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父亲——李克农

第6版()
专栏：

悼念父亲——李克农
李宁
父亲与我们永诀了。党失去了一个优秀的干部，同志们失去了一个亲密的战友，我们失去了最亲爱的、经常教导我们的父亲。
谁料到事情竟这样的突然！1月6日父亲还领着我们沉痛地纪念了母亲逝世一周年，万未想到，2月9日亲爱的父亲就遽然与世长辞。一年光景，连丧双亲，我们怎能压制住心头的悲恸！想到他生前对我们的关怀和教诲，往事历历，音容倍亲，止不住热泪滚滚，哀思无垠［yín］。
记得在我们年幼的时候，父亲即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那时正值大革命的风暴时期，他与军阀势力作斗争，在国民革命军到芜湖以前，与几个同志一起创办了民生中学，传播革命思想，培养进步青年。当时我们的家成了聚会点，一些从事革命活动的伯伯叔叔，经常穿梭来往。我们虽然年幼，但已经知道父亲是共产党员，在为劳苦大众谋福利，他从事的事业是正义的。并且通过他的革命活动，他与一些叔叔伯伯给我们讲的革命道理和阅读他在家里存放的进步书刊，以及我们自身接触到的旧社会的种种不平，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就已经滋生着同情劳苦人民革命的根苗，产生了对旧社会的憎恨和对共产党的景仰。
父亲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勇敢战斗，乐观机智，关心战友，从小就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27年“四一二”事变，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的血腥大屠杀，父亲临危不惧，坚持斗争，直到敌人包围我家的前几分钟，他才沉着走避。以后，根据党的指示，转移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尽管四周笼罩着白色恐怖，处境险恶，生活十分艰苦，父亲仍然谈笑自若，常和陈赓［gēng］叔叔、柯庆施老伯取得联系，在敌人的虎口中展开战斗，并与钱壮飞伯伯、胡底同志深入虎穴龙潭，对保卫党中央机关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为着党的工作，为了营救同志，他常将生活之资全部用去，不仅母亲出嫁时的手饰变卖尽罄［qìng］，身上一件仅有的大衣也经常出入闸北小当铺。有时同志们吃饭成了问题，他即将自己的一份饭和几个同志共食，自己忍住饥寒来温暖战友的心胸。当时父亲眼疾很重，人称“只眼先生”，工作困难更多，可是他充满乐观主义的精神，除了完成主要工作任务之外，他还利用一切办法进行对敌斗争，从亲友那里借来钱，自编自写的办秘密小报，揭露敌人丑恶，宣传党的主张。在这段时间，他同妈妈（为着掩护工作父亲将母亲和两个弟弟接到了上海）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从偶尔的通信中他仍不忘对我们进行教育。接着由于叛徒告密，急迫间父亲与母亲失去联系，母亲带着弟弟流落街头，夜宿菜场，辗转一个多月才找到父亲。这时党决定父亲去江西革命根据地，母亲带着弟弟回到芜湖。从此，一家人开始了多年的离别。
父亲离开上海，就和我们完全断了音讯联系。红军开始长征以后，我们只能从敌人的报纸上探知红军的行踪，猜测父亲的下落。全家生活非常困难，只靠祖父借债和母亲当小学教员的一点薪水度日。债主登门逼债，警察宪兵无理搜查迫害，还要受到旧社会的各种讽言冷语，这些都增加了我们对黑暗的反动统治的仇恨。一年、二年、三年、五年，母亲带着我们含辛茹苦，忍着眼泪，历尽熬煎，期望着革命的胜利，遥念着亲爱的父亲。直到第十一个年头，“双十二”事变以后，某天上午意外地接到父亲由西安来信，才知道他还活在人间，全家人悲喜交集。
1938年后，在父亲的指引下，我们被分批地送到延安学习。皖南事变之后，形势恶化，父亲和母亲也回到了延安。从那时起，我们才有了较多的团聚机会。他对我们很关怀，要求也很严格，经常教导我们不要以“干部子弟”自居，不要特殊化。远在抗战时期，他在桂林办事处任领导职务的时候，我们的小弟弟才十一岁，要求参加工作，父亲就让他去当勤务员，和其他公务员、炊事员同志吃在一起，睡在一起。他常以毛主席如何要毛岸英同志
（毛主席的儿子）去当农民的故事来教育我们，还反复地教导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并要我们以毛主席的那副对联“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来引为鉴戒。
父亲做事认真，一丝不苟，生活俭朴，注意节约，同样，也要我们学习和养成实事求是、艰苦朴素、踏踏实实的作风。每逢星期日我们回家的时候，他总要问到我们学习和工作的情况，要求回答得具体实际，不能“大概”“差不多”。字写得潦草，衣服穿得不整齐，对人没有礼貌，就要受到批评。每次政治运动，他总要与我们交谈认识，告诉我们在运动中站稳立场，辨明是非，锻炼自己，提高自己。当我们做错了事情的时候，他不仅严厉地责备我们，同时也耐心地说服教育，勉励我们努力上进。他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说：“你们没有家，党就是你们的家，党就是你们的父母，你们是党的儿子。”又说：“我对你们没有尽多大力量，是党在教育你们，是党把你们培养成人，要永远记着党，好好听毛主席的话，什么时候也不要忘记过去……”。
父亲不仅对我们要求严格，更以自己的行动作表率。他那种对党忠诚老实的态度，坚强的组织观念，严肃认真的工作作风，乐观机智的战斗精神，律己严、待人宽的高尚品德，都为我们树立了活的榜样。他的身体一向不好，病魔缠身，咳嗽气喘常使他深夜不能入眠，但他从不介意，几乎每日伏案工作至晚上十二点钟以后。1957年10月，父亲昏厥跌倒，脑部重伤，幸得党组织大力抢救，得以“死而复生”。从那之后，他的健康状况一直没有复原。他经常犯病，有时疼得在床上呻吟，但是即便如此，他也不把疾病当作负担，以坚强的毅力，克制着病体的痛苦，不愿惊扰别人。只要病稍一好，能够起床，就又谈笑风生，要求工作，而且孜孜学习，常年不断，无论床头桌边总是放着大量的书报资料。除了有时看看电影之外，他没有别的娱乐活动，成天地阅读文件书报。他常向我们说：“同志们热心地劝我去休养，这是一番好心。但殊不知，一个共产党员最大的痛苦，就是没有工作。”直到他逝世那天的上午，他还在和一些首长谈论工作。正当大家都期望他的健康能够进一步好转，继续为党做更多的工作，父亲自己也满有信心地在打算着如何多做一些事情的时候，谁又想到仅仅几个小时之后，病魔就这样突然地夺去了他的生命。
亲爱的父亲！你的逝世，使我们万分悲痛，但从党和许多革命长辈们对你去世的哀痛和吊唁中，对我们家庭的关怀和爱护中，又使我们受到了一次十分深刻的阶级教育。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向你宣誓：我们绝不辜负你的教养，一定要按照你所引导的方向，永远跟着党，跟着毛主席，继承你未竟的事业；在艰苦的斗争环境中，把自己锻炼成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亲爱的父亲，你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