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的斗争

第5版()
专栏：

谈谈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的斗争
汪敬虞　聂宝璋
西方侵略者在中国从事现代工业的活动，是从船舶修造业开始的。在西方侵略者在中国非法修建船舶修造厂的同时，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也就随之诞生了，并且英勇地展开了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
一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航运势力大规模地侵入中国海面。为了适应远洋和中国沿海航运的需要，侵略者在中国沿海口岸非法修建了许多船舶修造厂，其中广东黄埔香港地区的船舶修造厂是最早的一批。
广东黄埔本来是华南的一个古老的船舶修造业中心。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前，黄埔不仅大量地修造华式船舶，还绰有余力地承修西方各国来华商船，而且在技术上也显示了超越于西方的优越性。这种形势，到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侵略势力猖獗活动，很快地就发生变化了。
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叶起，西方侵略者就开始在广州附近沿海地区进行船舶修造活动。1844年有两个美国侵略分子曾企图在广州附近尖沙嘴地方租地筑设船厂，不过没有成功。随后不久，有一个英国人柯拜，首先破坏中国主权，到黄埔去办起一个船坞。这是外国侵略者在中国境内所开办的第一个工业企业。五十年代以后，黄埔地区又出现了一批新的船坞公司，其中最大的一家是1853年成立的于仁船坞公司。这家公司共有四个船坞，使用蒸汽机抽水，并有“修理帆船、轮船和蒸汽机的全套设备”。这些船厂除了修理船只以外，还开始制造轮船。1856年有一条载重一百五十吨的“飞马号”轮船，就是在这里制成下水的。
六十年代以后，外国船业资本家在黄埔地区的活动更加猖狂起来。首先，在1863年，经营轮运业务的英国侵略分子收买了柯拜家族在黄埔地区的全部船坞设备，组成了后来独霸华南地区造船工业的香港黄埔船坞公司。这家公司的主要投资人全是香港的英国大资本家，所以这个公司的资金来源十分充裕，这是它终于发展成一个垄断性大企业的基础。
与此同时，美商旗记铁厂也在黄埔设立了船坞。不到一年，又有一家名叫高阿公司的船厂出现。到了1867年，又出现了一家花娇臣船厂。当时在这几家船厂间，曾展开过激烈的竞争。
当外商在黄埔地区经营大规模船厂的同时，香港也开始发展成为另一个船舶修造业中心。
早在1843年，有一个名叫榄文的苏格兰人，就曾在香港南端的阿伯丁地方创设了一个小船坞。这个小船坞获得了很大的利润，于是榄文便在1857年着手建造一个大型船坞。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国侵略军又在这个地方建立一个“何伯船坞”。几年之间，阿伯丁就成了香港船舶修造业的一个中心了。
到了1864年，在香港经营船舶修造业的，除了原在黄埔、随后扩大到香港的香港黄埔和于仁两大公司以外，还有哈鲁公司等六家。1867年时，香港黄埔船坞公司不仅新建了几座大石坞，拥有各种修理船只与汽机的蒸汽发动的机械，而且还制造轮船用的锅炉。显然，这时香港的现代化船舶修理设备已经超越于黄埔。
进入七十年代以后，香港的船舶修造工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七十年代中叶，香港和九龙先后出现了寰球船坞公司、桑兹船台和斯普拉特公司等三个工厂。这些船厂不仅进行船舶修理业务，同时也制造轮船。
香港九龙船舶修造工业的发展过程，也就是香港黄埔船坞公司垄断地位的形成过程。
前面说过，香港黄埔船坞公司以几家大轮船公司为后台，资本来源十分充裕，它一开始就是拥有资本二十四万元的大型企业。到了七十年代初叶，这家公司几乎把黄埔、香港和九龙的所有大型船坞都吞并过来了。
