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谭震林同志诞辰110周年题字

    中红网北京2012年4月23日电 今年4月24日，是谭震林同志诞辰110周年。日前北京新四军研究会纪念谭震林诞辰110周年在北京科技会堂举办。参会共有120人，谭震林的子女10余人也参加了纪念会。

 
    大会在《新四军军歌》歌声中开始。六师分会会长钱海皓主持会议。
    谭震林的儿子谭晓光代表亲属发言。
    最后，总会会长陈昊苏讲话并朗读所作诗一首，表达心情。

纪念谭震林叔叔诞辰110周年
（浣溪沙）

红色先驱谭老板，风云际会井冈山，工农政府启真传。
北战南征功卓著，和平建设亦艰难，英雄礼赞业非凡。

陈昊苏 2012年2月22日   

为纪念谭震林同志诞辰110周年题字：

    总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邓淮生首先向大会致辞

    在纪念谭震林诞辰11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邓淮生

    叔叔阿姨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又汇聚一堂，纪念我们十分崇敬的谭震林伯伯诞辰110周年。

    谭伯伯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从红军时期、三年游击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解放全中国，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粉碎“四人帮”，谭伯伯及我们的父辈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历尽艰难、百折不挠，久经考验、矢志不移，为中华民族的和平、民主、富强、文明，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壮、惊心动魄的活剧，不愧为民族、时代的精英。谭伯伯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

    我们新四军研究会在新四军将领们的诞辰纪念日举办纪念活动，是在上缅怀他们的丰功伟绩、学习他们的革命精神的生动课程。从父辈的身上，我们可以学习到坚定的革命信念、优良的道德品质、无私无畏的革命气节和与老百姓同甘共苦的作风。我们坚信“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们还相信只要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不以权谋私、不贪污腐化，就一定可以实现国富民强的伟大目标。发扬革命传统，弘扬铁军精神，是我们新四军研究会为当前精神文明建设正在做的非常有益的工作。

    在此，我代表新四军研究会，预祝大会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2012年4月14日  

    六师分会名誉会长江旅安作《谭震林光辉灿烂的一生》报告，介绍谭震林同志生平

    谭震林光辉灿烂的一生

    江旅安

    谭震林于1902年4月24日出生于湖南攸县一个工人家庭。1926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走向革命的道路。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他为发展壮大革命武装力量和建设革命根据地、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建立了卓越的功勋。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谭震林先后任茶陵县工农兵政府主席和县委书记、湘赣边界特委书记，红四军第二、第四纵队政治委员，福建军区司令员。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辟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及闽西南的三年游击战争等一系列革命斗争中，他功勋卓著：茶陵县工农兵政府的创立为我党早期政权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他在井冈山的斗争实践为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农村包围城市”等光辉思想的形成作出了宝贵的贡献；他在赣南闽西开展土地改革，创建工农政权，为粉碎敌人的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围剿”和创立中央苏区作出了应有的贡献；福建军区成立后，他同张鼎丞、邓子恢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领导红军游击队坚持艰苦卓绝的闽西南三年游击战争，抗击国民党反动派的“清剿”，保持了有十万人口的根据地，保卫了土地革命战争的胜利成果。

