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无聊赖之时，看到一篇《中国大文化人缘何缺文化》的文章，作者王忠新，文章入目清新，使人精神为之一冰。
文章像是随笔，但从中已可看出作者的博学博览、学养深厚，更难得的是见解独到、切中时弊，短短一篇文评，把现社会的文化现象刻画的入木三分，力透纸背。
在这里，我不想续貂，只想趁着说一下自己对文化现象的一点粗浅看法。
拿破仑说，世界上有两种力量，刀剑和思想，从长远来看，刀剑最终被思想打败。
拿破仑是一个武力征服者，在他的意识中，武力最终不敌思想，可见思想是有无穷的伟力的。然而，思想是一种无形的、不可琢磨的、特殊的物质，它的载体是文化，而文化也需要载体。文化的载体又分为两种：死的载体和活的载体。
死的载体有土、石、陶、竹、木、帛、纸等等以及现在的网络载体，他们忠实地(网络待商)记录下了人类的活动和思想，但不能延展和反思。
而人作为文化活的载体，在传承思想文化的同时，又在与思想文化互动，反作用于思想文化。这样，在思想文化的记录中，又丰富和发展了思想文化。
由于无数的个体胸怀有别、视角有差、兴趣不一、好恶不同，优劣难分，这些丰富和发展的内容也就良莠不齐、善恶不等，在与社会的互动中相互整合，就形成各个时期优劣悬殊的、特定的文化现象。
这些文化现象对社会政治、经济、官风、民气、社会的盛衰治乱，不会没有影响，甚至影响尤为剧烈。
公元1840年，由于没有导师级人物的创新发展，中国文化经过几千年的演变蜕化，渐趋没落(《三字经》与《弟子规》是典型代表)，以致与西方文化小有交锋，即仓皇败北，其标志性事件即1940年的鸦片战争。而后的几十年，国家巨臂鸿儒、文胆武将，都把眼睛投向西方，企图“师夷长技以制夷”，然而，他们只注意到了物质方面，攒足劲地仿造、特别是购买西方的坚船利炮，学习西方军事，相信这些可以使大清王朝雄霸世界。
可惜，方向不对，事与愿违。耗费了大量民脂民膏的结果是，上千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四万万的国民，几十万的军队，十几万的官员，被号称八国联军的区区三万人轻取北京，被拍订立城下之盟。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西方的文化开始涌入中国，主流有两个，一个是所谓的民主和科学，时称德先生和赛先生;再一个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两种文化相互交融排斥，最终一部分汇聚到重庆，一部分汇聚到延安。
到了距鸦片战争整整100的时候，也就是1940年，中国的国土上形成了四方三家的格局，四方为南京一方，奉天一方，重庆一方，延安一方。前两方属于日本一家，重庆属于国民党一家，延安属于共产党一家。
从物质上讲，延安一方武器最差，人员最少，是世界上大多数人最不看好的一方。然而，从文化上分析，即可发现，奉天一方首于日本文化加中国儒家文化，重庆一方是儒家文化加西方文化，南京是日本、中国、西方文化的杂合。只有延安，是中国儒家文化的精髓与西方先进文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有机交融，形成了中国新文化的雏形，她的代表就是1940年1月问世的《新民主主义论》。而后，在战争的间隙，经过延安整风运动(内容是从思想文化上自我净化)，把一人的思想化作大众的文化。
这种新文化的伟力日渐凸显，几年时间，不但在四方三家的角逐中轻松胜出，而且在十年后的抗美援朝战争中一雪鸦片战争以来的百年国耻。
说到抗美援朝，那时的两件“小事”值得一提，一个是电影《英雄儿女》，一个和魏巍、路翎有关。
先说第一个，电影介绍的是英雄王成一个人坚守一个高地，打退了美军的四面进攻，最后与敌人同归于尽，为战友们赢得了取得战役胜利的时间。事后，全军为了宣传王成的英雄事迹，在文艺演出中需要一首主创歌曲，军政委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王成的妹妹王芳。
王芳接到任务后，连夜写出初稿，交给政委时，激动地说：我是留着眼泪写完的。军政委温和而又严肃地看着她，平静地反问：你是让战士们陪着你流眼泪?
