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随园诗话》札记

第5版()
专栏：

读《随园诗话》札记
序
袁枚（1716—1797），二百年前之文学巨子。其《随园诗话》一书曾风靡一世。余少年时尝阅读之，喜其标榜性情，不峻立门户；使人易受启发，能摆脱羁绊。尔来五十有余年矣。近见人民文学出版社铅印出版（1960年5月），殊便携带。旅中作伴，随读随记。其新颖之见已觉无多，而陈腐之谈却为不少。良由代易时移，乾旋坤转，价值倒立，神奇朽化也。兹主要揭出其糟粕者而糟粕之，凡得七十有七条。条自为篇，各赋一目。虽无衔接，亦有贯串。贯串者何？今之意识。如果青胜于蓝，时代所赐。万一白倒为黑，识者正之。 　　1961年12月12日于从化温泉。
郭沫若
一、性情与格律
袁枚于诗主性情说。所谓性情者，谓抒写胸臆，辞贵自然。这较王渔洋神韵说之不着边际、沈德潜格调说之流于空套，自然较胜一筹。然袁枚往往为偏致之论，如云：
“有性情便有格律，格律不在性情外”。
（《随园诗话》〔以下简称诗话〕卷一第二则）
这把格律和性情，完全等同了。人谁无性情？但并非人人都能诗。诗之有格律，犹音乐之有律吕。格律固可以因时而异，因地而异，因人而异，即所谓“格无一定”，然而总是有规律的。
格律是诗的语言之规律。普通语言即具有规律，何况乎诗！诗之规律可以自由化，充其极如今之散文诗，而在遣辞用字之间亦自有其格调。故格律与性情，有客观与主观之异。两者能得到辩证的统一始能成其为诗。徒有性情而无格律，徒有格律而无性情，均非所谓诗也。
性情必真，格律似严而非严，始可达到好处。
二、批评与创作
《诗话》卷一第七则论及金圣叹与孔尚任。
“金圣叹好批小说，人多薄之。然其《宿野庙》一绝云‘众
响渐已寂，虫于佛面飞。
半窗关夜雨，四壁挂僧衣’。殊清绝”。
金圣叹固然有可鄙薄的地方，但不是由于“好批小说”而可鄙，而是由于好以封建意识擅改所批的小说而可鄙。
忠于封建统治阶级的袁枚，当然不能作这样的阶级分析。他对于金圣叹的评语，等于是说：好批小说虽然可鄙，但幸而还有一首可取的绝诗。
袁枚的保守性，不是还在金圣叹以上吗？
其评孔尚任，亦用同样笔法。
“孔东堂演《桃花扇》曲本，有诗集若干。佳句云‘船冲宿
鹭排樯起，灯引秋蚊入帐飞’。其他首未能称是。”
这虽未著鄙薄字面，而于诗与曲之间实含有轩轾之意。意思是说：虽然是演曲本的人，也有两句好诗。
又于同卷第六一则中论及洪升，笔法亦完全相同。
“钱塘洪昉思（升），……人但知其《长生》曲本与《牡丹
亭》并传，而不知其诗才在汤若士之上。（下引洪诗二首，从略
。）”
以诗与曲对举，称洪之诗而于其曲不置可否，用意亦在扬诗而抑曲。
其实曲与诗之别仅格调不同耳。诗失去性情而有词兴，词又失去性情而有曲作。诗、词、曲，皆诗也。至于曲本则为有组织之长篇叙事诗，西人谓之“剧诗”。不意标榜性情说之诗话家，乃不知此。
