平是万里长征第一步，这一步走不好，尖锐矛盾就会伴随着长征的每一步，年轻人不能稳定就业，二胎三胎谁来生？
我呼吁：
消除一切就业歧视！
取消一切招聘设限！
尊重一切职场法规！
让完善好的《劳动法》成为保障人民群众劳动权且有普世价值的好法律！
写于2022年10月19日星期三
【文/孙锡良，红歌会网专栏学者，大学副教授。本文原载孙锡良新公众号“孙锡良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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