六十年代后半，是世界水运史上铁质轮船对木质帆船充分显示其优越性的决定性时代。轮船代替帆船的趋势，由于1869年苏彝士运河的通航就更加来得显著。这个轮船对帆船的代谢过程，对侵略者在华南地区的船舶修理业提出了新的要求。这时黄埔地区十多座小型船坞，已经不能适应侵略者的需要了。西方侵略者未尝不想在黄埔地区扩张原有的船坞设备，但是，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从七十年代初天津教案开始，在全国各地更广泛地开展起来，使他们究竟不如在殖民地的香港那样得以畅所欲为。因此，在黄埔拥有最大船坞的香港黄埔公司，终于在1873年9月放弃黄埔的业务，全力发展香港的船坞。
1876年，香港黄埔公司把废弃在黄埔的船坞及其附属工厂设备，以八万元的高价卖给了两广总督刘坤一。这次出卖附有一项极为苛刻的条件，即此后二十五年内不得利用这些设备修理外国船只。这个条件大大限制了黄埔地区中国船舶修造业的进一步发展，从此这个一度是华南船舶修造业中心的黄埔就迅速地萧条下去。
移到香港以后的香港黄埔船坞公司继续扩张着。它在1879和1880两年先后又吞并了寰球等两家公司，并在1883和1886年连续两次扩张资本，成为一个资本在一百五十六万元以上的庞大企业。
在垄断了香港地区的船舶修造业以后，香港黄埔公司又和英国海军部搭上了关系。它以优先修理英国军舰为交换条件，取得海军部二十五万元的巨额补助，接着以一百万元的投资在九龙兴建一座“可以容纳皇家海军最大舰只的新船坞”。这座海军船坞大约是1888年建成使用的，在以后的二十年间，它一直优先为英国军舰服务，使香港因此成为英帝国在远东的“最重要的兵站”。
不仅如此，九十年代开始，就连清政府海军的大型军舰的修理，也要求援于这家公司。李鸿章在1885年就说：北洋军舰在“中国无可修之坞，非借英之香港大石坞，日本之长崎大石坞不能修理”。果然，到了1890年，“定远”号便开到香港黄埔公司的海军坞外等候修理了。
以上就是十九世纪黄埔、香港外国船舶修造业的简单历史。
二
当帝国主义在黄埔和香港地区发展其侵略势力的同时，站在反侵略斗争最前线的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也就诞生了。
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之间，黄埔地区究竟集中了多少船舶修造工人，现在还没有确实的统计。但是六十年代以后，这一地区的船舶修造工人，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注意。1863年的一个记载写道：“船舶修造业已经吸引了很多的本地居民到黄埔沿岸来了。”十年以后，另一个记载说：在香港黄埔公司放弃黄埔地区业务以前，它在黄埔的各坞“每月须支付工资达四千五百元之多”。当时，工人工资每月约在五元左右。依此计算，单是一个香港黄埔公司所雇佣的工人，就可能接近一千人。若再加上其他小厂，估计七十年代黄埔外商各厂船舶修造工人当在两千左右。七十年代以后，中国造船工人又有了进一步的增长。仅香港黄埔公司一家在香港雇佣的工人，通常平均就达二千五百人，“旺季多至四千五百人”。
这些船舶修造工人的生产技术，在六十年代时就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并且从这时起，这批具有熟练技术的广东船舶修造工人开始走向全国各地，成为传播现代生产技术的第一批骨干。例如，上海早期的外商船厂如耶松、祥生等家，就都雇有广东工匠；在官办军事工业中，历史最早、规模最大的江南制造局，也雇有广东工匠；甚至远在甘肃的兰州制造局，在1872年开创时，也不惜从数千里外“延粤匠学造”。
和外国侵略势力接触最早的广东产业工人，一开始就切身感受凌辱和压迫的痛楚。他们一直对侵略者进行不懈的斗争。远在英法侵略者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香港的中国劳动人民就曾大批地回归广州，拒绝为敌人工作。
六十年代以后，已经分布到全国各大城市的广东船舶修造工人，总是站在反帝斗争的最前列。例如1868年，在上海耶松船厂中，广东工人就曾经组织厂内职工为反对外国资本家降低工资而进行罢工斗争，揭开了上海工人反帝罢工斗争的序幕。此后在外商船厂接连不断发生的罢工斗争中，据侵略者自己所说，广东工人总是“表示极坚定的立场”，纵然搞到“倾家荡产，当尽押绝”，也要“坚持到最后胜利”。
特别值得大书特书的是，1884年广东工人在香港首倡的一次大罢工，在中国工人阶级的反帝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次斗争是广东工人对法国侵略者挑起中法战争的直接回击。斗争由香港的船舶修造工人揭开序幕，很快就把香港的中国工人全部都卷入到斗争里去。直接参加行动的，包括有码头、航运、运煤、舂米等各种行业的工人。这就使这次罢工运动声势浩大、行动坚决，前后延续了一个多月，终于获取了胜利。