    抗日战争期间，谭震林转战长江南北，驰骋皖南、苏南、淮南，同战友们在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1938年，他任新四军第三支队副司令员、政治委员。他坚决执行党中央“放手发动群众，独立自主开展游击战争”的方针，为粉碎“扫荡”，挂帅出征，浴血奋战，创建皖南抗日根据地。1940年，他奉命带领一批干部，冒着生命危险，进入东路地区。他担任江南人民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这一时期，他独当一面，在澄（江阴）锡（无锡）虞（常熟）地区，创造性地开展了湖荡水网地区游击战争；后来，他又把这一富有成效的斗争形式扩展到苏北江（江都）高（高邮）宝（宝应）地区。皖南事变后，他出任新四军第六师师长、政治委员，并兼任苏南区党委书记。他坚决执行党中央命令，迅猛发展革命力量，成功地领导了反“扫荡”、反“清乡”的游击战争，保卫苏南抗日根据地，阻止反共军队北渡长江。1943年至1945年，他任新四军第二师政治委员兼淮南区党委书记，领导军民抗日反顽，保卫淮南，保卫新四军和华中局的安全。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谭震林先后任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副书记、华中军区副政治委员、华中野战军政治委员、华东野战军副政治委员，与其他领导同志共同领导华东战场的解放战争，创立了辉煌的战绩：1946年，他同粟裕指挥苏中作战，“七战七捷”，给进攻苏皖解放区的12万人的国民党反动军队汤恩伯部以沉重的打击；1947年1月，他指挥部队在山东内线与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相策应，配合刘（伯承）邓（小平）大军挺进中原，至1948年6月，在山东地区先后发起五次战役，解放山东绝大部分城乡，孤立济南，粉碎了国民党反动军队对山东的进攻；1948年7月，他指挥发起济南战役，给敌人又一次最沉重的打击；1948年，他与陈毅、粟裕、刘伯承、邓小平一起领导指挥淮海战役，与山东兵团领导人先后指挥部队完成策应何基沣、张克侠起义，围歼黄伯韬兵团，配合围歼黄维兵团和围歼杜聿明集团的重大任务；1949年4月，他指挥华东野战军中集团第七、第九兵团从芜湖强渡长江，突破敌人的长江防线，为渡江战役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新中国成立初期，谭震林任浙江省委书记、浙江省人民政府主席、浙江省军区政治委员，江苏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任、华东军政委土地改革委员会主任兼治淮委员会主任等职务。他为接管政权、清匪反霸、土改镇反、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治理淮河和三大改造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

    1954年年底至20世纪60年代初期，谭震林先后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主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他怀着满腔热情，为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农业发展道路，倾注了大量心血。1955年，面对农业合作化带来的农村生产关系的新变化及有关新问题，他从实际情况出发，有效地将合作化运动导入控制发展、着重巩固阶段。1956年春夏，他到湖南就初级社向高级社过渡的情况作调查研究。1957年他深入湖南省攸县进行为期一个半月的民主办社试点工作，一边抓整社工作，一边了解农村各方面的情况，认真研究总结，对农村工作提出了一系列的重要意见。结束办社试点工作后，他一心扑在水利建设工作上，到河南考察水利工程，密切关注太湖流域的治理。为贯彻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他率工作组到河南蹲点。1962年至1965年他对我国农业计划工作和农业科技工作及林业的发展进行了艰苦的探索。

    谭震林具有崇高的党性原则。他襟怀坦白，正直刚烈，无私无畏，爱憎分明。“十年内乱”中，他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直言上书，针锋相对地坚决抵制林彪、江青反党集团的倒行逆施，遭受了残酷的迫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坚决拥护会议确定的“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和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认真转变观念，准确完整地掌握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在思想上、政治上自觉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他坚决贯彻党制定的新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

    谭震林于1983年9月30日因病逝世。在一生最后的几年里，他仍孜孜不倦，为党为人民鞠躬尽瘁。

    2012年4月14日 中国科技会堂 

    总会顾问、六师分会名誉会长乐时鸣讲话

    在北京新四军研究会纪念谭震林同志诞辰11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乐时鸣

    2012年4月24日是谭震林同志诞辰110周年的纪念日。我回想起谭震林同志在我们六师的情况：当时皖南事变发生以后，江南的新四军部队被改编为新四军第六师，师长谭震林同志兼政委，参谋长罗忠毅同志，下设两个旅——十六旅和十八旅。十六旅就是原来的新四军二支队，十八旅就是谭震林同志1940年从皖南只身调到东路（苏南的东部地区包括澄锡虞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时原来叶飞同志的江抗部队走后留下来的一些游击队。谭震林同志到后经过一年的努力和错综复杂的斗争，非常有成效地组织起新的抗日武装——江抗。江抗在皖南事变后改编为十八旅。这两支部队在师长谭震林同志亲自领导下很快发展为很有战斗力的十六旅和十八旅。在敌人向十八旅地区进行“清乡”、大肆进攻后，十八旅部队退到了江北。十六旅还坚持在茅山地区。所以在皖南事变前后，我们江南能有这么两支部队坚持下来，成为一直坚持江南斗争到最后抗战胜利的六师部队，谭震林同志是居功至伟的。

