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穿资产阶级“全民福利国家”的谎言

第5版()
专栏：

揭穿资产阶级“全民福利国家”的谎言
汪友泉
一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开始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吹嘘成为“福利国家”。近年来，美国肯尼迪政府和英国工党分子又大事标榜“全民福利国家”。“全民福利国家”的丑恶本质究竟是什么呢？
1929—1933年，当整个资本主义国家都被卷入经济危机时，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开始认识到“新古典经济学家”如马歇尔和庇古之流的经济处方，以及当时所盛行的自由放任主义的思想，都不能解决资本主义国家大批失业和工人阶级日益贫困化的问题。与此同时，社会主义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这时候，出现了一批政治上的改良主义者，他们打起社会改革的旗帜，寻求在政府的援助下作一些点滴的改良，来麻痹工人阶级的革命斗志，企图阻挠无产阶级革命，以挽救垂死的资本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家垄断资本的空前发展，促进了和加速了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的尖锐化。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者、垄断资本集团被迫采取一种绥靖政策，即除了使国家担任阶级镇压的工具外，还让它增加一些微不足道的公共福利任务，诸如发展教育卫生、负责公用事业、主持社会保险、参与工资评议、控制垄断价格，等等。就在这些小恩小惠上，他们竭力鼓吹“全民福利国家”。其实，这种“救济性”的福利，乃是资本积累的必然后果。随着资本积累的增长，资本有机构成日趋提高，结果产生了相对人口过剩和大量的产业后备军。为了保持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基础，资产阶级国家迫不得已采取一些救济贫困的措施；而这种小恩小惠的政府“救济”，最终仍然大部分转嫁到工人阶级身上，在英美等国，像社会保险、失业救济等基金的筹集，绝大部分都是从劳动者工资中克扣来的。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者、垄断资本集团还收买一批御用学者、改良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来制造一些“福利国家”、“民主社会主义”等的虚伪理论，企图破坏和分裂工人运动。
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为了掩饰国家机构是垄断组织的工具这一事实，就完全否认了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的阶级性，把它描绘成为关心全民福利，保证社会和谐的“超阶级”的中立机构。他们把国家和垄断组织相结合的过程说成是资产阶级国家限制垄断组织势力扩张的过程，而把这种国家维护垄断资本家的利益说成是国家保障一切阶级和全体公民的利益。机会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捏造了各式各样的理论，企图证明国家的本质正在发生变化，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已经消除。右翼社会党人和英国工党分子就开始宣传似乎凭借这种“福利国家制度”，资本主义就能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了；而美国的一批凯恩斯主义分子则大事吹嘘“福利国家”可以提供经济繁荣和充分就业。
二
1837—1849年，在英国宪章运动的提倡普遍选举的宣传中，就已经有了“福利国家”思想的萌芽。这些思想的公开鼓吹者是费边派。费边社是1884年在伦敦创立的一个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集团，他们假借“社会主义”的幌子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费边派所提倡的“市政社会主义”，就是把“社会主义”仅仅看作是一些市政企业和福利机构的扩展。他们认为学校、医院、公园、图书馆、养老院等的建立，就标志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市政府直接经营自来水、煤气、电车、供电等公用事业，就意味着“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外壳内的“一点一滴”的成长。这种“市政社会主义”的目的，无非是企图论证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