再进而言之，则小说亦叙事诗也，特其格律自由而已。小说之佳者，即袁枚所谓“文中之诗”（《诗话》卷二第二八则）。“金圣叹好批小说，人多薄之”，所谓“人”者乃士大夫阶层中之道学者流。此其根源在于鄙薄小说，因小说可鄙，故“好批小说”为尤可鄙。真所谓井蛙之见，袁枚亦未见其高蛙一等。金圣叹之于文艺批评，孔尚任、洪升之于曲本创作，成就均在袁枚之上。袁所称三人之诗，无人知之者，而《金批才子书》、《桃花扇》、《长生殿》，则几乎人尽知之，且可永传不朽。“不贤者识其小者”，非袁枚之谓耶？
袁枚自视甚高，因其能诗（狭义的诗），故视诗亦高于一切。《诗话》实文艺批评之一种形式，但因诗高，故话诗者亦高。小说贱，故好批小说者亦贱。至于曲本，与小说齐等，故为话诗者所不屑道。时代限人，固不宜专责袁枚，然可因此而更知金圣叹、孔尚任、洪升之可贵。
三、风骨与辣语
《诗话》卷一第二七则：
“某孝廉有句云：‘立誓乾坤不受恩’，盖自矜风骨也。余
不以为然，寄书规之。”
仅举诗一句，未见全文，不知所咏者何题，所愤者何事。然在封建社会中能有此吐属，确见风骨。
袁枚不以为然，自是标准之封建意识。然袁枚时亦自相矛盾。如《诗话补遗》卷十第六则：
“诗不能作甘言，便作辣语、荒唐语，
亦复可爱。国初阎某有句云‘杀我安知非赏鉴？因人决不是英雄
’！……可以谓之辣矣”。
这样的“辣语”，与“立誓乾坤不受恩”，相去几何？何以此则“爱”之，而彼则“规”之？
又袁枚自己也有类似语句。《诗话补遗》卷三第二七则，言尝有句云“双眼自将秋水洗，一生不受古人欺”。味虽不辣，气颇自豪。
“不受欺”与“不受恩”，又有多大区别？封建时代之所谓恩惠，大率欺鱼之钓饵。且古人并非全是骗子，而古人所设之骗局，袁枚却往往受欺。袁枚，于经信《毛诗序》，信《左氏传》，于史骂倒秦始皇、曹操、武则天、黄巢、王安石、李自成。笃信气运、诗谶［chèn］、扶乩［jī］、梦境、鬼魂、神仙、三世……。迷信之深，足以惊人，又何尝“一生不受古人欺”耶？
大抵袁枚好自卖弄才华，亦好自卖弄资格。每凭一时高兴，时而是丹非素，亦时而是素非丹。矛盾而不统一，大率类此。
四、评白居易
《诗话》卷一第三四则：“宋《蓉塘诗话》讥白太傅在杭州，忆妓诗多于忆民诗。此苛论也，亦腐论也。”
又同卷第四八则：“佟法海《吊琵琶亭》云‘司马青衫何必湿？留将眼泪哭苍生’。一般杀风景语”。
“忆妓诗多于忆民诗”，论虽苛而未必腐。白居易与元稹，早年创为新乐府，本有代民立言之意。其后同遭挫折，白遁于隐逸，元逃于闺情，无复当年锐气。蓉塘与法海盖有意刺其明哲保身也。
然唐时妓女多有文采，《琵琶行》之商人妇乃琵琶名手，白居易忆之、咏之，与后世好狭邪游者不同。后世士大夫阶层之放荡者，每视为风流韵事，袁枚之为白居易辩护，实乃为自己辩护而已。故当其欲显示自己之高洁时，则其嘲笑白居易之论，比蓉塘更苛。
《诗话补遗》卷四第六则：
“白居易作学士，自称家贫，求兼领户曹。上许之。守杭州
时，余奉太多，存贮库中，后官亦不便领用。直至黄巢之乱，裁
用为兵饷。家居后，郡僚太守犹为之造桥栽树，不已过乎？余尝
读《长庆集》而嘲之曰：‘满口说归归不肯，想缘官乐是唐朝？’”
这把白居易说成了贪官污吏，不用说在显示袁太史的“三十
三而致仕”（袁枚有图章刻此六字）的洁身自好。其实这倒是有
点冤枉的。