    在解放战争时期，谭震林同志又回到了华中，担任华中野战军政治委员，与粟裕同志一起领导了我们原来的十六旅部队。

    谭震林同志在抗战期间，除了开始在皖南三支队任副司令职务上创造了包围繁昌大作战以后，又创造了新四军六师。到了解放战争初期，谭震林同志又从二师回到了苏中，担任苏中野战军政委，继续兼任六师师长和政委，王必成同志是副师长，江渭清同志是副政委。一直到我们七战七捷后，六师部队北上改编为六纵队之后，纵队司令是王必成同志，江渭清同志为六纵政委。从我们在苏南抗日战争这个局部来说，师长谭震林同志是为苏南抗日斗争作出了卓越贡献的。在解放战争时期谭震林同志与陈毅同志、粟裕同志等一起，领导了第三野战军，创造了三野在解放战争期间不可磨灭的功绩。

    全国解放以后，谭震林同志以能够关心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出了名，由中央从浙江省调至中央分管农业工作，一直是我们中央在农业战线上的领导人和决策人。谭震林同志虽然离开了部队，但在战争年代，留给我们在江苏、浙江、安徽、山东几个省的同志很深刻的印象。

    我一直在十六旅工作，是从江南指挥部调到十六旅的。曾有一段时间我在谭震林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那是塘马战斗后的最困难的时期。1941年11月29日塘马战斗中，六师参谋长兼十六旅旅长罗忠毅同志、旅政委廖海涛同志双双在战斗中英勇牺牲。塘马罗、廖的牺牲掩护了党政机关1000余人突围。虽然机关保存了，但旅长、政委两位首长牺牲了，大家非常悲痛，担心今后怎么办。谭震林同志当时人在江北。闻讯后谭震林同志立刻化装便衣带领两位侦察员从苏北到了苏南十六旅旅部。到了旅部后，谭震林同志宣布自己担任旅长和政委。当时部队的精神状态比较差。谭震林同志到来使大家精神为之一振，感到有了主心骨。很快部队就在谭震林同志的领导下继续进行艰苦的苏南敌后抗日游击战。部队不仅恢复了士气，而且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我那时任十六旅宣传科长，旅里没有政委和政治部主任，就三个科长在谭震林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记得1942年“三八”妇女节那天，我到首长谭震林同志身边，说：“火线报想请您写篇文章。”谭震林同志很快答应了我的要求。到了5月江渭清同志来后担任旅政委，钟国楚同志担任旅长，谭震林同志才离开十六旅。我经常回想这段往事。到现在70多年过去了，我心中还不忘谭震林同志这位首长。谭震林同志日理万机，掌握苏南抗日斗争的大局，但在细微之处谭震林同志还常教育我们这些年轻人要有继续斗争的勇气。现在纪念谭震林同志诞辰110周年的时候，这些事还像昨天的事一样，用一两句话说不完。六师分会为谭震林同志诞辰110周年举行纪念会，我能够参加并回忆在谭震林同志领导下战斗的一段历史，感到十分荣幸和欣慰。70年我党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这些老人一讲老事不由自主地讲不完，好啦，就说这些吧！

    （根据录音整理）  

    六师分会副会长钱海亮代他父亲钱敏发言《回忆在谭震林同志领导下战斗工作的日子》

    在谭震林同志的领导下战斗和工作的日子

    钱 敏

    2012年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伟大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谭震林同志诞辰110周年。70多年前苏南东路地区在谭震林同志领导下进行抗战和反“清乡”的岁月以及解放初期在浙江、上海工作的情景，我永远不会忘记。

