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澎湃新闻报道，11月5日，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第十一事业部员工36岁的王江龙（化名），被发现猝死在出租屋中，警方出具的调查意见告知书显示，已排除刑事案件。王江龙的家属向澎湃新闻表示，他们认为王江龙的意外去世，和其生前曾连续超时高强度工作有关联。
王江龙的工作打卡记录显示，在10月份他有26天工作时长都在12小时左右。从10月28日到11月3日，王江龙连续上了7个夜班，其中6个班工作时长在12小时左右。事发前一天的11月3日，王江龙早上8时05分下班，当天19时38分上班，至4日零时39分请假下班。王江龙的亲属告诉澎湃新闻，警方推断王江龙的死亡时间为11月4号晚上19时到22时之间。在整个十月，王江龙只有10月1日、3日没有打卡记录，从10月4日起，他开始上夜班，每天晚上7点半左右打卡上班，至次日7点半到8点左右打卡下班。其间，他只在17日、18日、27日、28日休息了四个白天两个晚上（17日、27日早晨打卡下班，18日、28日晚打卡上班）。整个十月他的工作时长在280小时左右。
王江龙生于1985年5月，家在咸阳市秦都区双照街道。王江龙是家中长子，他父母均已年过六旬。他还有一个弟弟，平常开轻卡跑货运，兄弟二人都还没有结婚。王江龙的堂哥告诉澎湃新闻，王江龙从2009年开始就在比亚迪上班，今年7月份他从一厂调到了二厂，在物流岗位，工作强度比较大，月工资大概六七千元，“上一个月白班，然后一个月夜班”。
按照以上报道，王江龙10月份的劳动时间长达280个小时，而中国法律规定的工时是五天八小时，算下来每月是176个小时。打过工的人都知道一个月干满220个小时就已经很累很累了，280个小时这么超长的劳动时间应该说举世罕见。比亚迪的这种做法是严重违法劳动法的。劳动法规定，用人单位应保障劳动者有合理的工作时长和休息休假时间，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长不超过8小时，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工作时间的，每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11小时，且每月最多有12天的工作时长可以为每天11小时。
明显存在违法行为的比亚迪公司事后表现非常冷血。家属多次和比亚迪公司有关人员进行协商，但比亚迪公司人员认为，王江龙是在出租屋去世，和公司没有什么关系，“他们开始说赔两三万，现在又说赔六七万元，再加上他的公积金社保等退还，可能有十五万元左右。虽然他不是在公司去世的，但我们觉得他去世和之前长期高强度夜班工作有一定关联。”
王江龙猝死不仅涉及到超长加班，还有倒夜班的问题，他猝死的时间恰恰是在上完一个夜班后接着要上下一个夜班的时候。倒夜班比一般的加班对身体的伤害更大，这个更有可能成为他猝死的最重要的原因。
这种劳动者猝死的悲剧性事件层出不穷，举不胜举，反映了劳动者的极端弱势地位。有人会认为，加班是必然的，不加班工人哪来的六七千块钱呢？这里面就涉及到为什么会出现加班、倒班？这种加班、倒班为什么是不合理的？
1995年，中国就已经实行五天八小时工作制，26年过去了，生产力突飞猛进，但能享受到五天八小时的劳动者却是极其少的。工厂里的加班和倒班，大部分不是生产性质所决定，而仅仅为了追逐利润，以牺牲工人健康为代价而实行倒班的。这个秘密在哪里呢？一方面，倒班可以使工厂机器不停下来，加快资本的周转，把投入生产的机器厂房等固定资本周转回来，减少固定资本的自然损耗和有形损耗。通俗地说，就是你家里买了个电器，放在那里十年不用，再拿出来也很可能已经不能用了；就算能用，价值也因为更新换代相对减少了很多，这说明机器即使不开动也是有损耗的，经济学把这种损耗叫无形损耗。对老板来说，减少有形损耗和无形损耗就能够提高利润率。另一方面，倒班可以节省机器厂房等固定资本的投入，从而吸纳更多的工人在有限的工作场所进行生产，创造更多的利润。
除了这种倒班之外，也有一些行业是因为生产性质的原因不得不实行倒班制，比如冶炼业，他们的设备在每一次开启时需要耗费的能源都很大，因此不允许总是关关停停；水电煤气公司夜间应对意外的值班人员；一些工厂夜间还要留一些监测人员，防止意外事故等。另外就是一些服务行业比如医院的急救科、妇产科和病房必须要留有一些医护人员，还有就是网吧、宾馆、火车站等等24小时都要营业的地方，就必须实行倒班。
当前社会存在的倒班制，主要是前者，即为了追逐利润的非必要的倒班，而生产性质或者应急性质的倒班是很少的。
