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仰：《北京青年》——自由与责任-品论天涯网

提前看完了三十六集电视连续剧《北京青年》。用人物众多、情节复杂曲折等词汇来描述它当然可以，但这种万金油般的客套话没多大意义。最简单明了地评价电视连续剧《北京青年》——这是一个现代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的故事。除了时代不同外，最典型的不同在于，当年不少上山下乡是被迫的，而电视连续剧《北京青年》中的“上山下乡”是自愿的。
    电视连续剧中的几个“北京青年”，有公务员、大学教师、医生、海归等知识青年，也有富家子弟和普通社会青年。他们觉得在北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比较无聊，也觉得自己面对社会的能力不足，便纷纷辞职，或以停薪留职等理由离开原来的工作生活环境，先是到山东烟台，后来到广东深圳，宁愿去做端盘子、洗衣服、搞装修、快递送货、市场管理员、酒吧服务员等社会底层的体力劳动和基础工作。原先有积蓄也不能用，规定一百元花十天，除此之外要花钱必须自己找工作挣，看自己能否在社会中养活自己。这种方式据说是从国外引进的，现代词汇叫做“生存体验”，实际上就类似中国很多年前的上山下乡。这些北京青年集体租房，后来又包租小院，既类似当年的知青点，又像是兵团的集体生活。他们因失败而从烟台逃离，到了深圳，各自为阵变成集体作战，也失败了。最后到了云南丽江，在自找苦吃地野外步行旅游中被暗中设计，体验了一把濒死状态下的心灵升华。这段情节像是当年大串联的现代翻版，但在剧中也是为了必要的场景变换，户外大自然的优美风光被纳入剧中。一年后他们又都回到北京。
    从几个“北京青年”要在现实社会中锻炼自己的角度说，这番离家出走闯世界本质上与当年知青上山下乡差不多，但主客观条件不太相同。当年的上山下乡是国家高层对于知识青年整体状态的不满意，电视连续剧《北京青年》中的年轻人是自己对自己的处境厌烦，希望寻找自由，寻找生活真正的意义。但是，放弃现有的一切、重头再来，真的是一个好办法吗？当人们说自由的时候，为了自由，为了心中理想、梦想的实现，往往使得一切个人决定都有了正当的理由。自己喜欢就去做，想干嘛就干嘛，这些说辞由于有了“自由”这个金钟罩，听起来都不错，但在现实中绝对不可能成为行为标准。当剧中人物的故事发展到一定程度，编剧也必须联系实际，因此，从剧情上说，自由都是受到限制的，而且，对于自由的限制是必不可少的。然而，编剧在台词中却借剧中人物之口，说了太多关于自由的臆想型箴言。在我看来，这算是编剧理论脱离实际的一个体现。如果故事是实际，应该说，还是不错的。但为了拔高“实际”，编剧导演用了不少不靠谱的理论来装饰，其实，没有这些文艺腔的理论装饰也许更好。
    “北京青年”的离家出走、自我锻炼还迎合了另一个时髦的潮流，即家长等老一辈人都喜欢把孩子管得死死的，让孩子按部就班地成长，接受按部就班的命运，从而抑制了孩子的发展空间，扼杀了孩子的自由。这种流俗观念在剧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之所以说它是流俗，因为它同样是建立在把自由绝对化的基础上。剧中对于家长等老一代人的唠叨、吵闹、打架、自私等等，有故意丑化的嫌疑，令人无法接受。剧中后面的一个情节值得展开说一下，主角何东的父亲得了癌症，为了让儿子的自由不受到干扰，父亲向所有人隐瞒了病情，最终因延误了治疗而去世。这是错误的自由观产生危害的一个例证。如果没有前面把自由绝对化，没有把自由与限制严重对立起来，可能就不会出现这种状况，何东父亲的生命也许能够得到挽救。但是，编剧虽然受到流俗的影响，随着故事情节发展到这里，也开始体现出对老一辈的理解。何东父亲为了儿子的自由而轻视了自己的生命，被看成是家长一种无私的奉献。这种奉献甚至影响到剧中前半部分令人厌恶的何东母亲。这是编剧对流俗的折中。应该认识到，在现实中，父母对孩子的限制与奉献从来都没有分开过。也许是出于剧情冲突的需要，剧中把两者也绝对化了。虽然漫长的故事最终调和了两者，但是，在剧中的某些部分，当它们单独出现的时候，绝对化比较明显，使得我怀疑观众能否理解整体上的折中。
    剧中有一个象征我不知道是故意还是无意：代表限制孩子自由的家长都喜欢功夫茶；代表向往自由、追求自由的“北京青年”都喜欢酒吧。这一象征是否意味着中国传统就是限制自由，西方文化就是追求自由？说实话，这也是当今世界一大流俗。其实，剧中也多次提到：方格的大楼、方格的房子、方格的办公空间、方格的电脑屏幕等都令人厌倦。所以，我认为，编剧导演也知道现代化同样是限制自由的，只不过限制的方式与中国传统不同。但是，编剧导演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表述的时候，还是屈服于流俗，把限制自由的板子打在中国传统身上。我们对此应该有更理性的认识：世上没有绝对的自由，任何自由都必然有其限制。把自由绝对化是很多人的悲剧所在。孔子说“从心所欲不逾矩”，就是自由与限制的关系。联系到我们身边，比方刚刚结束的奥运会，运动员在比赛时有很多自由，但都要受到规则限制。世界上从来没有天生的、不受限制的自由。运动员在比赛时（例如自由体操）的自由，只不过是像孔子说的那样，把规则的限制变成了自觉，从而获得自由。当然，我们可以讨论规则是否需要改变，但绝不可能没有限制。