    抗日战争时期，苏南东路地区是指从常州到上海津沪铁路东段的广大地区。当时汪伪政府在南京，上海市孤岛。汪伪的江苏省会设在苏州，这里又是连接苏北和苏南抗日根据地的通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谭震林同志受中央委派，于1940年4月到达东路地区。那时，叶飞同志正率“老江抗”到苏北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东路特委留守在苏（州）常（州）太（兴）地区的三十几位伤病员组织起来，重新成立了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东路指挥部，这就是“新江抗”，也是大家熟悉的“沙家浜部队”。“新江抗”在党的领导下，依靠人民群众，坚持抗日人民战争，但整个形势与“老江抗”走之前相比处于低潮。谭震林同志到东路后，立即着手调查研究，听取汇报。在熟悉情况后谭震林同志召开东路特委、苏常太和澄锡虞地区主要领导参加的会议。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开展东路抗日斗争的精神及重大意义，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形势，确定了对日、伪、顽斗争的策略和发展目标，同意东路地区党政军的组织领导和作战部署。会议宣布成立新四军东路军政委员会，谭震林同志任书记。会议决定将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东路司令部改编为江南人民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谭震林同志以林俊的化名任司令兼政委。会议通过了《防守发动群众，发展抗日力量，建立动率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文件、中共江苏省京沪线特别委员会《坚持东路抗战的十大纲领》，从此翻开了东路抗日斗争的新篇章。

    我印象最深的是谭震林同志主要抓了三件事。

    一是完善和新建党的组织，加强党对东路地区抗日斗争的领导。谭震林同志来东路后，在原有党组织的基础上，又相继成立了中共淞沪地区的成片的党的领导中心。在党的领导下，该地区的抗日斗争开展得轰轰烈烈。

    二是扩建武装，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战。在“新江抗”400多人的基础上，谭震林同志把东路地区的抗日队伍整编，首先成立了两个支队，通过大小几十次对日、伪的战斗，不断打击敌人，总结经验，壮大部队。到1940年冬天，东路地区的新四军部队已扩大到七个支队。1941年11月七个支队又组建成了三个纵队。到1941年六师成立时，仅东路新四军主力部队就发展为4600余人。一年多的时间部队就壮大了10多倍。

    三是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东路地区原来没有抗日民主政权。谭震林同志来后明确指出：东路地区要搞出大局面，求得大发展，就要从思想上明确：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抗日，只有宣传共产党斗争才有力量，只有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才能更好地组织和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开展抗日斗争。谭震林同志着力解决部队的给养问题。在谭震林同志的领导下，东路各县、区、乡相继成立了各级抗日民主政权、抗日自卫会。谭震林同志要求各级抗日民主政权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切实做好财经税收工作。苏常太、澄锡虞大部分地区都成立了财经委员会，这样既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又把税收从敌、伪和地头蛇那里夺回到抗日民主政权手里，实行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则，使抗日财政用于保障抗日军民的供给，解决了长期以来没有抗日经费来源的问题。

