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画家司徒乔

第6版()
专栏：

回忆画家司徒乔
伊湄
在司徒乔逝世四周年的纪念日里，美协在北京举行他的遗作展览。北京，恰好是他开始创作生活的城市。自小在贫困中生长的乔，从1924年便开始以他稚拙的画笔来描画现实了。他过着“以他自己的力，终日在画古庙、土山、破屋、穷人、乞丐……”（鲁迅先生语）的生活，并决心以此为终生事业。在一幅半边是笑脸半边是哭脸的自画像上，他题道：“含泪画下去啊，蠢人，在艺术的牢狱里过你的一生。”往后，他一直坚持这个誓言，终生拿画笔来控诉黑暗统治的罪恶，描绘祖国的壮丽河山，从来不为贫病交煎而中辍，也不为威逼利诱而画他不该画的东西。
他的第一次个人展览会也是在北京举行的。1925年，他还在燕大念书时，曾在中山公园举行展览。观众在留言册上说他有郑侠之风。1926年，他拿十幅作品参加在北京饭店举行的万国美术展览，他的《被压逼者》被评为最好的五幅人像之一。1928年以《有所问》和《海》参加巴黎春季沙龙展览。每次展出的作品，都得到好评。给他影响最大的是鲁迅先生。他当学生的时候，常给未名社画封面和插图，在那儿常读到鲁迅先生的作品。在有一次展览会上，鲁迅先生买了乔的《五个警察和一个女人》，和《馒头店门前》。两幅画一共十八元，鲁迅先生拿出两张十元钞票，管画的人抱歉地说：司徒先生不在家，没钱找。鲁迅先生笑着说：“不用找了，这画不止值这些钱”。这件事，给青年画家以很大鼓励，并且对他暗示了艺术的路向。
由于没有学画的机会，乔作画时总是感到笔不从心。在国内，他扣不开专家的门，1928年曾去巴黎，但由于没钱交求知识的学费，也没上成学。1930年他渡过大西洋到美国，想过半工半读的生活，结果被美国政府认为违犯移民法投进移民监狱（拿学生护照的中国人，不许以创作赚钱），铁窗恰对着自由神，他画了一幅《在不自由的地方画自由神》。监禁期满，被驱逐出境。绕了地球一周，还是没有实现求学的梦想。
没人教只好自己学，把博物馆中所见名作铭记在心，一点一点地学习。每一拿起笔，要不达到自己能力所能及的最高点，就不肯放手。每顿饭总是凉了又热，热了又凉。严冬腊月里他画起画来往往汗流浃背，每次辛苦地画完之后，立刻就为自己找出许多毛病，跟着就找寻改正毛病的方法，所以一画之成，往往积稿盈尺。
暗中摸索的结果，在画面上常出现不同的风格，有时简直好像不是出于一人之手。当他画到《义民图》、《鲁迅先生遗容》等画的时候，毛笔他嫌太软，钢笔他嫌太纤弱，只有用他自己创造的竹笔。因为竹笔能得到挺拔的线条，——锋利的线像一痕划破黑暗的闪电，粗犷的线像一声力竭声嘶的呼喝。只有用这样的线条，才能抒发燃烧着他胸脯的沉痛与激情。平时他也爱用竹笔画速写，他要求自己的线条准确得如外科医生下刀，他说竹笔蘸上墨汁最便于练胆和练手。
他虽然酷爱竹笔，但竹笔并不能满足他对颜色的钟爱。诸如南国的彩霞，紫舞红翻，银团锦簇；北方的冰雪，晶光璀璨，不用丰富的色彩，是很难表现的。他为了描绘大自然的风光，曾东尽普陀，西渡戈壁，南极南海，北上长城，终年奔波跋涉，不知疲倦。
他在三十岁上，就染上肺病，长期失业和颠沛的生活，得不到医疗和休息，病势很快加深。好几次从死神手中挣脱回来。但病的折磨，从来没有改变他的乐观精神和认真作画的态度。记得画《国殇图》的时候，画高一丈多，要在桌子上搁椅子，椅子上搁凳子，高高地站在上面振臂挥毫，照例是一画几个钟头不住笔。我真怕他累极了栽倒下来，我说：“歇歇吧！别说画累了，站也站累了”。他说：“画这些人，该跪下来画才对呢，站着画还敢说累？”