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诗国。中国诗歌与中国历史同生共长。如沈约所言：“歌咏所兴，宜自生民始。”历史衍生了诗歌，诗歌亦印证了历史。当代著名史家、诗人陈寅恪倡导“以诗证史”，即以诗歌作为重要的史证之一。
被定论为“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在漫长的中国历史进程中，虽然只是短暂的一瞬间，然这是一个“史无前例”残暴和荒诞的时代。在这个特别的历史时期出现的诗歌，也可为这段历史作出佐证。
我是一个文革时代的亲历者，一个旧体诗词的爱好者。近三年来，我致力于发掘、收集和研究文革诗词，每周写一篇在纽约报刊的诗词专栏发表。为纪念文革发生四十周年，选取其中１２６篇汇成一册《文革诗词钩沉》出版。在伏案写稿时，似重温旧梦，腥风血雨尚历历在目，哀歌悲吟犹在耳边，我时有触摸诗史的真切感。这篇《文革诗词见证历史》一文，只是抛砖引玉，希望有更多的人研究中国诗史中极为重要的段落——文革诗史，没有“文革诗史”，中国诗史是不完整的。
一、文革诗词产生的时代原因
文革浩劫伊始，一个“破四旧”的口号响彻大江南北。所谓“四旧”，即指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无疑，旧体诗词也是属于“旧文化” 之列，在近、现代已逐渐式微。奇怪的是，文革未能灭绝旧体诗词，相反，却刺激了旧体诗词的创作，以至在十年浩劫时期，留下了大量的旧体诗词作品。出现此种 “反常”的现象，似有多层复杂的原因。
１、“大批判”助长了旧体诗词的传播
文革时期，全国遍地文字狱。文革以“大批判”开路，“反动诗词”即为大批判的对象之一。六十年代，邓拓写有一首咏东林党人的七绝：
东林讲学继龟山，事事关心天地间。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
此首咏史诗，被文痞姚文元批判为企图以暴力推翻无产阶级专政。邓拓有口难辩，最后以死抗争，成了文革时期因旧体诗词殉难的第一人。此后，按此模式，很多诗词被“上纲上线”，莫须有成了“反动诗词”。当然，首当其冲的便是那些谙熟诗词的文化人。然而，这些“大批判”，却助长了旧体诗词的传播，这些“反动诗词”私下成了人们学习和欣赏的活教材。
２、“毛泽东诗词”之普及推动了旧体诗词的复兴
文革期间，毛泽东诗词与《毛主席语录》一样，被捧到类似“圣经”的地位，被奉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最高典范。毛泽东的诗词，当时在中国家喻户晓。至于毛泽东诗词的艺术性和思想性，不在本文探讨之列。但毛泽东诗词的普及，使旧体诗词重新得到重视，令旧体诗词重现生机。文革时期产生了大量诗词作品，从另一角度记录了文革的历史，这是毛泽东和毛泽东诗词的鼓吹者所始料未及的。
其实，诗词也成了毛泽东推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道具之一。１９７３年夏，为以后开展“评法批儒”，把矛头指向“现代大儒”周恩来，毛泽东写了一首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虽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３、专制的利刃不能切断诗歌的长河
中国诗歌源远流长，延绵不绝，即使在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年代，专制的利刃亦不能切断诗歌的长河。“诗言志，歌永言，声依咏，律和声。”中国的诗道由来已久。文革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年代，冤狱遍地，暴力与恐怖皆“史无前例”。正所谓“愤怒出诗人”，“国家不幸诗家幸，吟到沧桑句便工。”诗词，也成了人们表达愤怒，宣泄情感的工具之一。文革诗词，有的是用笔和纸写成，有的是用血和泪凝成。如《出身论》青年作者遇罗克，临刑前留下悲壮豪雄的遗诗：
神州火似荼，炼狱论何足。义举惊庸世，寄文愧烂书。
山河添豪壮，风雨更歌哭。唯念诸伯仲，时发一短呼。
文革时期出现大量诗词，当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我以为，上述三项是主因。
二、文革诗词作者的社会属性
文革诗词数量繁多，内容丰富，其作者几乎涵盖了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其内容则反映了文革的整个进程。为进一步研究分析，我作粗线条的归纳分类，希望能理出一个文革诗词的纲要。
１、中共领袖和高干的诗词作品
中共的高级干部中，具文学素养和喜好诗词者，为数不少。在文革残酷的斗争较量中，起落浮沉，成功失败，皆决定了这些高干诗词的内容、倾向和格调。
１９６６年６月，正是文革拉开序幕之时，毛泽东写了一首七律《有所思》：
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
