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
——和史沫特莱[1]的谈话

(一九三七年三月一日)

　　史沫特莱问:共产党现在执行的统一战线政策，与你去年秋季跟斯诺记者所谈的，基本上有无改变?
　　 毛泽东答:如果从基本上说来，是没有什么改变的。这表现在下列各点:
　　 一、我们的统一战线是抗日的。因此，不是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而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因为日本帝国主义正向中国侵略。但是我们要求英、美、法、苏等国同情中国的抗日运动，至少不反对；在这个基点上我们愿意同这些国家建立友谊的关系。
　　 二、我们的统一战线是民族的。这就是说，包括全民族一切党派及一切阶级，只除开汉奸在外。有人说共产党倡导人民阵线，这是不对的。共产党倡导的是民族阵线，这种民族阵线比起法国或西班牙的人民阵线来，范围广大得多。
　　 三、因此，这个抗日的民族阵线之主要政纲，应该包括下面各项:
　　 (一)国内的和平统一；
　　 (二)对日抗战；
　　 (三)人民的民主自由；
　　 (四)南京政府转变为真正的国防政府，容纳各党各派，罢免亲日派；
　　 (五)国家制度改变为基于普选国会制的民主共和国；
　　 (六)改善人民生活；
　　 (七)发展工商业；
　　 (八)联合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
　　 问:为了完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你们准备牺牲到什么程度?
　　 答:这要看看历史情形。从一九二七年夏天开始，国民党放弃了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放弃了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与农工政策，放弃了民族独立与民主自由的政纲，并且走向相反的方面。这就使得我们不能不单独负起中国革命的责任，并执行苏维埃政权与土地革命的政策，与国民党处于对立地位。我们当时采取的这种同国民党对立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与必要的。但当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共产党就发表宣言[2]:要求停止内战，愿在三个条件下与国民党订立国内和平对日抗战的协定。可是那时仅有十九路军同意我们的主张，南京方面则完全不同意，并且还举行了大规模的“围剿”。及至华北问题[3]发生，国难已临极端严重关头，我们乃于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进一步发表了组织抗日联军、国防政府的宣言[4]。同年十二月发布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党的决议案[5]，并提出统一战线的具体纲领。这个新政策宣布之后，立即得到广大民众的赞同，国民党中不少爱国分子也都赞同了这种政策。这是因为更大敌人站在面前，只有停止国内战争，才能进行抗日御侮，在中国政治上开辟了一个新阶段。但是国民党还不愿放弃其老政策。到了去年八月，我们又写给国民党一封长信[6]，坚决要求把敌对的目标，由国内移到日本侵略者身上，恢复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并提出改变国家制度为民主共和国，召集普选国会，要求他们痛悔既往，与民更始。我们声明:苏区愿意实行与全国一样的民主制度。这封信获得了国民党中广大的同情。然而国民党中央并没有回答我们。西安事变爆发，国家处于重大危险面前，其危险性就在日本必然地乘机进攻，其得和平解决，实是如天之福。我们为了巩固国内和平，实现迅速抗日起见，当国民党三中全会[7]开会之前夜，乃于二月十日给了国民党一个重要的电报，在电报里表示了下列各点:
　　 一、苏维埃政府改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并受南京政府及军事委员会的指导；
　　 二、在特区政府境内施行彻底的民主制度；
　　 三、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的方针(此种方针，在去年我们就已实行，现在不过重说一遍)；
　　 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这些新的表示，完全是为了消除各界疑虑，取消对立状态，以便同国民党成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国民党方面，则要求他们根本改变过去的政策，实行对外抗战，对内民主，改善人民生活等等纲领。
　　 问:你们现在在这里和在别的区域，将如何实行你们的统一战线的原则，例如对于商人、知识分子、地主、农民、工人、军队等方面的办法?
