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拜登16日在白宫签署《通胀削减法案》。根据该法案，联邦政府将在气候和清洁能源领域投资约3700亿美元；在医疗保健领域投入约640亿美元，以降低处方药价格、强化医疗保障。法案包括对部分大企业征收15%最低税等内容，致力于在未来十年内创造近7400亿美元财政收入。
民主党援引国会税收和预算办公室的分析说，该法案将使联邦赤字削减3000多亿美元。虽然民主党声称该法案能缓解通胀、削减赤字，但批评者认为抑制通胀实质作用并不显著。
美国通胀自一年多前开始加速上升。今年3月以来，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涨幅均超过8%。美国劳工部10日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CPI同比上涨8.5%。在此背景下，美国民众购买力受到制约。
早在今年1月的一场白宫记者会上，美国总统拜登被记者逼问通胀，当场爆粗口却忘关麦克风，闹出了一场风波。半年之后，通胀已是拜登作为总统无法回避的头号课题。
欧洲也饱受通胀困扰。英国5月的CPI同比上涨9.1%，核心CPI同比上涨5.9%；欧元区6月的调和消费者物价指数（HICP）同比上涨8.6%，核心HICP同比上涨3.7%。
来自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4月，全球已有四分之三的经济体通胀水平超过了5%，几乎所有发达经济体的通胀水平都超过了央行目标，超过一半新兴市场经济体通胀已高于7%。
通胀已经成为全球最急迫的问题之一。
那么，通胀的“因”是如何被种下的？这“果”怎么咽，才能不那么苦？
文 | 章玉贵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经济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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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胀猛于虎
倘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在世，他一定会大声疾呼：美国必须控制货币发行！因为在他眼里，通货膨胀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主要是货币现象。
2022年6月10日，美国纽约，顾客在超市购物。图｜IC photo
美国劳工部的报告称，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9.1%，创1981年11月以来最大增幅。市场预期增幅8.8%，前值为8.6%。扣除波动性较大的食品与能源价格不计，美国6月核心CPI同比增长5.9%，预期5.7%，前值6%。市场预估美联储将加快激进加息的步伐以抑制通胀预期，同时也加重了投资者对美国经济衰退的担忧。
数据来源：美国劳工统计局
数据来源：欧洲央行、英国国家统计局
前美联储主席阿瑟·伯恩斯曾说，穷人毫无疑问是通胀之下最主要的受害者。在冷冰冰的价格指数衡量的消费篮子中，不同收入群体的实际消费结构有系统性的差别。以美国为例，低收入家庭的低弹性必需品消费占其收入高达77%，高收入家庭则仅占收入的31%。
在这些必需品消费中，由于低收入家庭的居住条件往往相对破旧，需要更多能源供暖等来维持必要的生活保障。而高收入者可通过减少奢侈品的购买以及用平价面包替换原本的高档早餐来抵消通胀的影响。但对低收入家庭而言，可能本就在购买廉价的临期食品。这意味着低收入者在通胀面前退无可退。
更要命的是，食品和能源等必需品价格恰是构成美西方国家自2021年至今总体通胀突飞猛进的重要因素。相关研究表明，低收入群体受到的实际通胀压力较高收入人群要高出近3%。中高收入家庭还可以通过信贷、投资抗通胀品等金融手段维持生活质量或保全其手中货币的购买力，但这些工具对低收入群体而言则可望不可即，只能在高通胀带来的煎熬中苦苦支撑。
充分的信息是经济研究与经济政策形成必不可少的前提。当治理通胀已成为美西方当政者的头等大事以至于美联储连番加息甚至不惜启动硬加息，但收效依然不显著时，则本轮通胀成因的复杂性就特别值得细究。
正如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所承认的，当前总体通胀中有不少因素是美联储无法控制的，例如西方对俄制裁、供应链脱节等导致的成本推动型通胀。美联储货币政策真正可能起作用的是由货币超发引发需求过热的通胀。至于经济之外的通胀诱发因素，则是美联储无法控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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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轮效应——工资通胀螺旋与债务通胀螺旋
