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伊尔库茨克，已经第二回了。十一年前的那一回，身份是团长，带的是一帮浙江作家，目的是玩儿，当然正式说法是“采风”和“开阔视野”，具公款旅游的嫌疑，也算是文人潇洒人生的一种。这一回的身份是随团团员，跟的是中央文献研究室的领导，目的也比较正式，与党史有关，所以严肃了不少，甚至被再三要求带正装，弄得我那天赶到北京后为一件西装连夜忙乱。
面见伊尔库茨克历史学家的地点，选在领事馆的会议室。那个会议室充满书香，四壁的书柜里都是介绍中国的书籍。领事馆是租的写字楼，租6、7、8三层，设了专用电梯。当然，最理想的是弄一块地皮，造一个独院独楼，这样也可以安排家属居住，交通问题与安全问题都便于保证，中国有的是买地的钱，问题是人家不给，人家凭啥给一方地皮变成你的领域！
其实伊尔库茨克最不缺的就是土地。在我看来，伊尔库茨克是这样一个城市，它的市中心全是城郊接合部，它的城郊接合部像是中国的新疆，而它的郊区就是一望无际的森林的海洋，舍此无他，男性是松树，女性是白杨。
更不必说伊尔库茨克傍着世上最大的淡水湖贝加尔湖，那湖里的水比矿泉水还矿泉水，至于空气，那就是日夜森林浴的概念。总之这个城市绝对是绿色圣地，人们通过满洲里坐火车或者选择各种航班蜂拥而来，都是为贝加尔湖与西伯利亚大森林所迷醉，而不是像我们这些不合时宜的书虫一样，为了什么寻访红色而来。
其实伊尔库茨克当年的红色印记很深，到现在也还没有褪完，走在街上你就能有感受，看看那些马克思街、李卜克内西街、捷尔任斯基街、斯维尔德洛夫街、十月革命街吧，至今都没改名，小广场上的列宁塑像也还保留着。领事馆的首席馆员那天请我们进入北京烤鸭饭馆之后，就打趣说，中国领事馆的办公楼，就位于马克思大街与十月革命大街的交叉口，有人说这就意味马克思主义一遇上十月革命，中国的革命便成功了。
当然，我知道，现在的人们并不对街名的内涵发生兴趣，而只对这些街上的商场与酒吧发生兴趣，尤其是年轻人，红色与陌生几乎是同义词。
更厉害的红色印记对这个城市而言，是一个重要机关的存在，那机关称作“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这是共产国际指挥东方各国进行共产主义革命的重要部门。1920年开年不久，威金斯基就穿上皮衣，攥上一张掩人耳目的报馆记者证，从这个城市启程，先后前往中国的北京与上海，先见李大钊，再会陈独秀，力度很大地把中国的共产党组织给催生出来，两年后这个幼弱的党就正式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独立性很强的陈独秀后来并不想事事听从来自北方的指挥棒，但是办法有限，极为苦恼。
对于这个重要的指挥机关，与我们对话的当地历史学家自然很清楚，但他告诉我们，所有的档案当地都没有留下，全给运到莫斯科去了，若要查阅具体的资料，就必须去莫斯科。这位名叫加特洛夫的教授擅长移民学研究，谈起西伯利亚的移民史口若悬河，而对共产主义，他则明确表示了他的当前看法，他首先说他不是共产主义者，但他马上又说，他对共产主义学说表示理解，这种学说追求的是社会的公平正义，这对人民有号召力，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遭到这么大的失败之后，仍然能保持这么大的号召力。另外重要的一点是，许多优秀的人才都聚集在共产党内。
加特洛夫是个善良而严谨的历史学家，他说话委婉而有力，就像流过这个城市的安加拉河，淙淙作响。安加拉河是唯一流出贝加尔湖的大河，由于流速快而在冬天也不结冰，一年四季生机勃勃。
这位历史学家是个绿色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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