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恁栏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
这是毛泽东有关文革题材公开发表的唯一一首诗词，其生前曾反复修改并予审定，可见其本人对此诗的重视。此诗的基调是歌颂文革，而文革已受到历史的鞭挞。故有方家评之：“于今看来，它是一首有遗训价值和无可替代的文献价值的代表作。”
而毛泽东的一批战友，在文革中跌落万丈深渊，他们的诗词又是另种情景。如被判为“叛徒”、“中国最大保皇派＂的陶铸，身患绝症，与妻子曾志生离死别之时，写下一首《赠曾志》：
重上战场我亦难，感君情厚逼云端。无情白发催寒暑，蒙垢余生抑苦酸。
病马也知嘶枥晚，枯葵更觉怯霜残。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
此类“蒙垢余生”后之作，皆沈郁苍凉，甚有感染力。然就以陶铸而论，其当年在广东大反“地方主义”，害死不少地方干部，“如烟往事”，是不应该忘却的。
２、作家、学者、文化人的诗词作品
这类文化、教育界的高级知识份子，多擅长诗词，在文革中，多有遭批斗、抄家、下放干校劳动的经历，所历所感，随时入诗。故在文革诗词中，这类人的作品所占的份量最大，艺术性也最高。
此类文化人中，史学家、学者、诗人陈寅恪颇具代表性。１９６６年４月，即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文革前夕，陈寅恪写下此生的最后一首诗《丙午清明次东坡韵》，为其《诗集》的压卷编。此诗尽抒“丙午清明”“魂已断”的凄清、沉痛和愤慨：
史书既欲尽烧灰，何用今朝上冢哉。南国高楼魂已断，西陵古渡梦初回。
贤妻孺仲恹恹病，弱女渊明款款来。翻忆凤城一百六，东风无处不花开。
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３曰下午，北京红卫兵把市文化局收存的一大批珍贵的京剧戏装和道具，堆在国子监孔庙大院焚毁。萧军、老舍、骆宾基等二十九个著名作家、艺术家，分别挂上了“黑帮分子”、“牛鬼蛇神”的大牌子，被勒令跪在火堆前，头杵地，挨了三个多小时毒打。老舍被打得头破血流，晕倒在地，折磨至翌日才释放。老舍，当日就自沉于太平湖中。萧军为此写下《国子监》一诗，描绘了文革中极为惨烈的场景：
烈火堆边喊“打”声，声声入肉地天惊。藤条皮带翻空舞，棍棒刀枪闪有风。
俯伏老翁呈瘦脊，恐惶妇女裂褫裎。“英雄”猛士多年少，袒露臂章耀眼红。
３、普通干部和平民知识份子的诗词作品
以人数而论，这部份人在中国社会中是一个十分浩巨的阶层。他们也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而在十年浩劫中，虽然处境各有差异，但多数人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冲击，他们在文革中皆有痛苦的经历和苦涩的回忆。
游街示众，乃文革一大景观，大江南北，随处可见。当年为哈尔滨六中教师的叶昌，当然难逃此劫。被批斗游街之时，叶昌有感而口占《游街四首》，此为其中一首：
头戴高冠颈挂牌，牛鬼蛇神伫列开，草索系腰成串串，敲锣打鼓上街来。
平民知识份子也算是“臭老九”。如赵振新是一个普通干部，但１９５８年因直言贾祸，曾被戴上“右派”帽子，在文革的风雨中更是提心吊胆，坐立不安。其所写的《无题》三首，道尽平民百姓、知识份子在文革中的悲凉、无奈和愤慨。其中一首云：
满城金鼓震心肝，隐隐悲歌挟重寒。寄语故人钳口好，冬来难得是平安。
４、青年学生和红卫兵的诗词作品
文革时期，特别是文革前期，大量涌现了红卫兵、造反派撰写的“颂毛诗”、“战斗诗”和“口号诗”。红卫兵的“战歌”，充斥“杀、杀、杀”之声。这些诗歌属新体诗的范畴，不在本文讨论之列。但是其中一些青年，已开始学习写作格律诗词，虽然末臻成熟，但其中也有精彩的篇章。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至１１月２６日，在三个半月时间内，毛泽东在天安门共八次接见红卫兵。一般青年学生，视毛泽东的接见为“最大幸福”。然而，青年学生中也有清醒者，如来自广州市的大学生何永沂，写下振聋发馈、掷地有声的《接见》诗：
手捧红书不住扬，真真假假满场狂。天安门下欢呼罢，识得人间有帝皇。
何永沂之诗词结集《点灯集》，选录其写于文革时期的诗三十五首，皆富文革色彩。除《接见》一诗外，又如“发配深山为学农，方知水瘦与山穷 。登高纵目开生面，处处山镶大字'忠。’”诗家周退密有评：“诗无激情，非诗也；诗无形像，非诗也；诗无境界，非诗也；诗无历史反思，更非诗也。《点灯集》之诗，有激情、有形像 ，有境界、有历史反思，此真诗也。”
当年为北大历史系学生的李树喜，在文革中也写下五十多首旧体诗词，其中有３３首收入其《杂花树》诗集中之《文革印象》卷。此阕《水调歌头?骂声歌》，即为其中之一。
挨骂不须怪，争斗伴人生。恰如雨落风过，处处时时听。强敌高声叫骂，一似披花戴彩，哲人已叮咛。任他昏天黑地，波澜不须惊。
坚意志，长本领，须骂声。真金何惧烈火，重担压骨身才硬。人生风霜雨雪，更兼天翻地覆，何处是安宁？芽烽火正未了，握笔亦从容。