同经济中许多变量一样，通胀具有极强的自我强化和自我实现的特征，也即长期的低通胀环境通常会使得低通胀根深蒂固，而高通胀环境则可能使通胀脱锚而愈发不受控制。这一方面是通胀预期作祟，另一方面也是通胀会和其他经济变量形成相互促进的螺旋，因而初期的忽视将极大抬高通胀治理成本。
工资增长带来的幻觉
当通胀长时间处于高位时，劳动者会调整其对未来的通胀预期，从而考虑实际工资受到的侵蚀，要求获得更高的补偿。由于工资开支也是企业生产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抬高的工资会引导企业提价将工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最终形成了工资与通胀循环增长的双轮效应。
触发工资-通胀的双轮效应本来需要极其严苛的条件。因为对于劳动者来说，只要重新对工资议价、订立新合同的成本高于生活成本，就不会要求增加工资，而愿意容忍部分商品或服务相对价格的上涨。
对美国而言，长期的低通胀环境使得各类别商品和服务价格变化的相关性大大降低，单一商品价格变动一般不会外溢至其他商品并对劳动者的生活产生太大影响，因此相对价格的变动往往被忽视。然而，由于美西方政策制定者前期对通胀的熟视无睹，工资与通胀螺旋的启动条件已基本具备：
以美国为例，一方面，密歇根大学的消费调查显示，劳动者已经对通胀产生了足够高的关注，认为一年内通胀都将高于5%的水平，他们对通胀的预期产生了动摇，对工资重新议价的动机已经具备；
另一方面，目前的劳动力市场极为紧张，以职位空缺/失业人数表示的劳动力需求几乎达到了每个失业人口对应两个职位空缺，但表示劳动供给的参与率却恢复缓慢。供需的不匹配令工资上涨已经启动，劳动力也获得了对工资重新议价的能力。
数据来源：密歇根大学
数据来源：圣路易斯美联储
美联储在过去一年里占主导地位的政策判断是，劳动力市场的供需不匹配同其他商品的相对价格上涨一样是暂时的。因为，供给的约束总会自行缓解，离开了劳动力市场的人总是会回来的，工资的上升总能使劳动力市场重新出清。
然而，联储的官员们可能忽略了重要的结构性因素。自保罗·沃尔克带领美联储击退通胀以来，上世纪90年代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和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体积极融入全球贸易体系，使得约17亿人加入了全球劳动力市场。更高的劳动力数量降低了议价的意愿和能力，使工资对价格的变动不敏感，通胀预期结构性地降低了。
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逆全球化”限制了劳动力流动，叠加美西方国家新冠肺炎疫情控制不力使部分劳动力主动退出市场，曾经压低通胀的结构性因素发生了逆转。
债台高筑抱火寝薪
自2008年9月爆发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差不多14年过去了，全球经济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复苏与增长，但潜藏的深层次矛盾并未获得根本性解决。且由于注水过多，所造成的系统性经济风险反而日渐严重。
某些主要经济体一边施行不负责任的经济政策，一边又希望其他国家为自己的经济政策买单。尽管，基于技术进步与金融创新的微观主体的市场活力，在某些国家和地区有所表现，但总体而言，主要经济体均陷入“无债不欢”的恶性循环。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底，全球债务总额达226万亿美元，占GDP比重已达256%，已近二战时期的历史峰值。其中发达经济体的债务增长尤其显著，其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从2007年的70%左右上升至2020年的124%。同一时期，私人债务增速相对温和，从GDP的164%上升至178%。
国际金融协会（IIF）发布的《全球债务监测》报告则显示，2021年全球债务总额首次突破300万亿美元，达到303万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当年新增的超过八成债务来自新兴市场国家，新兴市场国家的债务比2020年增加8.5万亿美元，超过了95万亿美元。报告显示，新兴市场国家的债务占GDP比重约为248%，比疫情前增加了20个百分点以上。
当然，由于统计口径存在差异，导致IMF和IIF各自对全球债务规模的统计差距较大，但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经济体均呈现债务规模的大幅扩张，这是不争的事实。