1946年，国民党政府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我们走过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河南五省，看到许多民不聊生的景象，乔画了《路有冻死骨》、《逃荒》、《卖女》等八十幅现实的图画。我看见他痰里绕着血丝，颊上泛着恶性的红晕，常不得不把画具藏起来，他生气地说：“我拿不动枪，还拿得动笔，你为什么不让我画呢？”我只好又把画具还给他。当这些画在杀气腾腾的南京和纸醉金迷的上海展出时，引起群众很大的震动，也得到进步舆论的支持。四本留言册上题满了对制造灾难的反动政府的谴责，报上有四十多篇文章评论画展，郭沫若先生也在《清明》杂志上写了一篇《从灾难中像巨人一样崛起》评述这个展览。
1950年8月，我们冲破了美国政府的百般留难，坐船回国。同船有三位被美国资本家奴役了四十八年的老华工。他们像无数被骗的华工一样，被禁锢在夏威夷旁边的高威岛上干活，他们的血汗，曾使十一批资本家发了财。等到被榨到血枯力尽，才由夏威夷华商公所给每人募一张船票，送给四十八元美金遣送回国。他们颤动着干瘪的嘴唇，眨着充满仇恨的眼睛，诉说四十八年的惨痛生活。乔从小在教会学校受过美帝文化侵略的毒害，又两度在美国亲眼看见资本主义社会摧残文化、歧视有色人种的罪行，这些无比的愤恨拥聚笔端，他一面听着一面就在白浪滔天、船摇手战的太平洋上画了《三个老华工》。后来这幅画发表在大公报上，美国进步杂志《群众与主流》又立刻转载，这样，《三个老华工》就向全世界控诉了美帝的罪恶。
回到解放后的新中国，他第一次看见他画中的被压迫者当了主人，看见流落半生的归侨得到妥善安排。他自己也第一次有了固定的工作和安定的生活，有了梦想已久的光亮宽敞的工作室，也第一次不为医药费和儿女教育费发愁。他的画一部分被藏在革命博物馆里，一部分被出版社印成画集问世……。他那份兴奋的心情，宛如一位黑夜里行走在荆棘丛里的旅人，忽然置身在光明的大道。当他逐渐认识真理之后，他画兴更浓，学习也更勤了。为画翻了身的农民、工人，他从京郊的鹿圈乡画到海南岛。《生产队长》、《新会建筑工人》等画中那神采奕奕、意气昂扬的形象和爽朗的笔触，表现了画家欢跃着的心。美帝国主义侵朝第二年，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在北京召开，他要把这富有意义的历史事件变成艺术品，他把参加大会的其中一百二十位代表的真实形象，结构成这样一个画面：大会胜利闭幕了，代表们迎着东方的曙光步出怀仁堂。分手之前，依依惜别，美国老妈妈和朝鲜少女拥抱，巴基斯坦代表向印度代表献花环，有的在纪念册上题字，有的在交换纪念物……。以团结友爱的实录，粉碎敌人离间与侵略的阴谋。在表现技法上，他企图以传统绘画中简练线条来传达时代的脉搏。这是带他走上艺术新道路的画幅，他白天画着它，黑夜梦着它。费了四年的惨淡经营，初稿已定，正待上绢的时候却不幸溘然长逝！他是带着许多未完成的志愿死去的。他曾立志要为鲁迅先生全部小说作插图，已开始了《闰土》、《一件小事》、《药》等几幅。他还要把库车手卷、华山手稿全部画成山水画……。他的最后一幅作品《秋庭红柿图》，是为庆祝苏联十月革命四十周年而作的。金黄的秋阳，照耀着透红的柿子，满纸金光灿烂，充分表达了他对革命胜利的喜悦心情。几年来，旧病时发，但他从来没停过他的画笔，从来不放过一个重要的报告。去世前三天，还冒着严寒，从香山寓所赶到城里听周总理的报告；去世前一夜，还怀着欣悦的心情画他的故乡《赤水归帆》（开平），他就是这样，以他毕生精力献给艺术，以他的艺术献给他热爱的祖国与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