“自称家贫，求兼领户曹”者，恐曹司舞弊，有亏空时，家贫不能贴补也。“余俸太多，存贮库中”，正明其并未卷入私囊。“郡僚太守犹为之造桥栽树”，正明其惠爱在人。“造桥栽树”并非坏事，且亦有益于人，与行贿不同。
袁枚以蓉塘之论为苛，而不知己之论更苛；以法海之诗为杀风景，而不知反“造桥栽树”正是大杀风景。
然而袁枚之或辩或嘲，均有所为，醉翁之意正不在酒。
五、剪彩花
《诗话》卷一第四四则：
“牡丹、芍药，花之至富丽者也。剪彩为之，不如野蓼［li
ǎo］、山葵矣。……趣欲其真，人必知此，而后可与论诗。”
又《诗话补遗》卷九第三三则，袁枚赠伶人天然官诗有句云“万般物是天然好，野卉终胜剪彩花”，亦正用此意。
案此实有语病。诗之“趣欲其真”，是也，剪彩花之“趣〔亦〕欲其真”，剪彩花亦犹诗耳。剪彩花有巧夺天工者，岂能一概抹杀，而以为野卉不如？如以为天然则美，人为则伪，则一切艺术活动均属画蛇添足，一切文化建设均为附赘［zhuì］悬瘤矣。
行文之病，在好用譬语。用譬所以便于说明事理，但必须多面照顾。如照顾不周，则反为文字之累。即如此条，如稍加添改，即较圆满无碍。
“牡丹、芍药，花之至富丽者也。剪彩为之，趣欲其真。不
然，则不如野蓼、山葵。人必知此，而后可与论诗”。
六、谈林黛玉
《诗话》卷二第二二则：
“康熙间，曹练亭为江宁织造。……其子雪芹撰《红楼梦》
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明我斋读而羡之。当时红楼中有某校
书尤艳。我斋题云：
‘病容憔悴胜桃花，午汗潮回热转加。犹恐意中人看出，强
言今日较差些。’
‘威仪棣棣若山河，应把风流夺绮罗。不似小家拘束态，笑
时偏少默时多’。”
明我斋诗所咏者毫无问题是林黛玉，而袁枚却称之为“校书”。这是把“红楼”当成青楼去了。看来袁枚并没有看过《红楼梦》，他只是看到明我斋的诗而加以主观臆断而已。
随园蔓草费爬梳，误把仙姬作校书。醉眼看朱方化碧，此翁
毕竟太糊涂。
诚然风物记繁华，非是秦淮旧酒家。词客英灵应落泪，心中
有妓奈何他？
七、抹杀音乐天才
《诗话》卷二第五五则：
“余亲家徐题客，健庵司寇孙也，五岁能拍板歌。见外祖京江
张相国，相国爱之，抱置膝上。乳母在旁夸曰‘官官虽幼，竟能歌
曲’。相国怫然曰‘真耶？’曰‘真也’。相国推而置之曰‘若果
然，儿没出息矣’。……
后徐竟坎?［lǎn］，为人司音乐，以诸生终。”
此人亦见卷十三第六则，乃昆山人，名柱臣。“性耽词曲，晚年落魄［tuò］扬州，为洪氏司音乐以终”。袁枚为之惋惜。有《舟中晚眺》一诗，饶有逸兴。
“天垂余霭横，船在镜中行。拍手沙禽起，回头明月生。向
南寒气减，入夜酒怀清。不有兰陵酿，衔杯空复情。”
看来徐题客是一位音乐天才，“为人司音乐以终”，正是自得其所。外祖鄙之，谓“没出息”。亲家亦惜之，谓“竟坎?”。这是道地的封建意识。必官至“相国”或“司寇”，而后为有出息，不坎?耶？但所谓张相国、徐司寇，今人知之者有几？其功业复安在？所可惜的是徐题客虽有音乐天才，在封建社会中没有得到尽量的发展而已。袁枚不足以语此。
八、论秦始皇
《诗话》卷二第六二则，引罗两峰《咏始皇》云：“焚书早种阿房火，收铁还留博浪椎”，袁枚以为“妙”。