骂，有口骂和笔骂，贯穿文革全程。骂，是文革的“胜景”之一。李树喜此阕词，乃从青年学子角度抒怀：“坚意志，长本领，须骂声。”文革亦影响了李树喜的史学观：“史家的笔墨不可不信，未可全信。一是为自己的视野能力局限，更是为时代和掌权者局限。史家也要食人间烟火，经常要求和掌权者保持一致，就主观或违心地篡改了历史，不足为怪。”
５、上山下乡知青的诗词作品
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２２曰，《人民曰报》刊登了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此后，在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其中一些知青，后来成了著名的知青作家。他们认为：“中国知青的生命世界是最应该被挖掘的，是最为独特的、最集体的、最个人的、最生命的，属于三千万少男少女精神世界的、在五千年文明史上绝无仅有的。”
这些知青在那段特殊年代，也留下不少诗词，真实记录当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狂热、迷惘和悲壮，以及他们于自身的成长和反思。如知青作家之一的木斋，在文革中写下不少诗词，此首《无题》是写于文革的后期：
少年壮志何处寻？塞北高歌不可闻。明镜伤心我憔悴，农乡惆怅锁青春。
饮酒狂欢偷欢乐，吟诗寂寞解销魂。人生已觉不宝贵，莫论低沉与认真。
此诗真实地描绘了其当时的心境：“伤心”，“惆怅”与“寂寞”，“壮志”不再，“高歌”不闻，“人生已觉不宝贵”！此诗以“莫论低沉与认真”作结，乃回应当时广为流行的“最高指示”：“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一部分清醒的知青，对毛泽东的“崇拜”，已转向“怀疑”，甚至于“反对”。
６、“阶级敌人”的诗词作品
地富反坏右，即是阶级敌人，文革前已有“五类分子”的称谓，文革中又称之为“黑五类”。而“地主”，位于“五类分子”之榜首，在中共夺权前和建国后的数十年间，始终是革命和专政的首要物件，在文革中更是不许“乱说乱动”。因此，文革诗词，最难收集的，是“阶级敌人”的诗词。下面所录的《无题》诗，是一位经历文革的诗词爱好者所提供的：
迷蒙春雾剑光寒，折得梅花带笑看。楚汉而今争逐鹿，韩侯何日振师还。
此诗作者姓甚名谁，生年卒曰，皆已无从稽考，只知是广东台山人，下川岛上一个地主分子。当年此诗被红卫兵抄家发现，上交“军代表”，被作为“反动诗词”而公开批判。当时全国各地正处武斗高潮，到处刀光剑影，枪林弹雨。置身局外的“五类分子”，稍得喘息，故在“迷蒙春雾”中，“折得梅花带笑看”。“军代表” 批判曰：“韩候，就是指蒋介石国民党，此诗作者盼望'复辟’、'变天’，国民党军队反攻大陆'振师还’。”
三、最具影响力的文革诗词作家
如前所述，文革诗词数量繁多，内容丰富，其作者几乎涵盖了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然以最具影响力和代表性而论，笔者从中选出四位诗人，作进一步剖析和研究。
１、“骨头如故作铜声”的李锐
１９１７年生于北京的李锐，１９３４年考入武汉大学工学院。１９３７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于民族危亡之际投笔从戎，转战南北。建国后曾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是最有影响的三峡工程反对派人物，曾兼任毛泽东的秘书。在庐山会议上因言贾祸，被定为“彭德怀反党集团”成员，被放逐长达二十年。李锐与毛泽东的其他秘书，如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诸人，皆文章华国，才华横溢。李锐十六岁时就开始写小说，以后写杂文、散文、传记、诗词，数十年间从未辍止，著述甚丰。
据李锐对笔者所述：“文革发生时，我早已是贱民，流放乡野，后又关入秦城监狱八年。为保持脑力不衰，思想健康，在单监狱室中，曾吟得诗词四五百首，１９８０年以《龙胆紫集》出版。呻吟诗词，让我度过这难以言说的岁月……”其诗稿结集名为《龙胆紫集》，源自其于秦城坐牢时，用护士发下的棉花签，蘸着龙胆紫药水，把一首首“铁窗诗作”写在《列宁文集》上的空白处，以掩人耳目。
《龙胆紫集》收有李锐写于１９６７年４月的《五十自寿》一诗：
依然一个旧灵魂，风雨虽曾几度经。延水洪波千壑动，庐山飞瀑九天惊。
偏怜白面书生气，也觉朱门烙印黥。五十知非尤未，骨头如故作铜声。
此诗之首联“依然一个旧灵魂”，显然是回应毛泽东的“最高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颔联之“延水”及“庐山”，乃李锐革命生涯之两大转折点。颈联慨叹多少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在“文革”中沦为阶下囚。尾联以“骨头如故”之壮语作结。诗如其人，信然！