    抓这三件大事，充分展现了谭震林同志的领导水平和斗争经验。整个东路地区抗日斗争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东路地区的抗日斗争在谭震林同志的领导下蓬勃发展，引起了日、伪的恐慌。日、伪在经过精心策划和准备后，对我东路的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大规模的“清乡”。我是1946年调入东路特委任组织部长的。我记得，就在日、伪“清乡”前一两天，在锡北一个地主家的祠堂里，谭震林同志召开了六师直属队和东路特委机关党员大会。大会表扬了先进党员，总结了前段工作，号召大家团结起来，粉碎敌伪的“清乡”阴谋。这是在敌、伪正式“清乡”前的一个动员会。1941年7月1日，敌、伪开始在苏南东路苏常太地区进行“清乡”。敌人出动一万多人的兵力，在苏常太地区进行梳篦式“清剿”。为了切断抗日军民的联系，敌人修起了几百米长的竹篱笆，建起了大量的碉堡，实行了保甲制管理。由于刚开始对“清乡”的认识不足，认为和一般的“扫荡”没有什么区别，所以我们吃了亏，受了很大的损失。1941年8月锡北、苏南区党委和东路特委在谭震林同志的领导下，及时总结苏常太反“清乡”的经验教训，统一了认识。大家认识到：“清乡”与“扫荡”有很大的不同。“扫荡”是突然的、有时间性的军事行动，而“清乡”是充分准备的军事和政治行动，不是短期的，是长期的。我们要作长期斗争的准备。谭震林同志提出“以分区转移对付敌人的分区‘清乡’”的基本方针，确保部队以保存有生力量为主。主力冲出封锁线向西转移。地方则采取避开强敌、分散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策略，撤销公开的党政机构，转移身份公开的党员干部。当时澄锡虞地区有1500多名党员。除了已公开的撤离外，我们建立了由300多名党员组成的地下组织，开展秘密活动。各区县组成小组武工队，坚持在东路地区进行抗日斗争。在主力部队撤离东路前，我们散发了《告东路人民书》，一夜就散发了几万份。我们走的时候，看见《告东路人民书》贴满了各村的墙头。我们发布《告东路人民书》的目的就是要广大人民群众坚定信心，告诉大家：新四军撤离是暂时的，一定要回来的，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在主力部队撤离后，东路特委进行了改组，我担任特委书记。不久我们又回到东路，兑现了《告东路人民书》的承诺。从1941年6月到东路一直到抗战胜利，我在东路坚持抗日斗争，共四年多。前一年多时间我在谭震林同志直接领导下战斗和工作。那时部队快速发展，对敌、伪战斗数百次。各县成立了抗日民主政权。人民群众抗日热情空前高涨。这是东路人民抗日斗争的黄金时期。

    解放战争时期，从1946年到渡江战役，我受华东局委派任苏浙皖边区工委书记。我在苏浙皖边区坚持了三年的游击战，恢复发展以天目山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渡江战役胜利的消息我是在天目山上从收音机里听到的。我立即率领苏浙皖边区主力部队下山。我们苏浙皖边区支队独力解放了宁波县城，在安徽广德与谭震林同志、宋时轮同志、郭化若同志率领的九兵团会师。谭震林同志见到我非常高兴，对我说：“我正要找你。你们辛苦了。你们任务完成得很好。现在你率部队与我们一起去解放浙江，你就留在浙江工作。”我当时已从收音机里听到我已被任命为无锡市委书记、无锡军管会主任。我们的一个营已经开到无锡郊区。我就说：“上级已经安排我到无锡工作。我们的一个营已到了无锡。”谭震林同志跟我讲：“我也听说了，不要管它。上面我去打招呼，无锡的部队马上回来。”于是，我带着苏浙皖边区部队跟着大部队，在谭震林同志的领导下打到浙江。1949年4月27日湖州解放。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就在杭州解放后，我接到谭震林同志的通知，立即赶到杭州。谭震林同志告诉我“省委决定在湖州建立中共浙江省委第一地方委员会，简称‘一地委’”，由我任书记，要我立即赴任。我带领苏浙皖边区的干部和华东局南下干部纵队第八大队的同志相继抵达湖州。在“一地委”成立的同时，浙江省人民政府第一行政专员公署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浙江军区第一军分区成立。我任军分区政委兼湖州市委书记。1949年5月15日湖州市军管会成立，我任副主任，后任代主任。“一地委”后改为湖州地委，1949年10月搬到嘉兴后改为嘉兴地委。在省委、省政府和谭震林同志的领导下，我们主要抓了以下工作：一是接管城市，加强各级政权的建设。我们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把“一地委”所辖的两市十县党政军机构都建立起来。二是恢复生产稳定物价。三是剿匪反霸。四是筹粮节粮，以解决军队和城市人民所需。五是为解放舟山群岛筹集所需船只，向群众征集民船。六是进行土改。