根据欧盟委员会此前发布的秋季经济预测报告，去年欧元区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为7.1%，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为100%。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规模突破了30万亿美元大关，其中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的两年间增长近7万亿美元。
对发达经济体而言，通胀和政策转向带来的流动性缩水和利率高企自然会导致更高的偿债压力和资产再定价，从而考验私人部门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的韧性，进而拖累增长。
新兴市场和低收入国家尽管债务水平增长不及发达经济体，但面临的困难更甚。2020年底，这些国家和地区发行的公共和私人部门债务同样达到了历史新高。
宽松时期，它们的高收益是摆在廉价流动性面前的香饽饽，信贷风险降低，资本流入后金融环境更加宽松。一旦形势反转，其本外币债务会时刻受到资本外流和汇率波动的循环挑战。资本外流和本币贬值相互促进，进而通过汇率传导至境内通胀，上扬的通胀和通胀预期将引发下一轮的资本外流，则金融环境更加收紧。
事实上，拉美和东欧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主权债务收益率和通胀同步上行的苗头。只要美西方国家通胀势头不止，其货币政策的校准就将持续，目前温和但脆弱的平衡可能随时被美元的升值和收紧的流动性打破，并随着更弱的通胀锚定迈向失控。
英国《金融时报》日前忧心忡忡地表示，美国6月糟糕的通胀数据提醒着美国和世界各地的许多人，尤其是最脆弱的人群和最脆弱的发展中国家，未来的日子会很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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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宏观调控——功能财政与超常规货币政策
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衰退相较一般经济周期中的衰退或金融危机诱发的衰退有其特殊性，封控措施解除后需求端也自然而然得到解放，从而快速反弹。而疫情期间天量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大大刺激了需求的反弹。
财政政策无上限
疫情发生后，相较于通过切实的防疫措施限制疫情扩散与蔓延，美国两党似乎都更热衷于法案的签署以争取更多的选票和席位。两年间，两党争相密集出台了《新冠病毒援助、救济和经济保障法案》（CARES）、《美国救助计划法案》（ARP）和《基础建设投资和就业法案》（IIJA）等一系列天量救济措施，总计规模超过了5万亿美元，以保障疫情期间私人部门的基本生活。但这些救济显然不是免费的。
1981年秋，身处滞胀中的萨金特和华莱士曾站在现代财政主义的视角论证，当政府部门实行负责任的财政政策时，通胀是纯粹的货币现象，货币当局容易维持较低通胀水平；相反，当不负责任的财政当局实行挥霍无度的非李嘉图政策时，政府的跨期预算平衡要求货币当局在未来收取更高的通货膨胀税，因而无论多么紧缩的货币政策都无法单独抑制通胀。
对于两位理性预期学派代表人物的告诫，如今的美国政府早已将其抛在脑后。
旧金山联储和圣路易斯联储的两项研究表明，到2021年四季度，毫无节制的财政刺激将通胀推高了约3%，而通胀导致的美国国债价值在美国政府与债权人间的再分配效应，相当于向美债持有人额外征收6.5%的通胀税。这部分税收负担落在了美债持有者肩上。
首当其冲的即是，在疫情中通过各种非常规货币政策承接了天量美债的美联储。在2022年3月联储完成缩减购债（Taper）时，美债占据了联储资产规模的近65%。联储资产端实际价值的缩水又通过负债端的现金、准备金和逆回购工具向下传导到私人部门的资产端。
在美联储之外，剩余的美债中62%由美国的家庭部门直接或间接持有，最终承担了大部分的通胀税负担。另有38%的美债由外国部门持有，同样的实际价值减损随之将通胀税负传导至全球各处。
相关数据显示，由于疫情期间的救济措施和消费受限而一度提高到30%以上的美国个人储蓄率已经大幅下降至目前的5%左右，甚至低于疫情前近8%的平均水平。欧盟和欧元区的家庭储蓄率同样从疫情期间高点的25%下降到2021年末的13%左右，下降趋势在2022年料将持续。
此外，这些财政政策中的救济措施还有可能延缓了劳动力回归的速度，更低的劳动参与率使劳动力市场更加紧张，也助推了通胀。
换言之，尽管非常规的财政政策同货币政策一道，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为复苏储备了动能，避免了经济滑向更深的衰退，但对于目前逐渐失控的通胀却难辞其咎。国际清算银行的经济年报指出，这些财政刺激措施中支持家庭收入的部分在2021年确实提升了名义GDP，但对实际GDP的影响寥寥。对普通民众而言，与政府签署赈济法案的蜜月期已然逝去，抗击伴其而生的通胀则道阻且长。