　　 答:对商人的关系，过去与现在没有什么差别。我们从来就主张发展民族工商业，红军所至，无不保护商人。最近在西安、三原一带，红军不但保护商人，并且连地主的土地也没有没收一家，取得了各界的称赞，这是人人皆知的事实。至于苏区里面，商业是完全自由的。
　　 对知识分子的关系，过去与现在也是一贯的保护政策，优待技术人员、文化人员与艺术家，对他们都采取尊重的态度。
　　 对地主，只要他们不反对抗日救亡政策，就不没收他们的土地，但必须改善农民的生活。
　　 工人方面，则斟酌情形，实行各种改良待遇的办法。
　　 对待国民党军队的态度问题，任何中国军队尤其是有光荣历史的黄埔军都应在民族阵线下亲密团结，一致抗日，枪口向外，不生内战。红军与国民党军队虽打了十年，但我们绝不记旧恨，愿和他们携手偕行，并在统一指挥下，一致为保卫祖国而战，我们相信，他们一定是和我们有同心的。
　　 上述这些政策，我们都愿意同国民党及各界人士商量，取得一致的意见，并把这些附在抗日方针、国家制度等等主要条款之后，一并放进民族阵线的纲领里面去，以便在全国范围内实行。
　　 问:新的统一战线政策，是否即谓中国共产党人为建立民族阵线，放弃阶级斗争，而变成了民族主义者?
　　 答:如前所述，共产党决定实行的各种具体政策，其目的完全在为着要真正抵抗日本保卫中国，因此必须实现国内和平，取消两个政权的对立状态，否则对日抗战是不可能的。这叫做将部分利益服从于全体利益，将阶级利益服从于民族利益。国内任何政党与个人，都应明此大义。共产党人决不将自己观点束缚于一阶级与一时的利益上面，而是十分热忱地关心全国全民族的利害，并且关心其永久的利害。在阶级斗争问题上，我们主张从下述两方面努力，适当地解决此问题:
　　 第一，在地主资本家方面，他们是有钱有势的，首先应当尊重民族利益，对于工农的生活及待遇极力加以改善。因为地主资本家如果照旧对工农施行各种惨无人道的压迫与剥削，只顾他们一部分一阶级的利益，工农就不能生存，更不能抗日，国家就要灭亡，地主资本家也要变成亡国奴。所以稍有良心的地主资本家，都应激发爱国心，为了抗日救国的必要，赞成改善工农的经济生活与政治生活。决不能只让自己有饭吃，工农就没有饭吃；自己有政治上自由，工农就没有自由。我想除非日本的走狗即汉奸分子，才不顾大局与民族利益，当此亡国灭种关头，还向工农尽力地压迫剥削。这一方面的要求，我们已经代表全国工农向国民党提出，国民党为了大局与民族利益，对此应该有满意的答复。
　　 第二，在工农贫苦群众方面，他们是无钱无势的，但他们是国家的基础，是最大的阶级。当此亡国灭种关头，他们最重要的任务，同样是抵抗日本保卫中国，并且他们将是抗日救国的主要力量，抗日救国没有他们是完全不行的。他们在得到经济生活与政治生活的改良之后，他们对于地主资本家与国民党的不满，也就可以减少。但工农同样应该顾全大局与民族利益，因此，凡与抗日救国不适合的要求，我们同样不主张提出。共产党主张改善人民生活，而停止没收土地，就是为了这个缘故。
　　 中国共产党现在提出的这些政策，没有问题的是带着爱国主义性质的。有人说:共产党是国际主义者，他们是不顾民族利益的，他们不要保卫祖国。这是极糊涂的话。中国共产党人是国际主义者，他们主张世界大同运动；但同时又是保卫祖国的爱国主义者，为了保卫祖国，愿意抵抗日本到最后一滴血。十五年来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斗争，是人人皆知的事实。这种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并不冲突，因为只有中国的独立解放，才有可能去参加世界的大同运动。
　　 问:如果中国民族阵线政府建立起来，那末对日本的和平条件是什么?中日两国之间是否还应该进行谈判?
