捕鱼史话

第5版()
专栏：

捕鱼史话
佘大奴
我们的祖先很早就从事渔业生产了。据考证，五万多年前周口店的山顶洞人，已经知道采捕鱼、蚌。东南沿海不少地方都发现过原始社会人类所用的鱼钩、渔网坠和贝斧、贝针、贝圈等实物；西安半坡村出土的原始社会陶器上，还制有鱼形花纹。可见当时人们不但以捞捕鱼贝为生，而且以贝壳为用具和装饰品，并进一步把鱼反映到艺术创作上来。
有关古代捕鱼生产的文字记载，散记于各种古书典籍。例如，《说文》中的“渔”字系用“?”或“?”；后人注解，“所以必从?者，捕者非一鱼也”。《史记》中有“兴渔盐之利，齐以富强”等记载。古时的齐国在现在的山东，而山东半岛的海岸线长而曲折，十分有利于发展渔业生产，说兴渔业之利，齐国就富强，可以说是完全合乎事实的。《周礼》等书记载，当时管理渔业的官——“?［yú］人”，竟达三百多人。可见那时渔业生产已具相当规模。
在人类开始懂得捕鱼的时候，只是在沿岸用手直接捞取，或用石片树枝，将鱼击毙而后取之。随着人们智慧的发展，生产技术不断提高，原来的生产场所和生产方法已感不足，于是，捕鱼工具也有了改进。起初是像《易经》中所说的，“结绳而为网罟［gǔ］”。进一步是生产要离开沿岸，要求有相应的工具——渔船。进而“刳［kū］木为舟，剡［yǎn］　木为楫［jí］”。后来又懂得利用风力，发明帆船，如《广志》上说船“背上有骨，高七八尺，无风则偃，有风则举，乘风而行”。这样，就有可能逐步开发深水区，使渔业大大地向前发展。
生产领域的扩大，势必要求生产工具多样化，以适应新的环境的要求。渔民用以捕鱼的，不但有网具，而且有了钓具、镖枪，不但捕营固定生活的贝类，较小的鱼，而且能捕较大型的水产动物。宋朝邵尧夫的《渔樵对问》对钓鱼工具曾作这样的描述：“渔者物六，竿也，纶也，浮也，沉也，钩也、饵也；一不具，则鱼不可得”。这与现代渔捞学对钓具（手钓）的描述已十分接近。现代的描述是：钓竿、钓线、浮子、沉子、钓钩、饵料，也是六部分。
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对鱼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并逐渐掌握了鱼类的生活习性和洄游规律，帮助生产的发展。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石首鱼出水能鸣”，“每岁四月，来自海洋，绵亘数里，其声如雷。海人以竹筒探水底，闻其声乃下网截取之”。石首鱼是黄花鱼，因其头骨中有耳石而得名，它们每年春季成群游向近岸产卵，形成我国最有名的春季渔汛。现在渔民在生产中，也常将耳朵贴于船舱底“听鱼叫”，借以判断鱼群的位置，进行捕捞。
为了更多地捕鱼，必须十分重视保护鱼的资源。《国语》中有“宣公夏滥于泗渊，里革断其罟而弃之”和“鱼禁鲲鲕（即不准捕小鱼）”之说；《孟子》中有“数罟不入洿［wū］池（即不用密眼网捕鱼）”的记载；程正叔也说：“鱼不盈尺不中杀，不市鬻［yù］，人不得食”。更有趣的是《淮南子》中记述的一个故事：有人看见一个在晚上捕鱼的人，把鱼捕起来之后又放回去，感到很奇怪，就问道：“子所为渔者，欲得也，今得而释之，何也？”捕鱼者回答说：季子（人名）不准人捕小鱼，而现在“所得者小鱼，是以释之”。《吕氏春秋》更明显的指出：“竭泽而渔，岂不得鱼，而明年无鱼”。这些，都说明保护水产资源的问题，很早就为人们所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