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环球网报道 记者 白云怡 陈青青 赵觉珵】14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强调，深圳要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并总结出十条深圳等经济特区40年改革开放实践中的经验，包括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基本方针，促进与港澳相互融合发展。这席讲话对一河之隔的香港释放了哪些信号?《环球时报》记者14日专访深港两地多名政治人士和学者深入解读。
“一国两制”内外部条件剧变，应突破传统思路局限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深圳要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提高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能力和水平，形成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扩大开放新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丰富“一国两制”事业发展新实践，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有媒体分析认为，这意味着中央不仅将给予深圳更多改革政策倾斜和试验空间，也将给予深圳更新的定位。
“香港曾是英美构筑的西方世界体系中的一部分。而在过去40年中，深圳正是依托香港的资源、经验和渠道一点点发展起来。”南开大学台港澳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李晓兵14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但发展到今天，当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开始出现种种不确定的状态和危机，中国又该怎么办?深圳通过多年的摸索与沉淀后，已给出新的回答，这也意味着‘一国两制’也必须被赋予新的内涵。”
在特区建立初期，毗邻香港成为深圳得天独厚的优势之一，港商跨过深圳河带来的资金、技术、经验成为深圳快速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1980年，深圳经济生产总值仅为2.7亿元人民币，是香港的1/2500，40年后，深圳的经济规模已经超越香港，两座城市之间也开始探索新的共生关系。“深圳与香港的关系近年来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深圳不仅在经济规模上超过香港，更成为全球科技创新体系中一座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城市。在粤港澳大湾区中，深圳已经开始起到龙头作用。”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副院长曲建14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提到。
李晓兵认为，“一国两制”的内部和外部条件都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未来的“一国两制”实践将更加突出中央主导，“一国两制”的实践模式也将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示范区的深圳和实施资本主义制度的香港都建设好，并推动其融合，这将突破“一国两制”的传统思路局限。
深圳成长之路带来启示香港须从心态上“脱西入中”
在深圳与香港乃至整个粤港澳大湾区的融合中，多位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的学者均提到，科技创新将成为这一过程中的重要抓手。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前香港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刘兆佳则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深圳经济特区40年来在中央的带领下，实现创新科技产业转型，克服一个又一个的难关，这对于香港未来的发展，特别是深港融合有非常重要的启示作用。
曲建认为，如果深圳和香港在科技创新领域可以加深合作，纳为一体，将成为全球三大创新中心之一，其中前景巨大。目前，深圳正在建设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前海也在为香港年轻人创新创业营造环境，希望吸引更多香港年轻人前来。“香港的创新需要与深圳的产业进行联动，如果香港年轻人能够把自己创新的想法与深圳的产业化创新能力进行联动，可以进一步提升香港的创新能力。”曲建说。
“香港未来想要在大湾区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就必须与深圳联手，‘脱西入中’，借助内地的发展，推动香港走科技创新等发展道路。”刘兆佳分析认为，假如香港能藉此突破当下经济发展的问题和瓶颈，将有效解决部分人群向上流动的需要，也将有利于香港政治局面的稳定，遏制尤其在年轻人中出现的本土分离主义思潮，“把对国家的对抗转为合作，疏离转为亲近”。
习近平在讲话中表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深圳是大湾区建设的重要引擎。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历史机遇，推动三地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要充分运用粤港澳重大合作平台，吸引更多港澳青少年来内地学习、就业、生活，促进粤港澳青少年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增强对祖国的向心力”。
刘兆佳认为，香港社会现在必须开始有更多“危机感”。当前国内和国际形势出现重大变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断打压香港，面对西方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和排外主义，香港必须真正从心态上“脱西入中”，摆脱对西方国家的依赖，积极推动与内地的深度融合，积极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以此来推动自身经济发展，巩固“一国两制”。
值得注意的是，在深圳市14日公布的《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创新创业人物和先进模范人物名单》中，也有多名香港人的身影，包括胡应湘、徐扬生、李泽湘、王卫等。其中，胡应湘被称为港珠澳大桥构想“第一人”，并先后投资建设广深珠高速公路、沙角电厂、虎门大桥、深圳罗湖、皇岗口岸等工程;徐扬生推动了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的设立并出任首任校长;李泽湘是香港科技大学教授、固高科技(深圳)有限公司董事长，曾指导孵化了大疆国际等科创企业;王卫则是顺丰快递的创始人。这些获表彰人士的经历均有一个共同点，即在各自领域推动了深圳与香港之间的合作与共同发展。
北京意在“边缘化”香港?学者：恰相反因为边缘化的香港是“包袱”而非正资产
就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前不久，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11日对外发布《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年)》，赋予深圳在在土地管理制度、引才用才制度、资本市场、外商准入、数据平台、特区立法权等领域改革上更多自主权。
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14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中央对深圳下放更大的权力，也意味着深圳对香港开放的大门将更加开放，这是一种新的制度实践，也将推动香港更多参与到深圳的发展中。
面对深圳迎来更多改革“利好”，有些香港媒体也抛出了“北京意在提高深圳地位，边缘化香港”的论调。对此，刘兆佳直言，所谓“边缘化”，是近年来香港自身缺乏危机感的结果，而非“北京希望把香港边缘化”。恰恰相反，中央政府一直希望协助香港解决好自身问题，因为一个被边缘化的香港是中央的“包袱”而非正面资产。
曲建也表示，在粤港澳大湾区中，深圳重点发展科技创新产业，香港主要是国际金融与国际航运，从城市的分工定位上看是有差异的。“深圳的作用是在全球科技创新产业分工中参与竞争，在香港的功能不能有效发挥时，形成支撑性作用”，曲建表示，“香港应该担心的是自己能不能更有效地发挥其金融、航运等功能。只要能不断提高自身竞争力，香港就无需担忧。”
“要解决香港的问题关键不在于北京，而在于香港自身的努力。倘使香港还不能洞悉国际形势的转变，不能重新定位自己在东方和西方间的位置，不能融入国家发展的大局，那被边缘化是迟早的。”刘兆佳警告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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