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长征前后的诗词创作，是毛泽东精神在艺术上的集中表现，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长征诗词中体现的毛泽东的精神，具有极大的艺术独创性，集中体现为毛泽东的艺术精神。
毛泽东《清平乐·六盘山》
海内外学者关于毛泽东精神的概念提出与讨论值得每个毛泽东诗词研究者注意，因为这不仅仅拓展了人们对毛泽东这个历史巨人的认识，而且为解读毛泽东诗词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精神较之于思想带有明显的感情特征，与人的个性、人生境界相联系，因而更接近诗的本质。充分运用关于毛泽东精神的研究成果，无疑将推动毛泽东诗词的研究。
大陆学者对毛泽东精神内涵的理解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爱国主义、共产主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等等。台湾政论家李敖在《毛泽东的精神就是民族复兴的光辉道路》一文中说：“毛泽东精神就是一种强烈的自信、自尊、自主、自立、自强的精神，就是一个人、一个民族要活得顶天立地的精神，它是从唐代以来中华民族久失了的浩然之气和天行健、自强不息的精神，是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面对保国、保种、保教的三重危机的挑战而激应出的勇敢的应战精神，它就是我们的民族精神。”李敖的“五自”说与大陆学者的意见有很多相通之处，不过他从中华民族发展史角度审视，表现出的开阔眼光更启发人们去作深入思考。
毛泽东精神也有一个发展过程，它起始于五四运动前夕，初步形成于井冈山时期，充分发展于长征路上，发扬光大于以后岁月里。长征前后是毛泽东诗词创作的巅峰，而这个时期产生的毛泽东诗词更是将毛泽东精神作了集中体现，显示出毛泽东独特的艺术精神。
长征诗词――毛泽东精神的集中显现
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前摆在毛泽东面前的是三重危机：一是民族危机，日本占领我东三省和热河后，于4月17日发表了独占中国的狂妄声明；二是国共两党之间危机，蒋介石执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对中央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红军面临非突围不可的生死关头；三是党内危机，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发展到顶点。
面对多重危机，出路何在？写于1934年夏天的《清平乐·会昌》反映了毛泽东突出重围的心态。后来他在自注中写道：“一九三四年，形势危急，准备长征，心情又是郁闷的。这一首《清平乐》如前面那首《菩萨蛮》一样，表露了同一的心境。”《菩萨蛮》是指1927年春写的《黄鹤楼》，两首词都反映了毛泽东在党内错误领导占统治地位、自己受排挤时的心情，不过写《黄鹤楼》时“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是找不到出路的郁闷。而在写《清平乐·会昌》时，虽有郁闷却更多的是对未来的憧憬，反映了作者面对三重包围勇于应战的心态。显然，有过反“围剿”成功经验的毛泽东对于突出重围还是充满信心的。
《清平乐·会昌》是长征的序曲，它告诉人们，突破重围的希望恰恰在一般人视作畏途的长征路上。
要想胜利，必须是强者，而且首先必须是精神上的强者！长征路上首先写的组词《十六字令三首》写出了一个精神上强者的情感世界。这组词因无标题每首词又以“山”开端，容易让人理解为是写山的，其实不然。这三首词分别写驰骋山路上英雄形象之高，红军指挥者胸怀之广，以匡扶天下为己任者意志之坚。总之，这是毛泽东在诗词中第一次将自我形象写得如此高大，真是顶天立地！青年毛泽东在读德国哲学家泡尔生《伦理学原理》时批注道：“圣人者，抵抗极大之恶而成者也。”【《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183页。】他认可泡尔生说的“最高尚之道德，非遭际至大之艰苦，殆未有能完成者”。并批注道：“振聋发聩之言。”【《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58页。】长征给毛泽东提供了实现早年人格追求的舞台，《十六字令三首》展示的是一个自立、自信、自强的精神世界！