货币政策无基准
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各国央行与目前通胀的演化显然脱不了干系。
两年多前，当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并造成供应链产业链局部断裂，美国经济面临大规模停摆、股市多次熔断、大萧条脚步越来越近时，美联储开启无限量量化宽松（QE）的“直升机撒钱”模式，并将联邦基金利率降至0-0.25%，导致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急剧膨胀。而所有熟知货币金融学的人都知道，无限量QE带来的易放难收问题，在现实世界里根本找不到最优解。
但即便如此，美联储等发达国家货币当局面对通胀威胁也本不必走到如此黔驴技穷的地步，其表现堪称灾难。
从2021年3月美国总体CPI首次超过2%的政策目标起，美联储主要官员反复强调通胀是暂时性的，且其乐见通胀短暂超调。直到2021年11月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会议上，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才首次承认了通胀的持久性。
考虑到货币政策众所周知的外部时滞，这样的不严谨是不应该的，并且这种荒谬一直延续至今。
通胀预测在FOMC会议公布的每一次经济预测中不断被上修，加息点阵图一次次前移，所谓的前瞻指引根本无从谈起。甚至2022年5月的会议上联储方才否决了加息75个基点的考量，却又在6月看到奔腾的通胀数据后慌忙加息75个基点。
一方面，联储仍在强调着自己的工具箱面对供给冲击和财政因素力有不逮，另一方面却坚信通胀会在不影响增长和就业的前提下实现软着陆。如此种种，皆极大损毁了美联储本身的信誉度，甚至其重复表明的抗击通胀决心也已受到广泛质疑，通胀预期的锚业已动摇。
相较之下，发达国家的央行并未显示出比2021年就启动加息的部分新兴市场央行更高明的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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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霸权行径——贸易保护主义与边缘战争策略
如果说疫情期间的需求端政策投放在稳固就业、保障民生方面仍有其阶段性的合理性，政策规模和退出问题可以归属于技术范畴，那么供应链瓶颈的加剧在一定程度上可说是美西方作茧自缚。
美国遭遇的成本推动型通胀，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采取的“以邻为壑”政策引发的，这也是美联储感到无能为力的原因所在。联合国秘书长全球危机应对小组早先发布的有关粮食、能源和金融系统的报告指出，粮食、能源和金融渠道之间已经开始相互作用，形成恶性循环。而所有关注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人都知道，美国至少部分掌握着化解俄乌冲突等关键问题的钥匙。
保护主义作茧自缚
自工业革命以来，发达国家通过自由贸易对欠发达地区的盘剥无须多言，美国自二战结束以来作为全球贸易体系担保人无疑是自由贸易最大的受益者。
然而，当选的特朗普政府作为美国民粹主义泛滥的“结晶”，为最大限度攫取自身短期利益而大肆奉行单边主义，罔顾事实与科学，通过对几乎所有主要贸易伙伴的讹诈和胁迫掀起了“逆全球化”的浪潮。
事实上，学界早已达成共识，以关税为代表的贸易保护行为实际损人不利己。进口商将商品的关税成本转嫁到下游的消费者，不仅抬升了进口商品价格，也同样提高与其竞争的国产商品价格。对上游原材料加征的关税则对供应链整体形成扰动，增加下游投入品使用部门的成本，最终贸易品关税还会通过一般均衡效应抬升非贸易品价格，使通胀溢出到经济体的各个部分，广泛损害消费者、出口商甚至是进口商自身。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研究表明，美方对所有贸易伙伴征收的232关税、对华征收的301关税、对加拿大征收的木制品关税和中方对美关税反制措施抬高了美国贸易加权平均关税税率2.5%，助推了其CPI通胀水平1.3%。若美国停止上述所有贸易战再额外降低所有关税50%，则能一次性降低CPI1.5%。
IMF总裁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近日在与美国代表会谈时，再度呼吁美方取消过去五年来对贸易伙伴实施的所有限制性关税。WTO近年亦连续裁定美国在关税反制中败诉。这些都表明了国际多边机制对单边主义的负面态度，表达了国际社会对维护多边治理机制以切实解决通胀、增长和国际冲突等多方面问题的普遍诉求。