原来在中法战争中，香港英国殖民当局在口头上声称严守中立，实际上却为法国侵略者提供军事侵略基地，利用香港为法国修理舰只，运输军火。这当然不能不引起当地中国人民的义愤，特别是作为中国第一代产业无产者的船舶修造工人，尤其不能容忍。
1884年9月3日，有一艘在台湾受了伤的法国铁甲船“加利桑尼亚尔”号，驶到香港黄埔公司的船坞，打算进行修理。在厂的中国工人立即要求英国当局拒绝接受。英国当局无理地拒绝了这个要求，船厂工人立即用罢工行动来对抗这艘屠杀中国人民的敌国战舰，集体协议，拒绝施工，逼得法国侵略者只好自己动手修理。9月14日，又有一艘法国水雷艇“阿特兰特”号驶入香港船坞。这一次船舶修造工人计划采取更进一步的行动，
“谋将水雷艇攻毁”，不料事机不密，被英国殖民当局侦知。因此，英国殖民当局遂派了两艘“满载差队”的小轮驻扎船坞，企图对工人进行镇压。法国侵略者则连夜将所有船只都逃离了船坞。
但是，船厂工人的正义行动，得到了香港其他各业中国工人的普遍响应。9月18日，“法人在港购煤，令小工挑运上船，而小工皆哗然散去”。9月27日，法国商船到港，“民艇不起货”，“法船在港买牛羊，民艇不载”。接着，“法公司轮船之往来香港东洋者，其中司火华工，现亦不愿执役，悉数走散”。
面对着这样全面的大罢工，香港的英国殖民当局仍然妄想对罢工斗争进行镇压。首先，他们企图从打击民艇开始行动。9月29日，香港警察局无理拘捕了十一名拒绝替法国船只运货的民艇工人，并对其中八名科处罚金，同时吊销了许多民艇的执照。这种蛮横手段激起了更多的民艇和搬运工人的愤怒，他们联合起来索性对所有“中外货皆不搬运”。这样，反对法国侵略者的斗争，就扩大成为反对一切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使“整个港口工作陷于完全停顿”。
10月3日，罢工斗争达到高潮。以船厂工人、民艇工人、搬运工人为主体的香港工人群众，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示威行动。参加行动的，扩大到米厂工人，乃至“各行佣作”。示威从清晨一直继续到下午，英国殖民当局“把所有警察都出动了”。他们打死了一个示威者，逮捕了大批中国工人，判处了这批无辜者以罚款和六个月到一年的苦役。并且他们还连夜开会，筹划进一步的镇压。
但是，蔓延整个香港的工人斗争，并没有被殖民当局镇压下去。紧接着在10月5日，东区的码头工人又计划举行示威；隔了一天，九龙区油麻地工人又举行示威行动，对香港地区的罢工工人进行声援。几天之内，街头到处张贴出声援罢工的揭贴，要求释放被捕工人。
这次香港工人的罢工斗争，从9月3日一直坚持到10月7日，前后历时三十五天，最后终于逼得英国殖民当局不得不低下头来“还所罚款，放所拘人”，“听华民不装法货”。罢工的风暴过去以后，一家英国侵略者的报纸犹有余悸地说：这是“香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暴动”。
在整个罢工过程中，香港英国殖民当局对清政府多方施加压力，竭力宣传中国工人这一自发的反帝爱国斗争，是由广东总督张之洞指使的。事实上，这个负有守土之责的封疆大吏，不但没有支持工人的正义行动，而且为了讨好英国殖民当局，竟密电港商，阴谋制止工人运动，甚至明令部下和香港警察在九龙边界上对罢工群众采取联防措施，“互相协助防剿”！
最后，还应该指出一点，就是这次工人的反帝斗争，不仅直接打击了侵略者的凶焰，而且对后来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形成，也是很可能产生过积极影响的。在中法战争期间，清政府的屈辱求和与工人阶级的奋起斗争，不能不在当时正就读于香港皇仁学院的青年孙中山先生的思想上形成强烈的对照。孙中山先生后来回忆说，他是从中法战败那一年才决心推翻清廷创建民国的。虽然他没有直接提到这次罢工对他思想上的影响，但是曾作过孙中山先生顾问的林柏克曾经说到，这次罢工“给青年孙中山进行改革的信念以确定不移的鼓舞”。我们认为这显然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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