以焚书而言，其用意在整齐思想，统一文字，在当时实有必要。然始皇所焚并不多，书多藏在官家，民间欲学书者可就官家学习，此犹今之图书馆也。其焚书最多者实为楚霸王，焚秦宫室，火三月不绝，即所谓“阿房火”也。这不知焚了多少古书！项羽乃楚国没落贵族，为楚将项燕之孙，幼时“读书不成”，故不知文物之可贵。何能归罪于始皇耶？卷五第六四则所引黄石牧说，较为公允。
“秦禁书，禁在民，不禁在官。故内府博士所藏并未亡也。
自萧何不取，项羽烧阿房。而书亡矣。”
责项羽甚是，但涉及萧何则太苛。萧何安能预见阿房之火，收书而藏之？且书甚多，藏之何处？同则中所引高树程《咏萧相》诗：“英风犹想入关初，相国功勋世莫如。独恨未离刀笔吏，只收图籍不收书”，此则更加苛刻，置项羽之罪于不言，而责萧何为“刀笔吏”。文人之笔较刀尤利了。
又秦始皇收天下兵器，毁之以为钟锯［jù］，所收者乃铜而非铁。秦前兵率用青铜为之，秦以后始专用铁。故始皇毁兵，在中国为铜器时代向铁器时代之过渡。且毁兵器而为钟锯，不更有偃武修文、卖刀买牛之意耶？
罗两峰诗句言《收铁》，已大误。且意存幸灾乐祸，何“妙”之有！
九、“泰山鸿毛之别”
《诗话》卷三第二十则：
“江州进士崔念陵室许宜媖，七岁《玩月》云‘一种月团圞
，照愁复照欢。欢愁两不着，清影上阑干’。……宜媖不得于姑
，自缢死。……解环后，颜色如生。进士哭之云‘双鬟双绾［wǎ
n］娇模样，翻悔从前领略疏’。……”
余读至此，即生出不愉快之感。看出崔之为人，殊属薄幸。人已惨死而不悲切，反从色情上谈“领略”。许死时崔自在家，故能见得“娇模样”。然则许之死非仅“不得于姑”，实崔无以慰之。不意果如所料。其下文云：“崔需次京师，又聘女鸾鸞为妾。崔故贫士，归来省亲”云云，既言“为妾”，则事当在许死之前。许曾有《寄外》诗云“柳风梅雨路漫漫，身不能飞着翅难。除是今宵同入梦，梦时权作醒时看。”（见《诗话》卷六第二五则）可谓一往情深。然而他的先生已经在京纳妾了。此则正许宜媖之所以自缢也。
又其下文言：“崔有《灌园余事》一集载宜媖事甚详。陈淑兰女子阅之，赋诗责崔云‘可惜江州进士家，灌园难护一枝花。若能才子情如海，怎得佳人一念差？’‘自说从前领略疏，阿谁牵绕好工夫？宜媖此后心宜淡，莫再人间挽鹿车’。”这责备得真是公允。《灌园余事》一书所未见，所谓“不得于姑”之处，书中所述必“甚详”。但我想，绝对不能尽信。崔有笔在手，自能善为自己开脱，以宜媖之死归罪于许，并诿过于其母耳。袁枚乃深信而不疑，并进而责备宜媖。
陈淑兰后亦自缢死，袁枚于征引其责崔诗之后，系之以悼叹云：
“呜呼，淑兰吟此诗后十余年，亦缢死。可哀也。然宜媖死
于怨姑，淑兰死于殉夫，有泰山鸿毛之别矣！”
在旧时代，“怨姑”为不孝，而“殉夫”则为节义。故谓陈之死有重于泰山，而许之死则轻于鸿毛。此在陈或为“不预之誉”，而在许则为“求死之毁”。袁枚对崔毫无指责，且曾称许为“诗才极佳”（见卷五第八一则），而对许则出以吹求。所谓一代“诗佛”乃男性中心社会中之一鞭尸戮墓者而已。
十、才、学、识
《诗话》卷三第四七则：
“作史三长，才、学、识，缺一不可。余谓诗亦如之，而识