　　 答:如果日本愿意和平的话，我们是不拒绝谈判的。我们的和平条件是下列各项:
　　 第一，日本取消对中国的侵略政策，即取消其所谓大陆政策[8]与广田三原则[9]，尊重中国的独立，将两国放在完全平等地位；
　　 第二，交还东北四省及察哈尔[10]北部，取消“满洲国”[11]，取消殷汝耕冀东政府[12]；
　　 第三，撤退华北驻屯军；
　　 第四，停止日本飞机在中国境内的自由飞航；
　　 第五，取消日本在中国各地的侦探组织，即所谓特务机关；
　　 第六，禁止在中国境内的日本人对于中国人所施的横暴无理态度；
　　 第七，禁止走私。
　　 只有在日本同意谈判这些条件的原则之下，才应该进行和平谈判。一切牺牲中国领土主权的谈判，我们都要反对的。但是你要知道，只有日本人民政府成立，才有在这些条件上谈判之可能。日本现在是军阀政府，这种可能并不存在。
　　 问:对日作战是否已成为不可避免?
　　 答:不可避免。在日本人民推翻日本军阀政府以前，日本的侵略政策是不会停止的，因此战争无可避免。德日协定[13]之后，战争的威胁更加紧了一步。
　　 问:日本方面宣称中国国共合作是妨碍远东和平的，你如何答复这种理论?
　　 答:日本军阀的所谓“远东和平”，是说日本占领中国，而中国则不要抵抗，让其占领，同中国问题有关系的各国如英、美、法、苏等也不要反对。这就是“不战而亡人之国”，是日本军阀需要的所谓“远东和平”。但是还有一种远东和平，那就是实行我在上面讲过的办法，日本取消侵略政策，交还东北四省，撤退驻屯军等等，使得中国人民和平地生活，世界各国与中国和平地通商，这是另外的一种远东和平。但只有这种和平，才是真正的和平，这是中国人所需要的，也是世界各和平国家所需要的，也是日本人民所需要的。不需要这种和平的，仅只有日本军阀及其侵略盟友德意两法西斯国家。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我们反对“远东和平”，这就是说的前一种“和平”；我们又赞成远东和平，这就是说的后一种和平。我们主张拿后一种和平去代替前一种“和平”。因为日本军阀口中的所谓“和平”，只是战争的别名，只是使得中国人当奴隶的别名，只是使得世界各和平国家大家感受威胁的别名，而且只是给日本人民以极大损害的别名。这种“和平”，据我看来，是应该对它“妨碍”一下的。
　　 问:中日战争和世界和平之间是否有矛盾?能否找出调和的基点呢?
　　 答:中日战争和世界和平之间当然是有矛盾的。世界大多数的国家和人民都希望和平，但是日本军阀则希望战争。这种矛盾，依照日本的方针是不能调和的。要解决这一矛盾，只有一条道路，就是一方面世界各和平国家与中国一同反对日本的侵略政策，迫使日本军阀服从世界公论；另一方面，如果战争不能避免的话，中国应该坚决抗战。只有这些办法，才是同世界和平相适应的。同世界和平调和的基点，也只能建立在制裁与抵抗侵略者的政策上面。
　　 问:九国公约，凯洛格—白里安公约和国联盟约[14]等类和平公约，你以为能够阻止日本向中国作战吗?在中日战争中，你以为这些条约将起何种作用，有何种意义?
　　 答:这些条约，在今天看来，确表示着一种和平愿望，因此，侵略国家就表示了它们的坚决反对。但这些条约，对于日本这样的侵略国家，仅只是一种道德制裁力量，要阻止日本向中国作战是不可能的。这些条约在中日战争中，决不会起多大作用，因此也就没有多大的实际政治上的意义。要阻止日本向中国作战，必须有一种新的条约，而这种条约应该包括以武力对付日本侵略暴行的具体事项在内，如像缔结太平洋集体安全条约之类。只有这种条约才能真正阻止战争，战争起来时，也能够迅速结束战争。
　　 问:在联合阵线政府成立之后，中国能够立即对日作战吗?或者还需相当的准备时期?