今天回头去看70年前的长征，当时实属无奈之举，但由于毛泽东的正确领导，本来的无奈之举却为中华民族提供了绝处逢生的机遇。《忆秦娥·娄山关》深层蕴涵即在这里。“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给人的是不成功重新再来的勇气与信心，而“苍山如海，残阳如血”透露的则是自力更生的悲壮力量。毛泽东的这首词与李白同调词不同处就在这里，“西风残照，汉家陵阙”传达的是死亡信息，毛泽东的词则是极力表现凭自力求生存的人生境界。
成千上万长征人的经历向后人诉说着当年的艰难，然而《七律·长征》向世人强调的却是另一面：“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的从容不迫风度。诗以红军群体为主体，表现的却是属于毛泽东个人敢于挑战的人生态度。《七律·长征》因记叙重大历史事件称得上是史诗，现在我们又因它把支撑红军的精神支柱再现出来而称它为一座丰碑。
《念奴娇·昆仑》在长征诗词中最为奇特，从表面上看与长征无直接联系，正因为此它能做到“不使主体性格表现于实际事迹”，“变成能认识自己和表现自己的自觉状态”【黑格尔：《美学》第3卷下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89页。】。在这首词里毛泽东强烈地在表现着自己：
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诗人把自己想像成一个超级巨人去改变地球面貌求得“环球同此凉热”，裁昆仑的想象正是现实中推翻三座大山的曲折反映。毛泽东自己说过这首词的主题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帝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那个“太平世界”。在毛泽东的精神世界中，共产主义是永恒的追求目标。
随着长征临近结束，毛泽东的心情越发变得轻松自信，《清平乐·六盘山》“不到长城非好汉”借助于与中华民族发展史关系极为密切的建筑物，将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信念表达出来并造出千古名句，以至于后来每一个登长城的人都会从中受到鼓舞。而“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与《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中的“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这些诗句，则让人提前听到“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声了！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两个月后，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政治报告，对刚刚完成的长征的意义作了高瞻远瞩的评价。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中首次提出“我们有权利称我们自己是代表全民族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9页。】，并发出气壮山河的豪言壮语：“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1页。】
这应当是20世纪对中华民族精神最好的表述！毛泽东这种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应当来于长征的胜利完成，这种精神在次年2月东征路上写成的《沁园春·雪》中艺术地显现出来：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上片以冰雪美写祖国的江山无比壮丽，下片写开创历史新局面的是无产阶级――“风流人物”。这首词应当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发出的最强音，是一首爱国主义的歌唱。
美国传记作家R·特里尔评价这首词说：“如果说词句豪放激荡的话，那么它不仅代表了毛本人，同时也代表了中国。”【［美］R·特里尔：《毛泽东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2页。】他还说：“共产主义的中国就诞生于长征的汗水、鲜血和冰雪之中……”【［美］R·特里尔：《毛泽东传》，第166页。】
特里尔对《沁园春·雪》的内容与长征之间关系的理解是深刻的。
大致说来，长征前后诗词创作，充分展现了毛泽东突破重围的心路，是毛泽东精神在艺术上的集中表现，也是中华民族重新获得自信力、逐步走上自立、自强之路的缩影，因而它又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