引爆俄乌冲突助推通胀
在俄乌冲突爆发前，美国甚至比当事国任何一方都更为关注乌克兰局势。特别是战争嗅觉极为灵敏、惯于趁乱渔利且双手沾满平民鲜血的美国军工复合体及其代言人，通过其操控的宣传机器，极力渲染俄罗斯威胁，反复升高恐慌级别，直至锁定战争预期，进而设定冲突爆发的时间窗口，生怕俄乌出现任何握手言和的迹象，活脱脱一副超级吹鼓手形象。终于在2022年初美国连续“预告”俄乌开打后点燃战火。
自疫情暴发以来，国际能源、粮食和基础原材料等大宗商品价格在供应链和极端天气的影响下长期保持上涨，俄乌冲突爆发后，供应链的中断加剧，粮食和能源危机愈演愈烈。例如，同为大宗商品重要生产国的俄乌双方主要产出覆盖了全球各经济体生产和消费所必需的石油、天然气、农产品、化肥和金属等。
国际清算银行的研究表明，历史上石油价格每上涨30%或农产品价格每上涨10%，次年全球通胀将增加约1%。高昂的投入品（生产过程中使用的任何资源，Input）价格对全球经济体已经形成了实质性供给冲击。发生在生产上游的这些供应链瓶颈，随着价值链扩散而下，将使通胀蔓延到经济体的各个角落。
欧盟成员国对俄发起了“全面”制裁，包括了所有煤炭和海运原油，却唯独不敢对管道原油和天然气下手。即便如此，供给冲击也足够使他们更加直面通胀困境。从去年至今，能源价格贡献了欧元区超过一半的通胀上涨。截至2022年1月，欧盟天然气消费中，俄罗斯的供应占到40%。6月俄方一度将经由“北溪一号”管道输送至德国的天然气供应量减少近60%，引得德方叫苦连天，7月“北溪一号”的检修和年末减供的警告恐将继续折磨欧洲的能源通胀。
部分美西方国家重新祭出了向受困于能源价格的家庭增加财政支出的老把戏，或借机提高军费开支以强化北约在欧洲的军事存在，可谓是扬汤止沸，饮鸩止渴。与其在各场合惺惺作态，反复强调俄乌冲突如何是一场“人道主义灾难”，美西方国家不如脚踏实地浇灭自己添柴烧起的火，既是挽救其口中的“人道主义灾难”，也是一场自救。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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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告别通胀
抗击通胀的最佳时间窗口首先是在通胀出现之前，其次是通胀发生之后的即期行动。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联储主席沃尔克为遏制通胀，使美国GDP增速承受了从1978年的5.5%降至1982年-1.8%的代价，全球经济也从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前10年中平均5.5%的高增长掉落至后十年的2.5%。即便回顾更长的历史，也极难找到在如此高通胀和金融脆弱性前提下维持经济增速和低就业率的“完美着陆”实例。
如今全球经济放缓几乎无可避免，但历史经验也充分表明了，根深蒂固的通胀对经济造成的长期伤痛将远高于控制通胀的短期阵痛，通胀水平自我强化的特性，使得行动越慢越迟，治理的成本代价就将越大。
对美联储而言，当务之急是回归双重使命的本源，明确压平通胀乃是头等大事，应当建立更加明确政策反应函数向市场沟通，重塑其信誉。目前的美联储表现患得患失，对所谓“软着陆”叙事的执着极大束缚了手脚。至少按目前的加息路径，实际利率还将继续长期处于负值，距离实质紧缩仍有距离。
此外，发达国家央行应就其政策路径加强全球交流与沟通，降低其政策不确定性对新兴市场的外溢影响。
退一步说，抗击通胀亦不仅是中央银行的任务。非传统的功能财政无害论已近乎被证伪，美西方国家政府应当认清一个事实。低通胀时代已经过去。应该抛下数十年来“宽松政策刺激经济而无需付出代价”的路径依赖，回归宏观政策抚平经济周期的目标本源。
实际上，目前的通胀危机不啻为促使这些国家退出超常规货币和财政政策、重建政策安全边界以应对下一次潜在衰退的宝贵机会。
尽管通货膨胀在很大程度上是货币现象，但更与一国的经济失衡密不可分。某种意义上，是一国既有增长动力殆尽而新的增长动力尚未全面涌现的过渡期内，货币政策被滥用的一种现象性表达。所谓货币政策是央行的鸦片，它既可以是天使，也可以是魔鬼。
任何理性的经济增长，都不能长期依靠货币政策的单轮来驱动。归根结底，技术的内生性进步以及人力资本的不断提升，才是一国乃至整个世界经济增长的最终动力。
从这个意义上说，美西方要避免重蹈上一轮金融危机应对的覆辙，就不能简单依靠货币政策的高举高打，而应将经济政策的着力点更多投向实体经济与产业发展，关注民生福祉，防止信贷扩张被继续用于大量购买存量资产或主要投向大型企业。
同时，各国在保持政策适度弹性的同时，应加大对技术研发和产业化的投入，切实提升制造业的竞争力，将经济增长模式切换到内生性轨道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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