　　 答:这要看日本的情形。在日本进攻中国时，不管在什么时候进攻，中国都应该立起抗战。但我们并不主张向日本挑衅，我们的方针是自卫战。因此，我们应该迅速地切实地从各方面作准备，使中国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应付事变。我们并不反对准备，但反对所谓“长期准备”，反对借准备之名，行妥协之实。
　　 问:如果没有国际帮助，中国人民现有的资源、财力，是否已足以发动一个胜利的抗日战争?中国能否支持战争的财政经济负担?
　　 答:没有友军，中国也是必须抗战的，而且以中国的资源与自然条件，是能够支持长期作战的。红军的十年作战史，就是活的证据。但是我们正在找寻友军，这是因为日本已有了它的强盗同盟，中国决不能自处孤立。所以我们主张中、英、美、法、苏五国建立太平洋联合阵线。这种联合阵线是援助中国的，同时也是各国互助的。因为日本的侵略不但是中国的大祸，也是世界的大祸，如像德国是世界的大祸一样。何况这两个侵略国现在已经联合起来了。我以为中、英、美、法、苏五国应该赶快地联合一致，否则有被敌人各个击破之虞。
　　 问:在现状下——即日、德、意同盟的状况之下，这样一个战争，对日本的经济、财政、贸易等的影响将如何?日本能够在这两国的帮助下渡过这个战争吗?
　　 答:日本侵略中国，对于日本人民是完全没有利益的。日本对中国战争的最后结果，将不是日本的胜利，而是日本财政、经济以及政权的崩溃。这一点，不仅日本人民知道，就是日本资产阶级中具有远见的人们也是知道的，但日本军阀则无论如何也不知道。日本军阀已经结合了一个世界的侵略同盟，希望得到德、意的帮助和策应。他们不但希望用这种方法去渡过向中国侵略的战争，而且正准备用这种方法取得全世界。他们所做的梦当然是很完满的，但是据我看来，他们的结果将不是怎样完满的。中国人应该有战胜日本的自信心。
　　 问:共产党为什么主张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大家如出意外，希望有所解释。
　　 答:并不在意外，实是在意中，只是大家没有联系过去共产党的政治主张罢了。自从日本侵略开始以来，我们就是愿意停止内战的，因为只有国内和平，才能对日抗战。四年前三个条件下与国民党军队订立抗日协定的宣言，前年的八一宣言，去年的致国民党书等等，无不是表示我们诚恳地愿意同国民党建立新的联合战线。西安事变中，国内一部分人极力挑拨内战，内战危险是很严重的。如果没有十二月二十五日张汉卿[15]送蒋介石先生回京一举，如果不依照蒋介石先生处置西安事变的善后办法，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兵连祸结，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必然给日本一个最好的侵略机会，中国也许因此亡国，至少也要受到极大损害。当西安事变中，日本军阀方面，宁、沪、平、津一部分中国人方面，都说西安事变是共产党的阴谋。这种说法完全不合事实。西安事变是国民党内部在抗日问题与国内改革问题上，因政见不同而发生的，完全是一件突发的事变，我们事前全不知道。事变之后，宁陕对立，于是又有人说:共产党要把西安造成马德里[16]，这也完全不合事实。中国与西班牙的政治环境根本不同，在西班牙不能不是内战，而在中国的今天唯一的是对外抗战，国内则必须和平。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事实，已经证明他们的话完全是臆测，有些则是恶意的造谣。
　　 问:许多人不但说西安事变是共产党干的，而且说在城墙上红旗高悬，又说红军在三原一带掳掠青年男女，究竟事实如何?
　　 答:关于西安插红旗一类的事，大概只有日本人和汉奸看见了吧，可是西安人至今没有看见。掳掠青年男女的话，也必然是出之于日本人与汉奸之口，这也只有去问三原的青年男女才会明白。现在官方文件中，还在说红军杀人放火，压迫民众，破坏农村。这些话他们已经说了十年了，可是至今还不疲倦，还要说一遍，说话的人固然有他说话的自由，可是全中国人也都有用眼睛看事实的自由。现在政府还没有制出禁止人民用眼睛看事实的法律，任何人都可以跑到红军走过或住过的地方去看看实在情形，用不着我来多说。
　　 问:外面传说共产党现在的政策是向国民党屈服、投降和悔过。于此，你有何意见?
