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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版()
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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晦庵
关于禁书
熟悉世界历史的人，大抵都知道史籍上有过许多关于禁毁书籍的记载，中国的秦始皇焚过书，罗马的尼罗王也焚过书，欧洲中世纪所谓基督教文明黑暗时期，给书籍带来过很大的厄运。到了近代，禁毁书籍的事情还是层出不穷。以中国而论，有清一代，已经整理出版的文字狱档就有九大册，章太炎在《检论》里写过一篇《哀焚书》。归安姚觐元辑《咫进斋丛书》，收有四个目录：《全毁书目》、《抽毁书目》、《禁书总目》、《违碍书目》。所开书籍共计二千四百一十三种。四个书目经过多次增补扩充，于1932年1月以《索引式的禁书总录》形式出版，今人孙殿起据以作《清代禁书知见录》，另列《外编》补充，不过仍不完备，并且收录的多是正式文集。其实清朝自爱新觉罗·福临（顺治）开始，每换一个皇帝，就要严禁几次小说，俞正燮［xiè］在《癸巳存稿》里，大略地记录了一个从顺治九年到嘉庆十八年禁止小说的轮廓。同治七年，江苏巡抚丁日昌又两次奏请禁止淫词小说，按照《江苏省例》记载的书目，被禁的达二百六十九种，举凡鼓吹反抗，刻划世态，攻击贪官污吏，描摹秘密结社，都在禁止之列，淫词不过是其中的一项而已。这是统治阶级借口压制革命的惯技。1933年5月10日，希特勒在柏林国立歌剧院门前广场上大烧书籍，用的也是这办法。他把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巴比塞、亨利希·曼的小说，和马格奴斯·薛菲尔特性科学院藏书堆在一起焚毁，一面又在歌德的故乡法兰克福举行了同样的仪式。国社党的这个罪行引起全世界进步人士的抗议，惟独国民党御用文人却挤眉弄眼，兴高采烈。因为他们当时在文化战线上连续打了败仗，只有关于禁书这一点，勉强可以向卐字旗高攀，拍手称快，遂不免得意忘形而已。
不过就禁书而言，其实蒋介石的老师倒不是西方的德国，而是东方的日本。我们可以看出他和日本法西斯军阀之间的“血缘”。1924年1月，东京崇文堂出版了一本很有意思的书，这便是斋藤昌三的《近代文艺笔祸史》，详记自明治元年到大正十年日本禁书的材料。当时所用的“罪名”和中国“五四”初期一样，叫做“败坏风俗”。可惜《笔祸史》出版早了一点，没有来得及写到禁书最残酷的阶段。大约二十年代末，法西斯军人在日本当权，查禁的目标便集中到所谓“思想激烈”和“扰乱治安”上，当日每月因“败坏风俗”而被禁的不过一两种，“思想激烈”的却多至三十余种。据1930年1月至4月报上公布的材料，缴呈文艺书籍四百七十二种里，很大一部分是普罗列塔利亚小说和理论，这就和中国的情形相近似。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也曾借口所谓“妨害善良风俗”，取缔进步书刊，但很快就撕下面具，赤裸裸地以反革命姿态出现了。就我所见的国民党伪中央宣传部禁书目录统计起来，在文艺书籍方面，他们罗列的“罪名”不外乎下面这些条：“普罗文艺”、“普罗文艺理论”、“鼓吹阶级斗争”、“宣传普罗意识”、“诋毁本党”、“诋毁政府”、“侮辱领袖”、“内容反动”、“赤化”、“左倾”、“不妥”、“欠妥”等等。1934年伪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成立，又加上两条：“故不送审原稿”、“触犯审查标准”。1935年《新生》周刊《闲话皇帝》一案发生，再加上两条：“妨害邦交”、“涉及友邦元首”。以后还加了些什么，我就不大清楚了。不过问题并不在于条款的多少，仅就上开各点而言，一经援引，势如活码，再加周纳，便成死案。倘要举例，以我的孤陋寡闻，仍然能够捧出一大堆。
比如说：雅各武莱夫是十月革命后苏联文坛上大家熟知的“同路人”，当鲁迅先生翻译的他的短篇《农夫》在《大众文艺》第三期（1928年11月20日出版）上发表时，报馆奉“令”禁登广告，据解释：作者不该描写农夫，因为描写农夫就是“宣传普罗意识”。又比如：列夫·托尔斯泰是旧俄的贵族，死在十月革命之前，似乎没有什么危险了，但“九一八”后，他的作品曾一度遭禁，据解释：译者是左翼文人，主张抵抗日本侵略的左翼文人居然翻译主张不抵抗主义的托尔斯泰的作品，一定是存心影射：“诋毁政府”。再比如：我所收藏的钱杏邨同志编写的《安特列夫评传》，扉页上盖有一颗青莲色的图章：“中国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查禁反动刊物之章”。这本书于1931年2月由上海文艺书局出版，着重介绍了安特列夫生平、思想和作品。为什么介绍安特列夫也要被目为“反动”呢？据解释：既曰“评传”，必有所议，既有所议，而又出诸左翼作家之口，其为“宣传普罗文艺理论”也无疑。于是乎，定讞［yàn］了。
这便是蒋介石“治国平天下”的“本领”，很多是从日本法西斯军阀那里学来的，倘说有什么“创造”，那就是对定“罪”条款的解释，张冠李戴，指鹿为马，却的确有“青出于蓝”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