“福利国家学说”的理论渊源与英国剑桥学派的马歇尔、庇古以及后来的凯恩斯有密切的关系。马歇尔力图找出一种对经济福利问题进行数量测量的分析工具，因此他创造了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这两个概念。在马歇尔的理论基础上，庇古发展了边际私人纯产品和边际社会纯产品概念。这些概念曾被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广泛地应用于经济政策问题的分析中。庇古在他1920年所著的《福利经济学》中认为，国民产品量越多，社会福利水平也越高；国民收入分配越平均，社会福利也越大。庇古第一次从理论上论证在经济体系中实现经济福利最大值的可能性。他还提出了许多政府干预经济的方案，主张在经济危机和失业时期，由政府采取适当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此外，在具体措施中，他主张征收累进税、规定垄断价格和控制公用事业等。
有人认为“福利国家学说”的真正发展是从凯恩斯开始的。凯恩斯在他1936年所著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创始了一种决定国民收入和就业水平的理论。虽然凯恩斯在他的《通论》中没有明确地提到“福利国家”这个名称，但是他在这本书的第二十四章中提出：“我们生存其中的经济社会，其显著缺点，乃在不能提供充分就业，以及财富与所得之分配有欠公平合理。”①
凯恩斯认为失业是由于社会总需求的不足。这种总需求是由消费和投资两部分构成的。由于人们喜欢储蓄的心理倾向，所以对于消费品的需求就会不足；同时由于利润率的普遍下降和利率的过高，所以对企业主来说，就缺乏足够的投资引诱。因为消费习惯比较稳定，所以要想提高就业量，主要须靠政府对投资的调节。为此，他一方面主张压低利率、实行通货膨胀、降低实际工资等办法来刺激私人投资，另一方面又提倡政府举办公共工程、增加军事预算和其他非生产性开支来弥补私人投资的不足。凯恩斯的这种“就业论”为以后资产阶级国家利用经济军事化来消灭危机和失业的反动理论开了先河。
在财富和收入的重新分配方面，凯恩斯主张以累进税等改良主义办法来均衡收入，从而减少富人储蓄，提高社会消费需求。凯恩斯的理论和分析工具已成为现代资产阶级“福利国家学说”的主要支柱。
三
英国工党分子本来是遵循费边派“市政社会主义”路线的。费边派创始人之一韦勃曾经为英国工党拟订了第一个纲领
（1918年），宣扬阶级合作和资本主义长入“社会主义”等论调。自从凯恩斯主义问世后，英国工党分子立刻将它吸收到他们的思想体系中去。柯尔和斯特拉彻都宣称资本主义可以通过凯恩斯主义而过渡到“社会主义”；克罗斯兰则胡说过去相信社会主义的开明人士现在却认为“凯恩斯主义加改良的资本主义加福利国家”②是切实可行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工党分子又重新标榜“民主社会主义”，工党“理论家”拉斯基和莫利逊等都把资产阶级国家说成是“保证福利的国家”，“为社会服务的国家”。1945年，英国工党上台后，又将他们的赋税政策、社会保险政策、资本主义国有化等吹嘘为“福利国家”的措施，希望通过这些措施过渡到“民主社会主义”。最荒谬的是他们甚至把军备竞赛和经济军事化，也说成是“福利国家”为“民主社会主义”的利益而进行的活动。
当前，在美国，“福利国家学说”的热烈鼓吹者是凯恩斯主义的“权威”汉森，这个垄断资本的忠实奴仆历任美国国务院、社会安全咨询委员会、联邦准备委员会等机关的顾问。汉森认为“福利国家主要是收入的重新分配者和私营企业产品的大买主”③，“福利国家”还给充分就业计划提供了稳固的基础。他把政府为了维护垄断组织的巨额利润而不断增加它对私营企业产品的收购吹嘘成为“公私混合经济”的发展。他认为在这种“混合经济”中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国营企业并没有显著的增长，而“福利国家”却在继续不断地成长。汉森死心塌地地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强调政府只应大量支出款额，至于生产，主要还是私营企业的任务。汉森恬不知耻地吹嘘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了高度“繁荣”和“充分就业”，认为“福利国家”的一些措施（如累进税制、社会保险、农业津贴等）对于经济的稳定起着很大的作用，还把资产阶级国家笼络工人的一些措施（如住房建筑计划、农村电气化、政府信贷和储蓄保险等）看作是“福利国家”的标志。
汉森的学生赛谬尔逊是肯尼迪的经济顾问，现在正和贝格森一起虚构一种“社会福利函数”。根据他们的看法，社会福利事实上并不能取决于消费者自己，而应是政府决策者的一个主观判断。
“福利国家学说”不仅在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界中广泛流行，并且还引起修正主义者的共鸣。美共右倾机会主义者彼特曼在1957年10月发表了一系列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他竭力赞扬“全民福利国家”的措施，并且一再强调“福利国家”是垄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和平过渡阶段。彼得曼宣称：在国际上，现在是和平共处的阶段；在国内，则是建立“全民福利”的国家。他企图以这种谬论来推翻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