被关在牢中的李锐，曾写下“关怀莫过朝中事，袖手难为壁上观”的联句。他曾言及：“外面的世界我全然不知，只是从报纸上感到这种最强烈的印象：只有一种声音——最高指示；只有一种形式——早请示、汇报，跳忠字舞；只有一种忠诚——四个伟大，大海航行靠舵手；只有一种信仰——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因此，《龙胆紫集》中有几十首诗是为此而作。”
赵朴初曾为《龙胆紫集》题《临江仙》词一阕：
不识庐山真面目，几多幽谷晴峰。只缘身在此山中。峰头刚一唱，谷底坠千重！
度尽劫波才不灭，诗心铁壁能通。莫将此道比雕虫。血凝龙胆紫，花发象牙红。
李锐，代表了在文革的风雨中，“骨头如故作铜声”的老一代革命者。
２、“天地古今诗刻划”的聂绀弩
聂绀弩（１９０３－１９８６），湖北京山人。１９２４年入黄埔军校，１９２５年入莫斯科中山大学，１９２７年归国，长期作报X编辑。曾在上海参加左翼作家联盟，得识鲁迅。１９３４年加入中共。著作甚丰，体裁多样，尤以杂文饮誉文坛。建国后，曾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等职。然于１９５５年因“胡风事件”牵连，受到留党察看和撤职处分。１９５７年被划为“右派”。文革中以“现行反革命罪”入狱，出狱前夕独女海燕自杀。
聂绀弩的旧体诗词，包括文革时期作品，虽散佚一些，但大部份都能收入《散宜生诗》集中。据其挚友除凤兮言：“散宜生本是西周一个大臣的名字，绀弩借用它，是取'散’和'宜’两个字，表明自己的一生的散放状态。”连中共文胆、才子胡乔木也为此诗集作序，有评：“不要忽略作者以热血和微笑留给我们的一株奇花 ——它的特色也许是过去、现在、将来的诗史上独一无二的。”李慎之评曰：“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寓悲情于旷达、寄忧伤于诙谐的诗，以为有诗人以来所未有，赞叹之余，称之为'绝世奇诗’”。
聂绀弩的诗，多是逆境中的产物。１９６７年１２月，聂绀弩因“攻击林彪、江青”，被捕关入北京功德林监狱，后转入北京半步桥监狱。聂氏的监狱诗、流放诗，笔调潇洒与逍遥，此源自其豁达的哲人襟怀，而聂氏却常自嘲为“阿Ｑ气”。如《岁尾年头有以诗词见惠者赋谢》，即为其在文革初期所写的狱中诗之一首：
奇书一本阿Ｑ传，广厦千间Ｋ字楼。天地古今诗刻划，乾坤昼夜酒漂浮。
燕山易水歌红日，曲妇词夫惦楚囚。多谢群公问消息，尚留微命信天游。
聂绀弩之诗，颇多与“落难”文化人的唱和之作。如聂绀弩曾先后写下十三首诗赠胡风。胡风夫人梅志曾言：“这些诗不仅表现了他们的友谊，也表现了他对胡风一生坎坷遭遇的不平和感慨，读这些诗能使人感到一个正直人的伟大灵魂。”１９６６年初，正处于文革暴风雨的前夕，聂绀弩亦有诗赠即将遣往成都的胡风：
武乡涕泪双雄表，杜甫乾坤一腐儒。尔去成都兼两杰，为携三十万言书。
聂绀弩的诗得以传世，有其狱中难友李世强一份功劳。被囚临汾监狱期间，被判无期徒刑的聂绀弩常李世强学诗，并把自己的诗也给李世强看。李世强感到，“这些诗句是血泪凝成的，这是整整一代人的血泪……这是千古绝唱，我一定想办法带出去！”１９７５年夏天，李世强获释，利用“一藏二背三抄”的好办法，把聂氏的诗稿偷偷带出监狱，回京后马上交给了聂氏的夫人周颖。李世强离开监狱与聂绀弩诀别时，聂氏塞给李氏一张小纸条，内有聂氏留给李氏最后一首七绝：
难事逢轻当为重，霉时斗短不如长。堪破浮云未了事，何须夜赶嫁衣裳？
最近读到章诒和所著的《往事并不如烟》，书中有对聂绀弩生动的描述和精辟的论述：“聂绀弩在小说、诗歌、杂文、散文、古典文学研究方面的贡献，是继鲁迅之后的第二人。特别是他的旧体诗，形类打油，旨同庄骚，读来令人欲笑而哭，自成一格，人称'聂体’，是'异端’诗的高峰。”
聂绀弩，是老一代文化人在焚书坑儒的年代，力创旧体诗词“新声”的杰出代表。
３、高唱“红日照乾坤”的郭沫若
郭沫若（１８９２－１９７８），四川乐山人。早年留学日本。“五四”期间，积极从事新文化运动。曾参加北阀战争、南昌起义、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建国后，曾任全国文联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等职。郭氏集诗人、剧作家、文学家、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诸桂冠于一身。生前身后，毁誉相交。周恩来赞其为“革命文化的班头”，鲁迅骂其为“才子加流氓”。又有称其为“御用学者”、“无耻文棍”。
郭沫若与毛泽东相交数十年，多有诗词唱和。郭有词赞毛：“诗词余事，泰山北斗。”毛视郭为诗友，其诗词曾请郭“加以笔削”。在文革中，虽有毛泽东之保护令，郭及其家庭仍遭巨创。郭曾提出“全部烧掉”其作品。而其两个儿子，受迫害致自杀。故郭氏年，其内心之惶惧、苦涩与痛苦，难以言表。
在文革的腥风血雨骤发之时，郭沫若无疑是十分惶恐，为求自保，再也不分是非，不管善恶，不辨正邪，只是一股劲“紧跟毛主席”。故其在此时期所作之诗词，皆是歌颂文革之作。在文革中所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郭氏往往都写诗词表态，因此，有人称郭氏此类诗词为“表态性诗词”。而这些“表态性诗词”，郭氏常喜用《水调歌头》这个词牌。且看郭氏写于文革伊始的《水调歌头?文革》：