　　 答:我知道外面正有人这样说。可是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人却不愿意这样说，日本人只愿意国共相打，决不赞成这种“屈服、投降和悔过”的政策，因为日本军阀深知共产党采取与国民党协调的政策，尽管有人说它是“屈服、投降和悔过”，可是实际是给与日本侵略政策以严重打击的。观察中国问题有一个标准，就是凡属革命政策，日本人一定反对；凡属反革命政策，日本人一定欢迎。要检查任何一政策一行动之是否正确，只要看一看日本人的态度就得了。现在也只要看一看日本人是如何地反对所谓“屈服、投降和悔过”的政策，就可以证明我们的政策是何等革命的政策了。共产党向国民党要求的，是请他们结束十年来的老政策，转变到新的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的政策。这些要求，表现在共产党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的电报中，那就是关于召集救国代表大会，人民民主自由，改善人民生活，迅速准备抗战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愿意改变苏维埃与红军的名义，取消同国民党的对立，停止没收地主土地。没有疑义的，共产党的这种步骤，是对国民党一个大的让步。但这种让步是必要的，因为这种让步是建立在一个更大更重要的原则上面，这就是抗日救亡的必要性与紧急性。这叫做双方让步，互相团结，一致抗日。国民党中所有明智的领袖与党员，都是明白这种意义的。但国内有一部分带着阿Q精神的人，却洋洋得意地把我们的这种让步叫做“屈服、投降和悔过”。大家知道，死去不久的鲁迅，在他的一篇小说[17]上，描写了一个叫做阿Q的人，这个阿Q，在任何时候他都是胜利的，别人则都是失败的。让他们去说吧，横直世界上是不少阿Q这类人物的。此外还有一部分患着“左”倾幼稚病的人士，这种人各地都有，枪杀王以哲的那位孙铭九[18]，就是这类人物的极端的代表。他们爱国出于热忱，他们为丧权失地的悲惨历史而愤激，他们的心地是纯洁的。但是他们缺乏政治经验，在大事变中认不清方向，不知道局部与全体、过去与现在、今日与明日的差别与联系。他们开始即反对蒋先生回京，后来又反对和平解决。在西安方面，有一部分人，不但对共产党不了解，即对张杨[19]及其他主持和平的人士也都不了解。他们不了解国民党进步虽极缓慢，但一致抗日的前途是存在的。国民党中国民革命军中的抗日情绪在日益增涨，大多数的领袖与党员是能够和我们及人民一道从事于抗日救亡的事业的。国民党政策的转变诚然至今还不满人意，但是业已开始了它的转变，三中全会的决议，可以看作这种开始转变的证据。他们不知道把国民党多数的爱国分子及可能走向爱国的分子，同实际卖国的分子即所谓亲日派区别开来，他们把这二者混而为一。他们又不知道国内一切先进分子的责任，在于多方说服暂时还不能了解我们观点的人使之得到了解，以便共同赴敌。这其间需要忍耐性，有时需要退让一步，只要不违反抗日救国的大原则都可以商量。关于这部分性急的志士们，对于我们政策的不了解，我们唯有以上述的自我批评奉献他们。至于有些唯求个人与部分利益而把民族利益置之脑后的人们，不管他们是亲日派或是口头抗日家，那就不是什么自我批评，也不是仅仅讽刺几句的问题，而是揭破他们的阴谋，使之无法施展其伎俩。
　　 问:你们对于三民主义的态度如何?