四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生产的社会性和资本主义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也愈益加深，危机和失业也就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紧密相随的伴侣。汉森之流无视现实，妄自吹嘘“福利国家”能够提供充分就业。事实胜于雄辩，根据最近美国官方所发表的失业人数统计，自1958年起，完全失业者总数一直占劳动力的5．5％以上；1958年失业者平均总数为四百六十八万人，占全部劳动力的6．8％。即使在比较“繁荣”的1959年，失业人数也有三百八十一万人，占全部劳动力的5．5％。1961年头十个月，失业竟超过五百万大关，占全部劳动力的7％，达到三十年代美国大危机以来的最高峰。至1961年底，美国失业者总数为四百万，靠救济金度日的也达七百五十万人。必须指出，美国官方所发表的失业人数，较实际情况，大为缩小。在政府失业统计中，并不包括半失业者、从学校刚毕业的学生、因生病或请假而没有工作者、工厂暂时解雇者、复员军人等。即使采取这种遮掩手法，失业大军在扩军备战的情况下，仍然有如上述。肯尼迪竟然规定一个所谓“合理”的失业率——4％，在最近十年中，这个“全民福利国家”的失业人数从未降到这个“合理”标准。
在凯恩斯主义基础上的“福利国家”措施，除了企图保证充分就业以外，还企图通过租税政策来重新分配收入。实际上，收入的分配是由生产资料的分配来决定的。在不变更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条件下，以租税手段来平均分配收入，完全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想法。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租税制度是纯粹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资本家可以通过逃税、转嫁等办法，将大部分租税负担搁在劳动人民的头上。美国的个人所得税（大部分从工资中预扣）从1958年（财政年度，下同）的二百七十亿美元增加到1961年的三百三十亿美元，增加22％；最欠公平的间接税（消费税）在同一时期也由一百零八亿美元增至一百二十一亿美元，增加12％；而公司利润税则仅从二百零五亿美元增至二百一十八亿美元，只增加6％。在这种税收政策下，工资及薪金从1958年的二千三百九十八亿美元增加到1960年的二千七百十三亿美元，它们在全部可支配的个人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仅增长了1％；而利润和利息的收入则从1958年的三百三十四亿美元增加到1960年的四百零三亿美元，它们在全部可支配的个人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却增加了10％④。美国经济学家维克托·佩洛在最近发表的《财政上的掠夺》一文中更揭露了美国税收制度的劫贫济富的本质，他说：“自从1930年以来，政府就用尽各种办法向工人榨取捐税，而同时却合法地耍尽种种花招来免除亿万富翁们的纳税负担。”他以具体数字证实了这种情况，并指出：“联邦预算已经变成每年从工人阶级那里拿走三百亿美元重新分配给资产阶级的一种工具。”由此可见，资本主义国家的税收政策不但不能导致财富和收入的平均分配，反而使贫富之间的鸿沟更为加深。
根据汉森的见解，“福利国家”的重要任务，除了提供充分就业、重新分配收入以外，剩下来的就是大量购买私营企业的产品了。美国联邦政府虽然也为保健、教育、公共造屋计划等福利事业购置一些器材设备，但是巨额收购的主要对象无疑地是军事定货。这从美国联邦预算支出的统计数字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出⑤：财政年度　预算支出总数　军事支出　劳工及福利支出
（单位：百万美元）
1958年　71，369　44，142　3，447
1959年　80，342　46，426　4，421
1960年　76，539　45，627　4，419
1961年⑥　81，503　47，402　4，949
上表所载的劳工及福利支出，除1961年外，都不到军事支出的十分之一，仅占预算支出总数的4％—5％左右。根据1962年肯尼迪的预算咨文，美国1963年财政年度的保健、劳工和福利计划的预算开支（估计为五十一亿美元）虽略有增加，但军事开支却剧增到五百二十七亿美元，计为福利开支的十点三倍。
汉森在《美国的经济》一书中所吹嘘的“福利国家”的发展，原来就是军国主义的迅速增长。在当前资本主义已经发展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国家机构完全从属于垄断资产阶级，而垄断资产阶级也就充分利用“国家”这个工具来使自己发财致富，军事开支正是他们攫［jué］取巨额利润的重要源泉。佩洛指出：“目前联邦预算的82％已经滚入大企业的腰包，而新预算草案在国会正式通过时大抵会使这种情况变本加厉。”去年，肯尼迪上台后，一面大吹大擂“全民福利国家”，一面疯狂地进行扩军备战。目前，国民经济军事化已成为肯尼迪政府大事吹嘘的“全民福利国家”的主要内容。所谓“全民福利国家”“‘调节经济生活’的结果是给工人（和一部分农民）造成军事苦役营，给银行家和资本家建立起天堂。”⑦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17页。克罗斯兰：《社会主义的未来》，1957年伦敦版，第115页。汉森：《美国的经济》，1957年纽约版，第149页。资料来源：租税—《联邦储备公报》，1961年9月号；收入—《最近商情调查》，1961年6月号。资料来源：《联邦储备公报》，1961年9月号。1961年的数字为初步估计数字。《列宁全集》第25卷，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