最为先。非识，则才与学俱误用矣。”
今案“作史三长”出《新唐书·刘子玄传》，谓“史有三长，才、学、识，世罕兼之”。袁枚扩而充之，改“世罕兼之”为“缺一不可”，而适用之于诗，并谓“识最为先”，良有见地。
实则才、学、识三者，非仅作史、作诗缺一不可，即作任何艺术活动、任何建设事业，均缺一不可。非不能“兼”，乃质有不一而量有不齐耳。
“识”即今言“思想性”。“识最为先”即今言“政治第一”。误用才与学者亦有其“识”，特“识”其所“识”耳。彼反对政治第一者，在彼亦为“政治第一”，乃“反动政治第一”也。彼反对阶级斗争者，在彼亦正进行其阶级斗争，彼站在反动阶级立场而进行斗争也。
“识”，在历史转折时期则起质变。故有奴隶制时代之识，有封建制时代之识等。袁枚之“识”、封建制时代之识也。即以其《诗话》而言，故在当年虽曾风靡一世，而在今日视之，则糟粕多而菁华极少。居今日而能辨别其糟粕与菁华，则正赖有今日之识。“识最为先”，毕竟一语破的。
袁枚是无定见的人。关于作诗，才、学、识三者孰先之论，就有三种说法。《诗话》中以“识最为先”矣，此外却还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一、“作诗如作史也，才、学、识三者宜兼，而才为尤先。造化无才不能造万物，古圣无才不能制器尚象，诗人无才不能役典籍，运心灵，才之不可已也如是夫！”（蒋士铨《忠雅堂诗集》序，在《小仓山房文集》卷二十八中，标题为《蒋心余藏园诗序》）
二、“作诗之道难于作史。何也？作史三长，才、学、识而已。诗则三者宜兼，而尤贵以情韵将之，所谓弦外之音，味外之味也。情深而韵长，不徒诗学宜然，即其人之余休后祚亦于是征焉。”（《小仓山房文集》卷二十八《钱竹初诗序》）
在《三长》之外似乎还有“情韵”，但其所解“情韵”，不外是“弦外之音，味外之味”，这又是所谓神韵加格调也。这是靠学可以得来的，故袁亦明言之曰“诗学”。是则“三长”之中又以学最为先了。
《诗话》和二序都是袁枚晚年文字。三处就有三种不同的说法。幸而只有“三长”，如果有五长或十长，那定会说得五光十色了。袁枚之无定见也，如此。
十一、解“歌永言”
《诗话》卷三第五五则：
“千古善言诗者莫如虞舜，教夔［kuí］典乐曰：‘诗言志’
，言诗之必本乎性情也。曰：‘歌永言’，言歌之不离乎本旨也
。曰：‘声依永’，言声韵之贵悠长也。曰：‘律和声’，言音
之贵均调也”。
此所引虞舜四语出《尚书·帝典》（伪古文《尚书》析《帝典》为《尧典》与《舜典》，故今本在《舜典》），实则《帝典》、《皋陶［yáo］谟》、《禹贡》、《洪范》等篇为战国时儒家所托，并非唐虞夏商周时真有其书，而虞舜四语亦非虞舜之语。然就此四语而言，袁枚所解，依稀仿佛，未尽准确。
所谓《歌永言》者，永字当读为咏。此与“诗言志”、“声依永”、“律和声”之言、依、和等字同例，当是动词。故“歌永言”，谓诗之朗诵乃吟咏心声。至“声依永”则谓声调乃依吟咏而抑扬顿挫。袁枚不知“永”为假借字，而释为“悠长”，所解“歌永言”句则更不着边际。如从字之结构而言，咏字从永，永亦声，乃声兼义之字。咏时其声悠长，所谓“长言之”。但非袁枚所谓也。（袁说“声韵之贵悠长”只解得一个“咏字”。）袁枚每笑人“究心于《说文》、《凡将》”，而认为“不可解”（卷二第一四则），其实欲读通古书，《说文》等书，正自不可不讲。