文革高潮到，不断触灵魂。触及灵魂深处，横扫几家村。保卫政权巩固，一切污泥浊水，荡涤不留痕。长剑倚天处，高举劈昆仑。
铲封建，灭资本，读雄文。大鸣大放，大字报加大辩论。大破之中大立，破尽千年陈腐，私字去其根。一唱东方晓，红日照乾坤。
至于随后所写的“见红日，见新月，见救星”，“伟力来何处，四卷太阳书”等肉麻词句，不必细表。直到文革后期，郭氏又发表了一首《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
四海《通知》遍，文革卷风云。阶级斗争纲举，打倒刘和林。十载春风化雨，喜见山花烂漫，莺梭织锦勤。茁茁新苗壮，天下凯歌声。
奋螳臂，走资派，邓小平，妄图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三项为纲”批透，复辟罪行怒讨，动地走雷霆。主席挥巨手，团结大进军。
郭沫若的文革诗词，大量借用当时流行的政治口号，生硬地运用一些政治概念，可说是意趣卑俗的作品。郭沫若的文革诗词，不管是自觉或不自觉，客观上已成了毛泽东推行文革的罪恶道具。唯有其名传一时的《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不属违心之作。它确实表达了人民的愿望，喊出时代的呼声。它勾划出“四人帮”的丑恶嘴脸，形象且传神。此词在当时的同类题材作品中，可称之为颇具特色的上乘之作。
得一提的是，１９７３年春，据说毛泽东写了一首批评郭沫若、赞扬柳宗元的顺口溜：“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１９７３年夏，毛又写了一首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诗中有云：“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郭沫若写于抗战时期的《十批判书》，虽大骂秦始皇的残暴独裁，其实是影射当权的蒋介石。孰料此书却获罪于自诩已超越秦始皇的毛泽东。对毛的诗批，郭氏难有招架之力。于是在１９７４年２月７日，抱病捉笔，写下题为《春雷》的七律：
春雷动地布昭苏，沧海群龙竞吐珠。肯定秦皇功百代，判宣孔二有余辜。
十批大错明如火，柳论高胆灿若朱。愿与工农齐步伐，涤除污浊绘新图。
郭氏此诗，彻底推翻自己坚持一生的尊孔反法的学术观点，其言不由衷与痛苦难堪的心情可想而知。１９７７年，文革结束后，郭沫若编印《沫若诗词选》，宁愿１９７４年留空白，也不把这首自我批判的诗列入去。
郭沫若，为求自保成为“跟风派”诗人的代表人物。
４、“乐在天涯战恶习风”的陈明远
陈明远，１９４１年出生于上海。１９６３年毕业于上海科技大学，旋入中国科学院电子研究所工作，是计算机科学、语言学方面的专家，撰有多种学术著作。然爱好古典文学，自中学时代起便热衷写旧体诗词，并经郭沫若、田汉等名家指点，其作品颇受师生的赞赏，不料后来遭遇奇特的事件，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
１９６６年１０月，伴随文革爆发而在全国掀起的“毛泽东诗词热”中，有一本《未发表的毛泽东诗词》广为流传。陈明远骇然发现，自己所作的十九首诗词，不知何故竟列入其中。陈立即致函周恩来总理说明事实真相，并要求把此信转呈毛泽东。周恩来表示，误传不是政治问题，澄清就行了。但陈还是被定为“伪造毛主席诗词的反革命份子”，遭到批斗和迫害。１９６９年国庆节前夕，专案组负责人还扬言要“处决”他。直到１９７８年１１月，陈氏才获平反，蒙冤长达十二年之久。
陈诗之所以误传为毛诗，乃因两者的气势和风格颇为近似。陈明远在中学时代便粗通诗词格律，加上自身的文采才华，其诗作洋溢着雄浑之气，其昂扬的基调，也与当时所宣扬的时代精神相吻合，其思想性和艺术性达到较完美的统一。如《答友人》一诗：
问余何日喜相逢，笑指沙场火正熊。猪圈岂生千里马，花盆难养万年松。
志存海内跃红日，乐在天涯战恶风。似水柔情何足恋，堂堂铁打是英雄。
此首七律，颇有气魄，抒革命者的壮志豪情，且明白如话，好懂易记，故此诗为其误传为毛诗的十九首中最为流传的诗篇。当年大江南北数以千计的红卫兵和造反派组织，皆以“战恶风战斗队”命名，可见此诗影响之巨。此诗“似水柔情何足恋，堂堂铁打是英雄”之句，乃反用宋朝秦观 “柔情似水，佳期如梦”之词意，赋予一种进取的精神和豪壮的气魄，读之使人振奋。然以陈明远当时的身份地位，若不是误传为毛诗，也不会四海流传，这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一则“诗以人传”的奇谈，一个时代的玩笑。但在文革中，不论是真毛诗或陈明远的假毛诗，都曾起到了推动诗词复兴的作用。