王芳若有所悟，迅速写出了第二稿……
第二个，是在抗美援朝战争的进行中间，祖国不定期地派出亲人慰问团，赴朝慰问志愿军指战员。中间有一些文学文艺创作人员随团采访，其中就有魏巍和路翎。两个人都根据自己的思想和视觉，创作出了自己的作品。
魏巍单身犯险、亲赴前线，感受战士们是在怎样艰难危险的、生与死的环境中，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与敌血战、出生入死，感悟他们的所思所想，写出了著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来歌颂志愿军战士的英雄事迹和豪迈情怀。而路翎在这血与火般残酷的战争环境中，眼睛却盯上了中、朝一对青年男女的恋情，温情脉脉地献上了一曲《洼地上的战争》。
王芳写出的第二稿，就是深情豪迈、凝聚精神、激励斗志、家喻户晓、人人传唱的《英雄赞歌》。在那个时代，总不能“流着眼泪”享受《洼地上的战争》吧?所以，《洼地上的战争》自然被淘汰了。
而“最可爱的人”——志愿军战士唱着《英雄赞歌》，继承着英雄的精神，在战场上所向披靡，打败了两个八国联军，让美国人第一次低下他们“高贵的头颅”，给年轻的共和国打出了几十年的和平。
这就是文化的力量，这种文化是大文化，这种文化是站在社会的高度，来解读社会、解读人生，进一步升华社会，升华人生。因为那时，不仅有千千万万的王成，还有大大小小的政委，更有一个总政委在代表着一种大文化，代表着一种先进文化，并且不断发展这种先进文化。
总政委不在后，山中没老虎，猴子称大王，由参谋长滥竽充数，还不知萧规曹随，狭隘怨怼地自创一套理论——《跟着感觉走》，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浏览一下歌词，基本就是现代社会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的精彩总结，也是形成现在这种狭隘的、以个人为中心的、自私自利而又迷失自我的文化现象的滥殇……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主席变成了书记，干部变成了官员，人民变成了公民，群众变成了穷人，一把手的班长变成了老板，局长变成了张局、李局，再见变成了掰掰，人话变成了鸟语……新的词汇也层出不穷，什么屠童，什么潜规则，什么性工作者等等等等，五花八门，异彩纷呈。
这不仅仅是称谓的改变、词汇的增减，更是文化的渐变，这种渐变，刚开始，是在我们的欢呼声中进行的，而后漠然，而后无奈，而后……
文化的渐变，可以升华族群，也可以把一个族群带入地狱。让人可怕的是，在负面的渐变中，人们不以为忧，反以为喜、为荣、为傲，为自己的一己之得和与时俱进而相互炫耀、弹冠相庆!
因为有了一己之得，要么西装革履，要么长袍马褂，或者在长袍的外面再加一领西服，不是言必称欧美日本(也不辨人家是否诚意)，就是乞智于孔孟老庄，也不问问这几位老人家累不累、烦不烦、对现在的社会懂不懂。
毛泽东倒是曾对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中国的年轻人寄予了殷切的希望，而又恨铁不成钢，对他们絮絮叨叨、千锤百炼，试图把他们锤炼成栋梁之材，以支撑华夏民族的巨顶大厦，招来的却是轻蔑、污蔑、侮辱甚至是恶毒的谩骂和诅咒。
对于一个民族来说，这种文化现象就是一“文化空洞”现象，大家就像一篷根系和主干已然枯死的树冠，看似枝叶繁茂、飘逸潇洒、歌舞升平，其实已是内里空虚、血脉不继、歇斯底里，末日来临而不自知，一味地夜郎自大、附庸风雅、争名逐利。一面还要站在个人的角落里来戏说、哭诉社会，进而解构社会，娱乐至死。
刘禅“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文化也是如此。
郁达夫说: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奴隶之邦，一个有英雄而不知尊重英雄的民族则是不可救药的生物之群。
我说：没有先进思想文化熏陶、引导的人群，就是一群孤魂野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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