十二、释“采采”
《诗话》卷三第七四则：
“《三百篇》如‘采采芣苢［fú-yǐ］’，‘薄言采之’之类
，均非后人所当效法。……今人附会圣经，极力赞叹。章艧齐戏
仿云‘点点蜡烛，薄言点之。点点蜡烛，薄言剪之’。……闻者
绝倒”。
今案：不拘于所谓“圣经”，识见可取。但对于所引诗，实未得其解。“采采”二字，在《诗经》中首见于“采采卷耳”。毛苌解“采采，事采之也”，朱熹解“采采，非一采也”，均解为动词。其实以诗证诗，“采采”应为形容词，乃双声联语。
从正面而言，如《蒹葭［jiā］》之诗，“蒹葭采采”与“蒹葭苍苍”、“蒹葭凄凄”同例，故“采采”亦犹“苍苍”、“凄凄”。采采者灿灿也，青青也，活鲜鲜也。并非动词，并非所谓采了又采。
从反面而言，如“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其下二章尚有“掇［duó］之”、“捋［lè］之”，“袺［jié］之”、“襭［xié］之”等字面。三章诗仅换了六个动词，都是一律的句法。如“采采”为采了又采，则此外何以不言“有有”、“掇掇”、“捋捋”、“袺袺”、“襭襭”呢？
汉儒、宋儒都把诗讲错了，沿误已久，倒不足为袁枚与章某怪。但“采采”之义既得其正解，则章某所戏仿之“点点蜡烛”，倒真可以令人绝倒了。
十三、唐太宗与武则天
《诗话》卷三第七六则：
“女宠虽自古为患。而‘地道无成’，其过终在男子。使太
宗不死，武氏何能为祸？”
此见甚为庸腐。武后执掌政权五十年，扶植下层，奖掖后进，知人明敏，行事果断，使唐代文化臻至高峰，使中国声誉播于远域，凡读史有识者类能言之。他可姑置不论，即以所谓盛唐诸名臣与诸名家而言，何一非培育于武氏执政时期耶？唐玄宗李隆基是一败家子，坐享其成，而亦坐吃山崩。袁枚竟以“祸”归之于武氏，盖亦株守宋儒之偏见耳。
至于唐太宗之死，史书亦曾漏其真相，特一般不甚注意，实为可异。《资治通鉴》唐高宗总章元年有下列记载：
“贞观之末，先帝服那罗迩·娑［suō］婆寐药，竟无效。大
渐之际，名医不知所为。议者归罪娑婆寐，将加显戮，恐取笑戎
狄而止。”
观此，可知太宗之死，实系中毒。娑婆寐乃印度婆罗门，曾为太宗制“长生药”，实为一骗子。可见英明如唐太宗，也不能不有所误失。我倒想另外下一个推断：使武后早见重用，太宗何至受害？“女祸”云乎哉！十四、“见鬼莫怕，但与之打！”
《诗话》卷四第十二则：
“湖南张璨字岂石，紫髯伟貌，议论风生。……谓人云：‘
见鬼莫怕，但与之打！’人问：‘打败奈何？’曰：‘我打败，
才同他一样’。”
此条可采入《不怕鬼的故事》，说得很有胆识。鬼都不怕，则人而类鬼者更用不着怕了。
但张的答语，在今天看来，觉得还可以更强硬一些。为之拟答如下：
“我打败，尚有不怕鬼者与之打，终必把鬼打败！”
十五、以诬证诬
《诗话》卷四第二七则：
“谚云‘读书是前世事’。余幼时家中无书，借得《文选》
，见《长门赋》一篇，恍如读过。《离骚》亦然。方知谚语之非