１９８８年，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了《劫后诗存——陈明远诗选》，此书由陈明远自己选编审订，共收有诗词二百五十首，分为五缉，第三缉《春海潮》中包括被误传为毛诗的十九首。书后附有郭沫若给陈明远的四十封信和其自传性文章《诗歌——我生命的翅膀》。为研究陈明远，笔者曾托北京的友人代寻一册《劫后诗存》。友人来电称：“《诗存》一书到处都未能购到，问到世知社总编辑室和销售部以后，查到了该书责任编辑的电话，并从其得知：陈书确出于１９８８年，不料次年陈因卷入'六四’事件后，此书也被令从所有书店下架……”友人却也神通广大，辗转打听到陈明远的电话。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我随“美国华侨文化访问团”到中国去。在北京，我有机会与陈明远会面两次。我最感兴趣的，是他在文革中的遭遇和误传假毛诗事件中的一些疑点。据陈氏所述：“不知由何种渠道，我的诗词传入朱德元帅府中，误为毛泽东未发表的诗词，由朱德的秘书打字印出而流入社会……其实，这些诗词的真伪，只要毛泽东表个态就可以了。听说的确有很多首长当面询问过毛，但毛至死也没有未吐露过半句是或否。我没有罪，是毛泽东侵占了我诗词的署名权和发表权……”
被误传为毛诗的十九首，并不是陈明远自已最满意的作品。陈明远告诉我，他最为珍惜的，是《沁园春?咏石》。１９７２年１月，陈氏步《咏石》韵写下同调的《悼陈帅》，前后两阕《沁园春》，又被误当作毛泽东新作的诗词，争相传抄。而我最感亲切的，是他写于１９６７年春的《水调歌头 未名湖沉思》，结篇云： “望月忆当初，与汝相辉映，一卷未名书。”
陈明远，在那荒诞的年代，莫名其妙地成了中国诗史上独一无二的角色。
四、文革诗词刻有鲜明的时代烙印
当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号称“史无前例”。的确，文革的残暴、惨酷、批斗、整人、冤案冤狱、文字狱、焚书坑儒与无耻等等，可说是“史无前例”的。这些丑恶、可怕的文革时代烙印，也留存在文革诗词中。文革诗词的内容，记录了这个时代的残暴和荒诞。
１．史无前例的残暴
文革之凶残，举世皆知。特别是“清理阶级队伍”、“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运动，全国一片愁云惨雾，腥风血雨，惨不忍睹。如当时湖南省道县的“左派”，把所谓 “五类分子”，即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份子及其家属子女，数以千计，捆绑至双牌水库，悉数投入水中淹死。因尸体堵塞，导致水库不能发电。“双牌惨案”，有黄心培的七绝诗留下佐证：
为标革命献忠诚，左派争先清阵营。阶级敌人皆杀尽，双牌水库胜秦坑。
２．史无前例的惨酷
１９６８年，“派性”、“武斗”处于高潮，为了“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到处刀光剑影，枪林弹雨，死人无数。“十亿遭蒙蔽，豆箕痛相残。”当时印尼归国华侨青年冯刚毅，写下《惨象》一诗，记录了惨酷的“武斗”场景：
举国民争古未闻，一朝挑起乱纷纷。冷枪惊破佳人梦，重炮堆成乱者坟。
造反姑娘哀割乳，兵团战士惨抽筋。苍生未悉因何罪？北望神州日已曛！
此诗中间两联，如实地描绘了惊心动魄的人间悲剧。而当年个人迷信处于登峰造极之时，此诗以“北望神州日已曛”作结句，指出种种惨象的根源是在北京的“红太阳”，可谓勇气过人，大胆之极！
３．史无前例的批斗整人
毛泽东之“最高指示”有言：“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于是乎，上有国家主席刘少奇等一大批高干，下有基层千千万万的小干部，皆中箭落马。据传，夏衍被囚秦城期间有感于“请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于是仿效清代之“剃头诗”，写下一首“整人打油诗”，幽默且辛辣：
闻道人该整，而今尽整人。有人皆可整，不整不成人。
整是由他整，人还是我人。请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
最早被送上文革祭坛的《三家村》，即为邓拓、吴晗和廖沫沙。邓拓不堪凌辱，自杀身亡。而吴晗和廖沫沙，遭到无止境的“喷气式”的批斗。“喷气式”，为文革中在批斗会上对被批斗者采取的一种体罚形式。通常由几个彪形大汉架着被斗者，用暴力迫使其弯腰低头，同时向后使劲拉被斗者的双臂，使之高举，状如喷气式飞机，故名。廖沫沙有一首《嘲吴晗并自嘲》，写于遭喷气式批斗之后：
书生自喜投文网，高士于今爱折腰；扭臂栽头喷气舞，满场争看斗风骚。
４．史无前例的冤案
文革时期，冤案无数。连堂堂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尚且被“斗倒斗臭”，最后冤死狱中。其他文化人、老百姓岂可道哉！如浙江美术学院院长、著名画家潘天寿，文革伊始，就被诬为“反动学术权威”、“文化特务”、“国民党特别党员”，成为第一批被揪斗的对象，并长期被关入“牛棚”。经受过无休止的批斗，潘氏的健康迅速恶化。１９６９年冬天，年届７３岁，身患重病的潘天寿，从杭州被押回家乡海宁去游斗。带着浑身伤痕与唾沫返回杭州途中，他拾到一张香烟壳纸，在上面写下其一生最后一首诗，不久便含冤病逝。潘天寿这首诗，道出当年无数遭受冤屈者的悲愤：
莫嫌笼絷窄，心如天地宽。是非在罗织，自古有沉冤。
５．史无前例的冤狱