长征诗词与毛泽东艺术精神
有非凡经历的人不一定成为伟大的诗人，而伟大的诗人则必有非凡的经历，因为只有非凡的经历才能让诗人具有非凡的体验和感情，领略到非凡的人生境界，创造出非凡的艺术境界。毛泽东说过“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这就决定了长征诗词成为他一生创作的巅峰，也是中国诗歌史上难以超越的高峰。长征诗词集中体现了毛泽东的精神，有极大的艺术独创性，集中体现为毛泽东的艺术精神。
毛泽东艺术精神的特质，从长征诗词中可以看出以下数点：
（一）人格上的英雄主义与理想主义
毛泽东的性格，具有敢于挑战与超越情怀两方面，亦即人格上的英雄主义与理想主义。这种人格在长征路上得到全面体现，在诗词中又得到提升，所创造的诗境只能使后人有高山仰止之叹。毛泽东在年轻时就说过“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长征路上面临天、地、人三方面的挑战，在诗词中都有所表现。大体说来在十首长征系列诗词中，前六首表现对天地亦即自然界带来困难的挑战，在踏遍青山、跨越关隘时，一方面显示精神上的雄强，面对万水千山又流露出风发更心闲的从容。后四首表现对人事方面的回应，面对世界，他发出反对帝国主义的誓言，对中国历史上颇有作为的帝王都给以批判，至于最直接的敌人蒋介石也提前列入被打倒之列，总之在任何政治对手面前他和他的将军、战士都是胜利者。
毛泽东诗词总给人天高地阔的感觉，这是由于诗人超越现实的理想主义情怀拓宽了人的眼界。长征诗词既表现出毛泽东敢于挑战的一面，也突出表现出超越现实的一面。长征前夕当博古、李德等人瞎指挥时，“风景这边独好”是他对红军出路的关心；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向华北进犯蒋介石屈膝求和的局面，“天欲堕，赖以拄其间”则是敢于把握民族未来的当仁不让；登上岷山放飞“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的希望，站在六盘山上就预告“苍龙”被缚，东征路上就推出了新中国的朝阳……
一位外国学者称赞毛泽东是“一位走在时代前面五十年的天才”【转引自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第269页。】，是指他政治上高瞻远瞩的眼光。我们可以说毛泽东是一位永远面向未来的诗人，而人类的未来――共产主义――是他一生奋斗的目标，一生追求的人生境界，也是艺术境界。
1939年5月毛泽东为鲁迅艺术学院周年纪念题词“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1958年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创作方法的提出，都是出自毛泽东人格的选择。
（二）战斗精神
毛泽东在年青时选择奋斗人生观，进入战争年代后这种人生观发展为战斗精神，长征诗词更是将这种人生哲学发挥到了极致。无论是写人活动，还是写景，都是让人感觉在战斗。《念奴娇·昆仑》中的主人公裁山赠人之举更是集中体现了这种精神。从作者原注看，在构思这首词时受孙悟空借芭蕉扇灭火传说的启发，才有了“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的奇想。传说中火焰山太热了，孙悟空以芭蕉扇扇之；火山变成雪山后又太冷了，我当以倚天剑裁之，为的是“环球同此凉热”。在这里诗人简直是孙悟空再生，具有了与这位“斗战胜佛”同样的战斗豪情。在《沁园春·雪》中以“欲与天公试比高”写景，也是受“齐天大圣”封号启发造出这个句子的。到了诗人晚年，在那场反霸反修的论战中，又让“金猴奋起千钧棒”出场。因此可以说，《西游记》这部小说浪漫主义精神对毛泽东的影响，在那时是超过诗家“三李”中任何一位的。
为了表现战斗精神，一向连枪都不愿摸的毛泽东大写特写冷兵器时代剑的功能。早年他就写过“愿言试长剑”（《五古·挽易昌陶》）、“东瀛濯剑有书还”（《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长征路上又有“刺破青天锷未残”的比喻、“倚天抽宝剑”的想象，晚年又以“谁共我，舞倚天剑，扫此荒唐”给胡乔木改词。剑把作者提倡的战斗精神形象化了。在传统文化里，剑与侠结下不解之缘，而侠一直为处在底层的平民百姓喜爱。毛泽东晚年曾对人说过：“陈毅的诗豪放奔腾，有的地方像我，陈毅有侠气，爽直。”【杨建业：《在毛主席身边读书》，《光明日报》1978年12月29日。】这应当是毛泽东对自己诗风的定位，长征诗词更是突出体现了这种诗风。走在长征路上的毛泽东，套用金庸的话，是一个为国为民的侠者。前人评李白为诗仙、杜甫为诗圣，我们则可以评诗人毛泽东为诗侠。