诬。”
深信人有前身、后世之说，可谓愚昧之至。其所以见《长门赋》和《离骚》而“恍如读过”者，幼时曾听人诵读而留有记忆耳。知道有《文选》其书而向人借阅，不证明曾见人读《文选》耶？以诬证诬，是谓重诬。
十六、“累于画”
《诗话》卷五第一则：
“余春圃、香亭两弟，诗皆绝妙。而一累于官，一累于画，
皆未尽其才。”
“累于官”或可说轻视利禄，“累于画”则是藐视画家。作官不问其政绩，学画不问其画境，而但以未尽其诗才为憾，可见袁枚以作诗为高于一切了。
这和他鄙薄金圣叹的批评、轻视孔尚任、洪升的曲本、惋惜徐柱臣之耽于音乐，出于同一偏见。
十七、哭父母
袁枚颇以放荡自豪，时人亦多以放荡目之。崇之者奉之为“诗佛”，恨之者欲火焚其书。但其实他在骨子里仍然是道貌岸然的。出乎意外的是，他竟反对以诗哭父母。
《诗话》卷五第一八则：
“有某太史以哭父诗见示。余规之曰：‘哭父，非诗题也。
礼‘大功（九月之丧）废业’，而况于斩衰（三年之丧）乎！
古人在丧服中，三年不作诗。何也？诗乃有韵之文，在哀毁时
，何暇挥毫拈韵？况父母，恩如天地。试问：古人可有咏天地
者乎？……
历数汉唐名家无哭父诗，非不孝也，非皆生于空桑者也。
《三百篇》有《蓼莪［liǎo-é］》，古序以为‘刺幽王作。’
……惟晋傅咸、宋文文山，有《小祥哭母》诗，母与父似略有间
，到小祥（袝后十三月），哀亦略减。然哭二亲，终不可为训。”
袁枚而有此议论，不甚可怪耶？但为什么哭父母不可以有诗呢？虽则引经据典，终竟难于理解。《蓼莪》诗中分明有“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哀哀父母，生我劳瘁”等语，怎么能说不是哭父母？即使相信毛诗序，但诗序于“刺幽王也”下，明明也说“民人劳苦，孝子不得终养尔”，依然承认是哭父母。
其实父母死了，非常哀痛，呼号出来的哭声也就是诗。《诗话》卷八第七九则也正采录了这样一首《哭母》的诗。
“吾乡有贩鬻［yù］者，不甚识字而强学词曲。《哭母》云
“叫一声，哭一声。儿的声音娘惯听，如何娘不应？”语虽俚［
lǐ］，闻者动色。”
这种哀切的心声是不能不感动人的。尽管袁枚鄙薄他，但不能禁止人不“动色”。袁枚虽然已说过：“母与父似略有间”，但那种男尊女卑之论是不能说服人的。连他自己不是也加上了一个“似”字吗？
最奇怪的是这一试问：“古人可有咏天地者乎？”这真问得出奇。《诗经》中歌咏天地的词句，触目皆是。屈原有《天问》，扬雄有《州箴》，非歌咏天地者耶？且日月星辰、风云雷雨，何莫非天？海陆山川、草木虫鱼，何莫非地？诗人而不可以咏天地，则诗歌岂不会绝迹？
袁枚的强辞夺理，实在是可以惊人。但揆［kuí］其用心，也不过是在封建社会中贩卖纲常名教而已。再为袁枚总结一句：诗之为用，小贩以哭父母，大贩则不可以哭父母。
十八、月口星心
《诗话》卷五第三四则：
“孟东野《咏吹角》云‘似开孤月口，能说落星心’。月不
闻生口，星忽然有心，穿凿极矣。而东坡赞为‘奇妙’。皆所谓
‘好恶拂人之性’也。”