文革时期，处处皆冤狱，整个中国就是一个大冤狱。北京秦城监狱，当年就囚禁了不少受冤屈的共产党干部。著名作家关露即为其中之一。在一个寒冬之夜，在“铁门紧锁”的黑狱中，关露听见牢房旁边的自来水管滴滴嗒嗒之漏水声，更加难以入睡，心有所触，于是口占一绝：
铁门紧锁冬无尽，雪压坚贞一片心。钢管有情持正义，为人申诉到天明。
６．史无前例的文字狱
著名红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院长冯其庸，在文革初期曾写下《感事》一诗：
千古文章定知有，乌台今日已无诗。何妨海角天涯去，看尽惊涛起落时。
冯其庸所感之事，应是指自报X发表姚文元之《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后，摧残文化、毁灭文化的“文化大革命”拉开序幕。随之批“三家村”，砸“四家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大批判烈火烧遍全国。“臭老九”知识分子首当其冲，如待罪之囚，似惊弓之鸟。宋代的“乌台诗案”，乃千古奇冤，当时尚有诗可批，然文革时期，人们皆收笔禁声，如鲁迅所言：“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冯其庸“乌台今日已无诗”之句，何其沉痛悲愤！
７．史无前例的焚书坑儒
文革时期之灭绝文化，打杀文化人之“焚书坑儒”，超越秦始皇何止千百倍。而文化育部门、学校、师更是首当其冲。当时的惨况，我曾亲历其境。２００５年秋天，我有缘在北京拜访了吴柏森先生，他是北京市第五十中学的退休老师。他向我展示了写于文革期间的诗词，首首皆含血和泪。其中一首为《感事》：
恶浪掀腾到学童，翻天覆地闹黉宫。千年师道成仇敌，万卷缥缃付祝融。
伦理沦亡惊世变，斯文丧尽叹途穷。春秋直笔评功罪，自有今时太史公。
８．史无前例的无耻
为林彪集团重要成员之一的黄永胜，曾授上将军衔，曾任广州军区司令员。文革中受林彪提携，官至解放军总参谋长，“九大”中央政治局委员。然黄永胜乃好色之徒，连其“老上级”、“大恩人”林彪的妻子叶群亦勾搭上。“黄叶”之私情，林彪至死都不知。后来林彪一家仓惶外逃，摔死异邦之后，在北京的林家大院，搜出了黄永胜写给叶群的一首情诗：
缠绵五周月，亲手折几枝。虽是寒冬日，黄叶热恋时。
据传，叶群当时亦有和诗：“咫尺遥知心难静，孤燃灯光不成眠。万紫千红花无意，独念西山一叶黄。”可见，当年的政坛上，多少道貌岸然的大人物，其实是一些狗男女！
五、文革诗词的创作特色
文革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故写于文革期间的诗词，除其内容具有强烈的文革色彩和时代烙印之外，其创作过程、创作空间、创作氛围、创作方法及创作艺术，皆有别于其他历史时期，而具有自己的特色。
１、监狱成为文革诗词的温床
文革时期冤狱遍怖中国各地，无数人因种种“罪名”而被投入监狱。按广义而言，“牛棚”、“五七干校。”、“学留班”、“交代会”等，也是冤狱的一种。入冤狱者，有一部分人早已是诗词高手，在此高压的环境中，满腔冤愤，只有寄情于诗词。另有一些人，原来并不懂格律，入狱之后，受教于狱友，也学会写诗填词。写诗填词，不需纸笔，有时只需记在脑海中。这是在冤狱中诗词盛行的原因之一。我收集和阅读文革之后出版的个人旧体诗集，大多都收有在文革狱中所作。
如黄克诚大将，自１９６７年１月起，从太原押至北京，辗转于数间牢房，被囚长达八年之久。据黄克诚忆述：“１９６７年四月仲春，看见窗外一株观赏桃树上开满了桃花，花红似火，灿若云霞，但不久即为狂风所袭，零落不堪。有感而作词一首……”此词即为《蝶恋花·桃花》：
满树桃花红烂漫，一阵狂风，吹掉一大半。落地残红何足羡，且待来年看新瓣。
人间变化千千万，升降起落，犹如急流泛。天翻地覆大转变，英雄转瞬成坏蛋。
此词乃借景言情，寓意甚明。此词后来被监管人员发现，批之为“讥讽时事”，因而倍加审讯和批斗。黄克诚此词中所指之“英雄”者，当首推彭德怀元帅。
２、深藏不露的藏锋诗
文革期间，比清朝康雍乾三朝更为荒唐的文字狱随处皆是。随便一首诗词，一篇文章，都可以评为“反党大毒草”。为自身的安全计，人们皆以钳口封笔为上策。然冤愤难禁者，有的仍敢寄情于诗词，不过，不用“直笔”，而用“曲笔”。“藏头诗”、“藏锋诗”即是其中的一种形式。最为著名的，首推国学大师文怀沙所作的七绝，后被钱钟书评为“浩劫诗压卷之作”：
沙翁敬谢李龟年，无尾乞摇女主前。九死甘心了江壑，不随鸡犬上青天。
此诗是文怀沙（沙翁）被关在山西临汾监狱时所写下的一首诗。当时一位旧友李某（诗中之李龟年），传达江青要其写一效忠信即可获自由并可得重用。文怀沙遂题就此诗。结果被姚文元读出是藏锋诗，把每句的第六个字串起来，是“龟主江青”四字。幸好，不久四人帮垮台，文氏才未被枪毙。
３、严肃且意深的打油诗
打油诗体，虽多谐趣，但常流于俗气和油滑。然创作于文革时期的大量打油诗，继承和发扬鲁迅以杂文入诗的传统，打油却是严肃，语浅却是意深，以杂文入诗，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文革时期的打油诗，不少乃出于大家之手，如聂绀弩、李汝伦、邵燕祥、黄苗子、杨宪益等。 邵燕祥乾脆把其旧体诗词结集名之为《邵燕祥诗钞?打油诗》。诗界对这类打油诗评价甚高。如程千帆评聂绀弩：“他的诗初读只使人感到滑稽，再读才使人感到辛酸，三读使人感到振奋。”如水有评邵燕祥、黄苗子、杨宪益的《三家诗》诗选集：“他们的诗作，让人笑，更让人哭，让人沉思和反省，更给人以鼓舞和希望。”
