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刚刚过去10年、美国雷曼兄弟公司倒闭3年之后的今天,让我们看看哪些因素构成了新的“世界体系”的特点。目前的情况是爆发一场场的地震:气候地震、金融和证券市场地震、能源和食品地震、通信和技术地震、社会地震和引发“阿拉伯之春”的地缘政治地震。
新兴角色逐渐确立地位
富国(美国、欧洲国家和日本)正在经历自1929年以来最严重的经济金融大地震。欧盟的团结和存在意义首次受到了威胁。全球性的经济大衰退风险削弱了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并且受到了新的权力极(中国、印度和巴西)崛起的威胁。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最近的一次演讲中宣布,可以认为从军事上标志着过去10年的“9•11战争”,或者说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以及“国际反恐战争”已经结束。奥巴马回忆说,总共有500万美国人在过去10年中“穿上了军装”。尽管如此,这些并不能证明华盛顿是这些军事冲突的赢家。“9•11战争”耗费了美国大约1万亿至2.5万亿美元的预算。美国因此背上了天文数字的债务负担,最终导致了经济状况的恶化。
一场场战争让美国付出了巨大代价。从某种程度上说,“基地”组织用里根总统在上世纪80年代对待莫斯科的同样手段在对待着如今的华盛顿。当年,美国强行把苏联拖入军备竞赛,耗尽了苏联的实力,最终导致其土崩瓦解。
在国际外交领域,过去10年一些新兴角色逐渐确立了自己的地位,新的权力极在亚洲和拉丁美洲诞生。世界朝着“非西方化”和越来越多极化的方向发展。中国作为21世纪的大国所发挥的作用尤其突出。目前在美国实力逐渐衰退的时候,中国地位的提升已经确立。它已经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还是美国的最大债权国,美元的命运掌握在中国手中。
虽然西方传统大国(美国、英国和法国)仍自认为代表着“国际社会”,但“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已不再听命于它们的号令。在最近的利比亚和叙利亚危机中,“金砖国家”证明了这一点,它们集体反对北约和在联合国框架内作出的决定。
在任何领域,当某种机制突然停止运转时便会爆发危机,这种断裂会导致整个机器停止转动。这就是自2007年爆发次贷危机以来世界经济所经历的一切。
经济灾变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影响:欧盟2300万人失业、8000万新增贫困人口……年轻人成为最大的牺牲品。从马德里到特拉维夫,从智利圣地亚哥到希腊雅典和英国伦敦,愤怒的浪潮席卷了年轻人的世界。
西方遭遇“系统性危机”
金融力量凌驾于政治力量之上,民主不再管用。没人理解为什么政府能在经济危机面前无动于衷。人们要求政治力量担负起职责,参与解决危机,纠正目前的不公正现象。但行动并非易事。如今的经济发展速度是闪电式的,政治却是蜗牛。要想把经济的时钟和政治的时钟调整为同步已经越来越难。同样难办的还有全球危机与国内政治的关系。
金融市场在任何信息面前都会产生过度反应,而那些国际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却无法决定事态的走向。于是民众在失望当中夹杂着焦虑感。全球危机既制造了输家,也制造了赢家。赢家基本上都在亚洲,并以新兴经济体为主,它们对经济形势不像欧洲人那样悲观。当然还有很多赢家来自于西方内部,但西方社会却出现了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的裂痕。
实际上,我们正在承受的不是一场危机,而是一系列的危机,每一场危机之间都有着密切的联系,无法分辨哪是因,哪是果。一场危机的后果或许正是引发另一场危机的原因。或者说,我们正在面对的是西方世界的“系统性危机”,它影响着技术、经济、贸易、政治、民主、战争、地缘政治、气候、环境、文化、价值观、家庭、教育和年轻人等各个方面。
我们生活在“战略破裂”的时代,而且无法理解它的真正含义。今天,互联网成为大多数变革的向量。几乎所有最近爆发的危机都与通信和信息新技术相关。比如,如果销售和购买指令不是以光速在互联网的通信高速路上传播的话,那么金融市场也不会有现在如此强大的力量。互联网已经超出了技术范畴,成为危机中的一个“角色”。只要想想在阿拉伯世界爆发的民主革命中,维基揭秘、“脸谱”网站和“推特”社交网站所发挥的作用就会理解这一点。
从人类学的角度说,这场危机正在使人的恐惧感和不满情绪激增。每个人都生活在焦虑和混乱当中。面对各种不确定的危险因素,如失业、技术冲击、自然灾害和普遍的不安全感,恐慌再次袭来……所有这些因素都构成了对民主的挑战,因为人的恐惧有时会转化为仇恨和报复。在许多欧洲国家,这种仇恨已经对准了外国人或移民。另一个令全世界感到担心的问题是气候危机。对气候变暖所意味的危险全世界已经达成共识。与环境相关的各种问题已经具有了高度的战略意义。即将在2012年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全球气候变化大会将证实,严重自然灾害的数量正在猛增。日本福岛核事故震惊全世界。多个国家的政府宣布推迟核能源开发项目,促进再生能源利用。
全球化进程似乎已经停止,人们开始越来越多地谈论“去全球化”的问题。钟摆已经远离了新自由主义的方向,开始偏向相反方向。为了限制过度的自由贸易,停止发达国家的去本地化和去工业化,谈论贸易保护主义已经不再是禁忌。现在已经到了政治重新发挥作用的时候。
10月1日西班牙《起义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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