    即便是剧中塑造的自助旅游爱好者（俗称驴友），似乎是现代社会中最自由的，因为他们追求是自然，与人类社会关系较远，但它同样也有规则限制，否则也不会有后半部分濒临死亡的心灵升华。因此，关于改变自己、关于追求梦想，说多了，失去了限制条件，就如同传销组织的洗脑。剧中在后面部分也找补了一点回来，但总的来说，《北京青年》对于自由、梦想等等的理解还是没有干净地摆脱流俗。当然，电视剧本来就是大众文化，彻底摆脱流俗也不可能。只不过我希望对于某些错误的流俗观点，电视剧这样的大众文化能够更加清晰地指出。本剧中，编剧导演给我们呈现了他们正确的潜意识，但似乎迫于流俗的压力，不敢正面自己的内心，这多少是个遗憾。
    对于自由和限制的理解，换一个角度也许更加容易些。所谓限制，其实就是一种责任。每个人都有自由的权利，但每个人同样都要肩负责任，不管是对世界责任、对社会的责任，还是对家庭对个人的责任，这个世界上没有可以不负责任的人，不需要负责人的是精神病。恰巧，剧中也有一个因失恋而精神失常的姑娘。这样的人不负责任大家可以理解她，但她的自由并不是真的自由，最终还是要治病，要回归正常人。所谓正常人就是自己能够处理自由与责任的关系。说实话，我认为剧中一开始几个“北京青年”对于自己的生活状况不满意，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受流俗的影响，没有正确理解自由与责任的关系。他们最终回到北京，有的寻找了新工作，有的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有的有了新恋人，有的旧情复燃。换句话说，自己闯世界，现代版的“上山下乡”最大的结果无非就是对于自由和责任有了新的认识。本剧以逃避婚姻为开头，逃避婚姻在我看来就是在追求自由的流俗观念影响下，对于承担婚姻的责任缺乏勇气。而在本片的大结局中，所有“北京青年”都走入了婚姻。从一般意义上说，这是大众文化常用的大团圆结局，但在我看来，它体现了年轻人的成熟和成长，体现了他们勇于互相承担责任的勇气。
    随便说一句，剧中经常出现一句话：“你若不离不弃，我必生死相依”，挺感人。但是，有了“你若”、“我必”的前缀，更像是讲条件，彷佛时时还留着自由的尾巴，准备随时溜掉。我觉得，把这四个字去掉，只留下“不离不弃，生死相依”，更能体现自觉的责任。因此，从婚姻的角度理解自由与责任，男人女人，夫妻之间，各有事业固然不错，夫唱妇随也未尝不可，这同样是对自由与责任的不同态度。世事多变幻，关于自由与责任，没有绝对的标准，不可用唯一的标准来强求每个人，这是更大的社会自由。
    最后说几点不足。片中的时尚比较平庸，基本上是跟在流行的屁股后面，没有领导流行时尚的气魄。剧中的植入广告也挺明显，可以多修饰一下。也许是为了吸引观众的需要，追求自由常常以各种时髦流行为选择，显得不够大气。事实上完全可以给“北京青年”以超越流行的选择。比方说何东最后成为什么“培训师”，这种耍嘴皮子的职业，在我看来是现代社会最具欺骗性的职业，与传销培训师、推销培训等等区别不大。以美国为代表现代西方社会之所以非常需要这类职业，包括剧中的心理医生，很大原因是因为每个人在少年、青年时过于追求自由，缺乏家教，缺乏必要的责任意识。直到走向社会才发现很多人缺了这一课，不得不补课。如果从小就有良好的教育，何必要到长大以后花钱补这一课？但是，过于强调自由的西方文化，连家长也是自由的奴隶，如何教育孩子？如何在自由与责任上给孩子良好的家教？因此，何东当了培训师，是现代社会的无奈。
    电视连续剧《北京青年》讲了一个关于自由与责任的大道理，讲述得未必都对，我的观点也未必人人接受。但这确实是现代社会面临的一个大问题，这也是很多理论家、思想家不厌其烦地到传统文化中寻找解决方案的原因。能不能解决，不是电视剧的问题，能够引发人们更多地思考这个问题，我想还是有益的。用剧中的话说，先改变自己再改变社会，并且要从儿时的家庭教育开始。那么，好的家长、老师又如何出现呢？个别人的自觉能否带动社会的自觉，对此我并不乐观。这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悖论，我认为西方文化给不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