而当年广为流传的一首打油诗，相传为梁漱溟所作：
十儒九丐古时有，而今又名臭老九。古之老九犹叫人，而今老九不如狗。
专政全凭知识无，反动皆因文化有。倘若马列生今世，也需揪出满街走。
此首刻划“臭老九”的打油诗，是何等生动且传神，一经传出，即脍炙人口。遭毛泽东痛骂为“野心家”，“伪君子”和“反动透顶”的梁漱溟，在“文革”中当然在劫难逃。家藏四代图书典籍，被红卫兵抄家焚毁。还被像耍猴子样地以绳系颈，手持铜锣，在得胜门一带鼓锣游街示众。真是“而今老九不如狗”！
４、群体自发性的“天安门诗歌运动”
１９７６年清明节，因周恩来去世，引发了“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人群、花圈和诗词充满了天安门广场。群体自发性的“天安门诗歌运动”，在中国的诗史上绝无仅有。天安门的“反动诗歌”，最为闻名的，乃为工人王立山作所：
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５、虚假、违心的歌功颂德篇
在文革的特殊历史环境中，出现浩如烟海的“颂毛篇”。其实，绝大多数是言不由衷的假话和空话。连“笔直”的胡风，也写下肉麻的《水调歌头》：“不可鱼无水，不应水无鱼。七亿中华儿女，共沐党风舒……”１９６７年７月１日，在狱中惨遭折磨的田汉，居然在病危时用颤抖的手在日记写下一诗：
先烈热血洒神州，我等后辈有何求？沿着主席道路走，坚贞何惜抛我头！
田汉在诗后还注有：“党的生曰，入党３５周年纪念。”如此“豪言壮语”的打油诗，更使我感受到田汉内心的痛苦。后田汉屈死狱中，连骨灰也荡然无存。
六、文革诗词的历史价值
文革诗词有珍贵的历史价值，我以为起码有如下几点：
１．文革诗词在中国诗史中是不可缺少的篇章，中国诗史不能留下文革阶段的空白。
诚如李锐先生所言：“诗言志，诗言事，诗言情。我国自古诗歌相传，为中华文化一大特色……诗歌存史，是历代志士仁人的贡献……诗词语言精练，音韵铿锵，琅琅上口，易于记诵，便于流传，使人潜移默化，陶冶情操。这是我国独步世界的优秀文化传统。文革惨祸十年，受难者悲苦无告，惟有呻吟，有的化为诗歌。借此一斑，可窥全貌……揭露邪恶，伸张正义，正视历史，永记训，这是我们对待文革应取的态度。”
２．文革诗词与文革史实一样，是文革史的一个组成部份。不研究文革诗词，文革史也是不完整的。
刘心武先生为我所编著的《文革诗词钩沉》一书作序，序言题目为《延续民族整体记忆，修建纸上“文革博物馆”》。其序有言：“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７６年在中国大陆所发生的'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椿重要事件，在事发４０年事止３０年之后，应该将其作为一个重大的学术课题，加以探究，而这探究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钩沉’……'文革’中当然也有人写自由体的诗歌，但古典格律的诗词，却大行其道，蔚成大观，在历史的大断层中形成了痕迹鲜明的'沉积岩’，这是耐人寻味的。这是多种因素化合的产物……每一人每一诗固然代表着一个生命在那样的历史情境中的独特状态，合成起，则又构成了相激相荡、相克相生、人有九算、天有一除的历史大面相、大趋势……延续民族整体起忆的工作是神圣的。”
３．文革诗词，一样具有千秋万代的史训价值。
广州的《当代诗词》开辟专登文革诗词作品的专栏《劫尘史鉴》，熊鉴为此题下七绝十首，首篇云：
沧海横流事足伤，十年无路可傍惶。吟成劫史供谁赏，留与儿孙作胆尝。
而熊鉴之《十年文革祭》，更是千秋不朽之大文。文中有言：“澄清往事，传后世以真情；警告来人，鉴前车之覆辙。”熊鉴此篇祭文和一些文革诗词，镂刻在一道道花岗岩石壁上，屹立在广东澄海的《塔园》中——这是目前中国仅有的文革纪念馆。
为纪念文革四十周年，我编著的《文革诗词钩沉》也即将付梓出版。虽此书有不少缺点和错误，但总算了却一桩心愿，希望此书能为文革史留下一个注脚，为巴金先生所倡建的“文革博物馆”添上只砖片瓦。我下一步计画，是继续搜集和研析文革诗词，并完成另一部专著“文革诗史”。另一个构想，是联络一批志同道合者，编一部像《全唐诗》那种体例的《文革诗词全编》，我将为此项神圣的工作献出余生岁月。
《文革诗词钩沉》之自序有我的一阙《临江仙》，且引此词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游子心魂牵故国，难忘旧日云烟。十年浩劫史无前。霜风摧草木，血雨洒江天。
多少悲歌多少泪，犹存断简残篇。挑灯觅句总凄然。钩沉诗百首，高抬贵手此中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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