长征路上战斗甚多，而长征路上毛泽东创作的诗词却没有写一次战斗，就是那首概括性极强的《七律·长征》，也只写冲破自然环境险恶而只字不提对敌武装斗争，这又是为什么呢？我们认为略去具体战斗不写而突出写征程上人的感受，正是有利于突出人的战斗精神。有意思的是，当1935年毛泽东率领红军走在长征路上时，宗白华发表了《唐人诗歌中所表现的民族精神》一文，他发现中唐以前写诗的人都有一两首“出塞曲”，显示出民族自信力，然而自中唐以后王朝向衰亡的路上走去，诗坛则失去了“出塞曲”的歌唱。所指“出塞曲”就是只写出征人的感受而不写战斗的。令宗白华想不到的是正当他写作此文时，毛泽东唱出了比唐人“出塞曲”还要雄壮的远征之歌，显示出更伟大的民族自信力。
战斗是毛泽东的诗魂。传统文化中儒、道、禅的艺术精神都在追求“静”的状态，只是屈原稍好些，鲁迅评其作品“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但是“反抗挑战，则终其篇未能见”。【鲁迅：《坟·摩罗诗力说》。】毛泽东是以反抗挑战为其旨趣的诗人，可以说是儒、道、禅、屈外又一家。
（三）巨人意识
任何一个读过毛泽东诗词的人都不难发现其中主人公形象特别高大，日本学者武田泰淳甚至说他读时总产生“地球上出了个巨人”【［日］武田泰淳、竹内实：《诗人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56页。】的感慨。这是因为诗人不是把自己看成是独立的个体存在，也不仅仅是代表红军、共产党、工农大众，而是代表整个中华民族。陈晋将毛泽东在历史上的出现称为“象征着一个民族的智慧、冲动和毅力，象征着一个国家的历史、现实和理想。是博大深厚的民族精神养育了他，创造了他，是二十世纪前半叶苦难的中国召唤着他”【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第222页。】。从民族精神角度认识是深刻的。可以这样说，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正式宣布了“我们自己是代表全民族的”，而在长征系列诗词中则提前将这种理念表现出来。
这种巨人意识从主人公所在空间位置变化中可以看得出来。
在《贺新郎·别友》、《虞美人·枕上》两首爱情词中，词中主人公或在离别场合，或在闺房，抒发的是普通人共有的儿女之情。
在《五古·挽易昌陶》、《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沁园春·长沙》、《菩萨蛮·黄鹤楼》四首诗词中，主人公都是站在水边，前两首表现的是一个青年知识分子对国家前途的忧虑，后两首词表现的是一位高级干部对共产党前途的担心。
井冈山词系列主人公出现在山间，表现的是红军指挥员的豪情。
而在长征诗词中则发生了突变，主人公都站在山上，借助于高山表现巨人意识，表现的是民族的自尊与自信。
“我”与山之关系又分三种情况：
（1）我是山的征服者。从《清平乐·会昌》开始八首诗词都无一例外写山，或干脆以山命题，山大都是作为被征服对象出现的。
（2）我就是山。山既然被人征服，人的本质对象化在山上，《十六字令》第三首属这种情况。
（3）我站在山上远望。中国古典诗词优秀篇章多登临怀古之作，然而他们登高远望时在天地参照下想到个体生命渺小与短暂，无一例外都是“有愁者添愁而无愁者生愁”。毛泽东是伟大群体的代表，他登山远望时想到的是这个群体的希望在未来，他认定“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86页。】。于是他顿生豪迈之情，这样他的创作就与古典同类作品有了质的不同。
《沁园春·雪》虽写在窑洞里，观察点却在高空，此点即所谓悬视点，其效果与登山远望同。
以上三种情况分别写出力量之大、意志之坚、理想之远，从不同角度表现了巨人意识。
（四）崇高与和谐的对立统一
毛泽东一生充满战斗，所以其诗词创作必然充满着崇高精神；同时，他以共产主义社会为其最终理想，所以其诗词又具有和谐的因素。其诗词是两种美学形态的对立统一，长征系列诗词更是突出体现了这种品格。其具体表现为：（1）篇内见出两种因素对立而存在，如《念奴娇·昆仑》中裁昆仑之举与“太平世界”，《沁园春·雪》中“欲与天公试比高”与“红装素裹，分外妖娆”之景；（2）篇内只见崇高，和谐只能在篇外求之，如“天欲堕，赖以拄其间”后的平衡，“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悲壮以后生命之重生，“苍龙”缚住后人民安居乐业……
毛泽东后来经常说，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这应是他在长征路上得出的对革命人生的理解，是人生境界，也是审美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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