    1951年7月我调到杭州任第一副书记兼市委供应、厂、企业党委副书记，主要负责全市工业、企业方面的工作。为此，谭震林同志专门和我谈了话。不久，谭震林同志调到华东局工作。我也于1952年2月调到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任副部长、党委副书记。当时正值“三反五反”运动期间。华东工业部我分管“三反五反”工作。谭震林同志在华东局也主抓“三反五反”工作。我又在谭震林同志的领导下工作了。由于政策掌握得好，我们华东工业部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没有一个“大老虎”。

    韶光易逝，一晃就70多年过去了。谭震林同志的许多教诲至今在我耳边回响。谭震林同志崇高的品质和优良的作风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谢谢大家！

    （钱敏口述，钱海亮整理并在北京新四军研究会纪念谭震林同志诞辰110周年大会上宣读） 

    六师分会副会长孙维国发言《迟来的报告》

    迟到的纪念

    孙维国

    记得10年前，也是在这个场地，举办过纪念谭震林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当时大会临时安排我代我父亲孙德芳发言。我因为时间仓促就打了个腹稿，准备临场发挥。后因发言人数很多，我没能上台发言。过后我整理了一下发言稿，以“迟到的纪念”为题，写了一篇短文，交给了谭泾远同志，以表达对谭震林同志的敬意。这次纪念谭震林同志诞辰110周年，我就把这份迟到了10年的纪念拿出来表达一下。

    我父亲有幸当过谭震林同志的党小组长，但在第一次小组会上，我父亲就受到了谭震林同志的批评。事情是这样的：我父亲1941年在新四军六师十六旅。大约在夏秋之际，我父亲一行四人（十六旅两人、十八旅两人）在盐城军部锄奸培训班学习结业之后，在赶回部队的途中，在苏中遇到谭震林同志所率的六师师部和十八旅（当时他们刚从苏南突围出来）。因为当时师部没有保卫干部，我父亲就被留在师部保卫部当干事。当时师部没有几个人，都编在一个党小组，不知什么原因，我父亲这个刚进师部、职位最低的干部被选为党小组长。在我父亲主持的第一次党小组会上，谭震林同志对我父亲一口一个“谭师长”很反感。他说：“你不要老是‘师长、师长’的叫，在党内没有师长，都是同志，在小组活动中你就是领导。你要大胆工作。”这席话对我父亲触动很大，特别是在一九五几年，我父亲当了师政委以及胡耀邦同志在党内倡导民主之风的时段，我父亲都会联想到谭震林同志的教诲。（我在这里注解一下：因为谭震林同志的这番话，为了在称呼上的统一，我在发言中直呼谭震林同志，如有不敬，请谭震林同志的家属见谅。）

    我父亲讲了一件小事，我当时准备讲一件大事，就是“二月逆流”中的谭震林同志。“二月逆流”大家都知道。中国象棋中的“丢车保帅”，大家也会很熟悉。但我想提示大家的是“舍帅保车”这个词是谭震林同志用他的身家性命在那个年代在党的政治局会议上创造出来的。为了保护广大老干部这个“车”，谭震林同志不惜冒着被杀头、被开除党籍这些他已能感受到的危险，站出来为广大老干部说话。我想说的是：面对“舍帅保车”这个词，任何语言都会显得苍白。我还想说的是：仅此一事，谭震林同志就应该受到全党同志，特别是当年受过冲击的老同志们的敬礼。在此我仅代表曾经当过走资派的我的父母向谭震林同志表达最真诚的敬意。

    人是要有点精神的。精神财富不是虚无飘渺的，而是通过感觉达到的一种精神上的传递。现在有很多人你去问他“文天祥”、“岳飞”，问他“陈毅”、“粟裕”、“谭震林”，他会回答你“NO”，可你要问他“杰克逊”，他知道得比美国人都清楚。当然，这也是他个人的精神财富。但我真诚地期望我们的党和国家不要忘记那些创党建国的老同志，不论是故去的，还是健在的。因为他们身上的很多东西是我们这个党、我们这个国家不可或缺的。

    我的发言完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