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和阶级斗争是马克思主义主要观点,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在分清敌友,寻找中国革命的力量和方向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文在历史和阶级的视角对台湾问题做一简单梳理和分析。
1949年国民党势力退守台湾岛后,依然坚持其独裁、专制、残暴、血腥的治理方式,实行党禁,严禁工会、农会等社会组织,同时为了维护其统治的合法性,以“一个中国”(实质上是中华民国)为依据对台独势力实行严厉打击。此时台湾内部存在着以国民党为代表的官僚大资产阶级及其附庸和广大农民、渔民等小生产者、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外在表现为外省人和本省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在1976年以前,台湾除了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外,积极参加农民运动追求民主的“左派”都是向往大陆的社会主义,同时更是支持两岸统一的“统派”,但是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这些“左统”派和地下党组织遭受了残酷镇压。
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后,随着国民党反攻大陆无望和台湾丧失国际地位,国民党不得不把精力转向建设台湾方向上来。一方面国民党在台湾进行的“土改”,导致以农民运动为基础的“左统”派丧失了生存的土壤,被土改的地主也在反共的基础上产生了反蒋的意识,形成了亲日亲美的台独思想;而台湾经济的发展,台湾工人阶级、小生产者数量迅速增多,以知识分子为主的新兴中产阶级和以中小企业主为主的下资产阶级在社会中的声音和力量日益增强,与国民党代表的官僚集团和大资产阶级矛盾日益突出。在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思想的影响下,这些中层和底层的阶级提出了民主化的口号,甚至一些更激进的的人士,深入劳工群体,协助工运团体、农民和渔民组织同国民党和资方抗争。到上世纪80年代,台湾在岛内外各种因素影响下,民主化潮流达到高潮,最终使民进党开始公开登上了台湾的政治舞台。作为国民党的反对党,民进党以“民主”和“本土化”为党纲清算国民党的“原罪”,最终演变成一个以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为基础,追求建立“独立自主的台湾共和国”“住民自决”的台独党。
与此同时,大陆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向上来,接受市场经济。反映在对台政策上,将“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以武促统的口号,改变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重视谈判的方针。在和平统一的方针下,不再用阶级观点分析台湾社会,而是要做生意的方式来“建立互信、搁置争议、求同存异、共创双赢”,甚至认为凭着“民族大义”,就可以“寄希望”与台湾执政党“谈判”来实现祖国统一。对于挟持着台湾民意的民进党来说,大陆政府与有专制独裁“原罪”国民党政权都是“威权”政府,由它们决策台湾统一问题是对“民主”价值观的践踏,而大陆对台资的“惠民”政策,只不过给了台湾资本家投机的空间,并没有真正争取到台湾最广大的基层人民。因此从改革以来,以阶级调和和民族主义的观点来幻想台湾问题的解决,导致统一台湾工作上一直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甚至台湾独立的势力越做越大,主流民意日益倾向台独,只有极少数的政治人物真正支持大陆的一个中国政策。
通过上述台湾问题的历史和阶级分析,我们有以下的讨论:
1、国民党是台湾问题的始作俑者。正是因为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才使得台湾人民离心离德,给台独势力创造了社会基础和发展空间,另外国民党的暗独也掩护了明独的做大。
2、历史证明,国民党出于其出身于官僚资本主义的本性,其阶级本性超越了民族大义,国民党不可能让“中华民国”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所统一,只有在强大的武力压迫下,才存在被迫和平统一的可能性。
3、台湾的民主化是有进步意义的,它使得台湾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破产,传统意义上的国民党已经成为历史淘汰的政党,所以国民党将会进一步“绿化”,与这个有原罪的政党合作只会给两岸统一进程加负分;
4、长期以来,大陆“和平统一”的对台政策缺乏对台湾社会的阶级分析,妄想与虎谋皮,并且由于脱离台湾广大人民群众,所以无法建立起追求台湾“民主和统一”的爱国统一战线,由于没有处理好“武”“和”辩证关系,只能以和平统一的善意始,结果以武力统一的暴力终,这将使我们付出许多不必要甚至惨痛的代价,并且在政治上遗留较大的后患;
5、阶级分析依然是理解阶级社会的重要工具,存在着深层次不可调和的“价值观”之争。例如美国特朗普代表的共和党与民主党的党争背后是美国“贵族化”红脖子工人阶级及产业资产阶级与金融和“新经济”资产阶级之间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在台湾问题上,大陆政府无论用什么样的“善意”或“压力”,主要台独分子买办资产阶级的立场决定了其不会用所谓的“民主”价值观做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