倒班打乱人的生物钟，对身体的损害很大。2007年，世界卫生组织把通宵工作列为“可能致癌”因素，其他已知的致癌物包括肌肉增强剂、紫外线辐射及柴油废气等。夜班工作容易造成的问题包括早衰、脱发、健忘、社交能力下降等等，而夜班工作的报酬却是很少的。目前，以国企为例，国内多地的夜班津贴标准仍停留在上世纪90年代。比如上海目前执行的夜班津贴制标准定于1995年。1995年上海最低工资标准是270元，2019年已涨到2480元，但夜班津贴标准始终停留在1995年：“从事夜间连续工作十二小时的，夜间津贴标准调整为四元四角。”4.4元，还不够下班路上吃一碗面。一般的私企没有单独计算夜班津贴的制度。
加班和上夜班是不是一定要存在呢？不是的。历史上巴黎公社的革命者就曾经废除了面包工的夜班制。现在欧美发达国家工人也普遍抵制加班，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时遇到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欧美国家的工人不愿意加班，波士顿咨询集团兼并咨询业务主管亚历山大·罗斯说，中国买主往往急于要将新兼并的海外企业变成一家中国企业，让企业领导层的一个小圈子决定一切，从而使习惯于自己承担责任的西方经理们大为恼火。TCL的主管就曾公开抱怨说，在欧洲让工人加班加点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因此，加班或者大量上夜班并不是一定要存在的。
从工人立场来看，工人们应该反对非必要的倒班，因为这种倒班是牺牲工人的健康，来成全老板的利润。我们工人要意识到倒班制有害于全体工人，就算生产性质的和应急性质的倒班也要相应增加工人的休息时间，并且提高对工人上夜班的补偿。
国家应当站在工人的立场上而非片面强调GDP的增长，通过制定法律，明文禁止非生产必要的倒班，必要的生产性质的倒班则要实行五班三倒，也就是工作8小时，休息32个小时。五班三倒在一些需要连续生产的国企比如电厂能看到，但私企却少有见到，同样是企业，说明五班三倒在现阶段是有现实性的。
但是这种现实最终需要依靠我们工人自己的力量去实现，认识倒班的危害，团结起来。唯有这样，才能改善我们工人的生存现状，争取我们自己的利益。
那么，不加班，工资太低了怎么办？这就需要提高最低工资。中国城市劳动者的收入情况是怎么样呢？根据权威数据，2021年养老金上涨4.5%后，企业退休人员的月平均养老金会达到3031元。在岗员工，各省最低工资除北京、上海、天津和江苏、浙江、广东的部分地区的标准超过2000元之外，其余大多在1600左右，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企业一般以最低工资设定为员工五天八小时内的最高工资，想要挣多点钱，就只能加班。对社情稍有所知的网友都知道，城市中保洁保安工资一般只有一两千块钱，快递分拣员的工资也就是3000元，而且他们都基本不能休息。这种收入状况想维持城市的生活，难度可想而知，所以，我们会发现，地下室、储藏室、车库、阁楼等本来不能住人的地方总能找到租户，背后的原因就是大量的城市贫民收入过低。
全国范围内普遍提高最低工资，增加到多少呢？按照现在城市的生活成本，至少要提高到3000元。全国范围内退休工人的工资都已经到了3000元，绝大多数地区在岗的最低工资，实际执行中的最高工资仍然是不到2000元，这是极其不合理的。提高最低工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的很多工作由于工作性质的原因，是不可能只上五天八小时的，比如幼儿园老师，她们工作时间普遍达到十个小时以上，而收入只有两千多元，保育员的工资就更低了。和工厂工人不一样，她们根本不可能有加班费。所以，提高最低工资对于这样的工作来说也是合情合理的，也就是说，无论什么用人单位，雇一个人干活每个月至少要给3000块钱，这样他才能在城市维持基本生活，按照政治经济学的说法，就是维持劳动力再生产。
有人会质疑，涨工资会不会导致物价上涨？150年前，马克思在《工资、价格和利润》中，早已证明，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会引起一般利润率的降低。但整个说来并不影响商品的价格。为什么呢？因为工资的上涨会引发人们对日用消费品需求的增加，使得资本家把资本转移到日用消费品的生产，使得日用消费品价格不上涨。
比亚迪，请把工人当人看！王传福先生，你在“替中国人争口气”的时候，能不能给工人留个喘气的时间！中国实现新能源弯道超车，不应该以牺牲工人生命为代价！
欧美工人经过几百年斗争得到的权益，理应成为中国工人权益的底线，而不应该成为资本向劳动进攻的砝码。
资本家说，你不干，有的是人干。而我们则想起老马克思说的那句：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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