　　 答:我们老早就是信仰三民主义的，不然我们为什么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能够加入国民党呢?我们党中曾经有若干人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及省党部委员，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谢觉哉、董维键诸位都是。又有许多人曾经是国民革命军的领导干部，我们的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刘伯承、贺龙、林彪、叶剑英、徐向前诸位都是。现在的任务是必须为真正实现革命的三民主义而奋斗，这就是说，以对外抗战求得中国独立解放的民族主义，以对内民主自由求得建立普选国会制、民主共和国的民权主义，以改善人民生活求得解除大多数人民痛苦的民生主义。这样的三民主义与我们的现时政纲，并无不合，我们正在向国民党要求这些东西。去年八月致国民党书中，已要求他们恢复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我们是最坚决最忠诚地为实现三民主义中国而奋斗的。即以我们过去实行土地革命政策而论，亦无非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主张而已。至于我们还信仰共产主义，那是不相冲突的，孙中山先生在世时曾经同意我们同时信仰共产主义，并且国民党员中有许多是信仰资本主义的，有许多还信仰无政府主义，有些人则信仰孔子主义、佛法主义、基督主义，无所不有，也无所不包。只要当前革命政纲取得一致，即构成了团结救国的基础，即可泯除一切猜疑，走上共赴国难的轨道。中华民国光明灿烂的前途，实基于此。
　　 根据一九三七年三月十六日至四月三日出版的《新中华报》第三百三十八期至三百四十三期刊印。

　　 注释
　　 [1]史沫特莱（一八九四——一九五○），美国进步记者和作家。
　　 [2]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七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宣言。宣言中提出愿在三个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之自由等）；（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
　　 [3]指一九三五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华北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出卖华北主权的一系列事件，通称华北事变。
　　 [4]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通称八一宣言。
　　 [5]指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通过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
　　 [6]指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见本卷第424433页。
　　 [7]指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五日至二十二日在南京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对中国共产党和对日本的政策。由于全国人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会议实际上接受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政策，确定了和平统一、修改选举法、扩大民主、释放政治犯等原则。
　　 [8]大陆政策，指一九二七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提出的吞并中国的东北和内蒙古，并进而灭亡中国、称霸世界的侵略计划，又叫田中政策。
　　 [9]广田三原则，指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对中国驻日大使提出的所谓“对华三原则”。其主要内容是：一、中国取缔一切抗日运动，放弃依赖英美的政策；二、中国承认伪“满洲国”，树立中日“满”经济合作；三、中日共同防共。
　　 [10]察哈尔，见本卷第382页注[3]。
　　 [11]“满洲国”，是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后制造的傀儡政权。一九三二年三月在长春成立，扶溥仪为“执政”。一九三四年三月称“满洲帝国”，“执政”改称“皇帝”。
　　 [12]殷汝耕冀东政府，参见本卷第434页注[5]。
　　 [13]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德国和日本在柏林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德日缔结的这一协定，实际上是同年十月二十五日德国和意大利通过签订协定形成的柏林—罗马轴心的扩展。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六日意大利参加德日《反共产国际协定》，法西斯国家的反共同盟（柏林—罗马—东京轴心）正式形成。
　　 [14]九国公约，参见本卷第13页注[7]。凯洛格—白里安公约，即白里安—凯洛格公约，指由法国外长白里安、美国国务卿凯洛格发起，美、英、法、德、比、意、日、波、捷等国代表一九二八年八月二十七日在巴黎签订的《关于废弃以战争作为推行国家政策的工具的一般条约》（又称非战公约）。但在签约同时，美英法等国即先后声称各国有权根据情况决定是否“诉诸战争”。截至一九三三年，加入非战公约的有包括中国在内的六十三个国家。国联盟约，指一九一九年在法国巴黎和会上通过的关于建立国际联盟的条约。
　　 [15]张汉卿，即张学良，见本卷第371页注[10]。
　　 [16]马德里是西班牙的首都。一九三六年七月，德意法西斯支持西班牙军人佛朗哥发动叛乱，并武装干涉西班牙内政。西班牙人民在人民阵线政府领导之下，进行了保卫民主反对侵略的英勇抗战。这个战争，以马德里的保卫战最为激烈。保卫马德里的战争，从一九三六年十月起，前后坚持两年又五个月。
　　 [17]指《阿Q正传》。
　　 [18]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下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被蒋介石关押在南京。一九三七年二月二日，东北军内一部分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不理解的青年军官孙铭九（当时任东北军特务团团长）等，派人将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等枪杀。
　　 [19]张杨，指张学良、杨虎城。杨虎城，见本卷第371页注[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