今案：孟东野诗句确是“奇妙”，以新月比吹角之形体，以流星喻角声之悲壮，得未曾有。试于夜间在荒漠中闻吹角，必有苍茫寥落之感，不可名状。今以流星表之，以孤月衬之，不意使不可摩捉者得到确切之形象耶？月固无口，星固无心，然诗人可以为之开口，可以为之生心。诗人于万事万物均可赋予以生命，古今中外，莫不皆然。特孟东野为孤月开口、为落星生心，为独创耳。说孟东野“穿凿极矣”。说苏东坡“好恶拂人之性”，主持性情说之“诗佛”而为此怪论，殊不可解。
古人言“为天地立心”，天地均可有心，何以星不能生心、月不能开口？袁枚曾举其座师孙嘉淦［jiā-gàn］《咏梅》诗句有云“天地心从数点见”，誉为“诗不腐，言外含道气。”（《诗话》卷四第九则）何以此却不为“好恶拂人之性”？
蜀中有童谣云“月儿走，我也走。月儿叫我提烧酒”。月儿不仅有口，而且还可以“叫”人。又云“满天星，星满天。星星你飞到哪一边？”星星而“你”之自然以为有心。可见苏东坡之好恶终与人同，而孟东野之诗心亦非“穿凿”。
十九、风不读分
《诗话》卷六第十四则言“风字、毛诗中凡六见（案指为韵脚
者而言），皆在侵韵”，其说近是。盖风字古音读为朋，发重唇
音而收唇。古文凤、鹏为一字，殷代卜辞风字即作凤。风乃凤字
之简化，从虫凡声与从鸟凡声相同，古人于禽兽鳞介均可称为虫
（犹今人言动物）。
但袁枚又云“风皆读分”，则是不通古音之门外话。
袁枚每轻视考据家，而以著作家自居。谓“考据家博而寡要，著作家约而能明”（《诗话补遗》卷三第二四则）。有时视考据与词章如水火。谓“著作如水，自为江海；考据如火，必附柴薪。作者之谓圣，词章是也；述者之谓明，考据是也”（《诗话》卷六第五一则）。有时甚至斥考据家为“蠹［dù］鱼”（《诗话补遗》卷十第五十则）。谓“考据者亦不可与论诗”（《诗话》卷十三第二九则）。门户之界颇严。然袁枚于其《诗话》中亦往往言考据，其说每每得失参半。考据而失去目标，趋于烦琐，诚可讥弹。然乾嘉时代诸考据大家颇有贡献，不能一概抹杀。谓“考据家不可与论诗”，为考据者亦未必心服。如此言“风皆读分”则考据家当言：所谓著作家亦未必可与论诗矣。
二十、糟汉粕宋
《诗话》卷七第一则：
“同年叶书山太史（名酉，桐城人）掌教钟山，生平专心经
学，而尤长于《春秋》。……注《毛诗》‘佻兮达兮’一章为两
男子相悦之诗，人多笑之。然作诗颇有性情。（下揭出其《出都
》七绝三首。）”
“专心经学而尤长于《春秋》”的人，讲《诗经》竟能发作如许惊人之论，直可谓糟汉粕宋。无怪乎“人多笑之”了。袁枚于行文之间隐含褒贬，可见其亦必在“笑之”之例。袁枚为人，行多放荡，而言则多所忌避。笑人者流，大率此类圣贤之徒也。
叶书山《出都》三绝，俱见风骨。我特喜其第二首。
“白石清泉故自佳，九衢车马漫纷拿。
欲知此后春相忆，只有丰台芍药花。”
封建王朝之帝王将相、富贵荣华，都不在诗人之眼中。而诗人“行年七十”，匆匆归去，当然也不在帝王将相之眼中。今后相互回忆的，就只有丰台的芍药花。诗人是会回忆芍药花的，但芍药花如何也能回忆诗人？人到极孤独时，对于花草都倍感亲密。芍药花是能够回忆的，因为它代表着种花的花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