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斗争

第5版()
专栏：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斗争
李维汉
（续昨）
毛泽东同志在1927年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对于农民运动可以有三种立场、三条路线：“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站在农民运动的前面坚定地领导他们前进的路线。这条路线的根本点，一是坚定地相信农民群众是要革命到底的，他们具有无穷无尽的力量，“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二是坚定地相信党和工人阶级是能够领导农民群众前进的，“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我们党贯彻执行了毛泽东同志的这条路线，所以既能始终同农民群众站在一起，和他们共呼吸，同命运，又能给他们以工人阶级的领导，帮助他们认识长远的利益和正确的方向，引导他们一步一步前进。
在这条路线的指导下，我们党成功地领导农民运动和农民战争，解决了农民问题，取得了十分丰富的经验。这里，让我们列举民主革命时期领导农民战争和建设农村根据地的几项主要的经验：（1）武装农民，进行革命战争，建设革命军队。（2）建立人民民主专政，发展革命根据地。（3）实行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土地改革的总路线和总政策。（4）实行坚决依靠农民的政治觉悟和组织力量，发动农民自己救自己、自己打倒地主、取得土地、保卫土地的群众路线方针，反对把土地“恩赐”给农民的错误方针。（5）在土地制度改革之后，领导农民在私有制的基础上，根据自愿和等价交换的原则，组织互助合作，以利于发展生产，限制农民在经济地位上的新的分化。（6）建设根据地，发展生产，发展经济文化事业，支援革命战争。（7）建立工会。建立青年团。解放妇女和青少年。（8）建设共产党，保证党的核心领导作用。（9）实行团结城市小资产阶级、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爱国分子的统一战线政策。我们的经验证明，以上这些是解放农民的必由之路，也是教育农民，在政治上把农民，主要是贫农群众，逐步提高到接近工人阶级水平的必由之路。
城市小资产阶级，是人口仅次于农民的一个广大的人群。他们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大多数有很大的革命性，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支重要力量，是工人阶级的可靠的同盟者。在城市斗争中，小资产阶级群众占有重要的地位，尤其是他们中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在中国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1919年的五四运动，1925年的五卅运动，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1945年的一二一运动，就是明显的例证。可以说，工人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是城市斗争的基础。应当扩大和巩固这个基础，以争取和联合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的爱国分子，进行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
城市小资产阶级又是一个过渡性的阶级，包含着许多的阶层，构成了从工人阶级到资产阶级之间的整个阶梯，他们经常处在资产阶级影响之下。他们不是革命的主力军，不可能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更不可能有独立的出路。他们只有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并且只有同农民的斗争结合起来，才能发挥重要的革命作用，并获得自身的解放。毛泽东同志指出：“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知识分子是这样，其他小资产阶级群众也是这样。
我们党对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政策，是团结他们，组织他们参加城市革命斗争，并输送力量参加农民战争。我们大量地吸收知识分子加入我们的军队，加入我们的政府工作，加入我们的学校和其他文化工作，并将具备入党条件的人吸收入党，带领他们在长期革命斗争中逐步地克服自己的弱点，同老党员老干部打成一片，融合起来，同工农群众打成一片，融合起来。毛泽东同志说：“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我们党成功地执行了这个政策，培养了大批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久经锻炼的党和非党的干部，成为共产主义事业的一项宝贵财产。
在我国条件下，民族资产阶级（我们已经一再分析过）是一个具有两重性的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民族资产阶级长期地动摇于工人阶级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之间，不但丧失了革命领导者的资格，而且不再是民主革命的进步力量。“他们是人民大众的一部分，但不是人民大众的主体，也不是决定革命性质的力量”?。因此民族资产阶级只能成为工人阶级的辅助同盟者。同时，民族资产阶级又在政治上有相当影响，在经济上和文化上有相当的重要性，而且只要我们有正确的政策和足够的力量，他们的多数以至大多数就可以被争取到革命方面来，因此民族资产阶级又是工人阶级的重要的辅助同盟者，我们有必要和可能对他们采取争取和团结的政策。争取和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不但增加了革命的力量，有利于孤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而且有利于争取在民族资产阶级影响之下的小资产阶级群众。所以，争取民族资产阶级，是我们争取领导权的一项重要任务。
争取开明绅士也是重要的。开明绅士，即从地主富农阶级分化出来的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个别人士，他们的政治态度和民族资产阶级大略相同。开明绅士在政治上没有民族资产阶级那么大的影响，在经济上和文化上没有民族资产阶级那样的作用。但是，他们在抗日战争时期，对于实行减租减息，曾经给过我们相当的帮助；在抗日战争后，又表示赞助土地制度的改革。这对于分化中小地主和中立富农，对于争取民族资产阶级
（他们多数同土地有联系）和知识分子（他们多数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起了相当的作用。这些，又都是有利于我们孤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因此，我们对于开明绅士，也必须采取争取和团结的政策。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曾经指出：
“争取中间势力是我们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的极严重的任务，但是必须在一定条件下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这些条件是：（1）我们有充足的力量；（2）尊重他们的利益；（3）我们对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并能一步一步地取得胜利。没有这些条件，中间势力就会动摇起来，或竟变为顽固派向我进攻的同盟军；因为顽固派也正在极力争取中间派，以便使我们陷于孤立。在中国，这种中间势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因此，必须对他们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
毛泽东同志在这里指出的争取中间势力的条件，也就是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条件，因为民族资产阶级是当时中间势力的主要角色。我们在抗日时期，尤其在解放战争时期，就是凭着这些条件，争取了这个阶级的大多数。
毫无疑义，争取民族资产阶级是经过了反复的又联合又斗争的过程的，但这又不同于同大资产阶级的又联合又斗争。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大资产阶级那么多的反动性和对抗性，并且基本上没有掌握过政权和武装力量。因此，我们同民族资产阶级基本上没有武装力量的联合和斗争，而主要是政治上的联合和斗争。斗争的主要手段是批评和教育，而批评也是为着教育和团结。这在前面已经反复论述过了。这里需要补充的，是关于在抗日根据地和后来的解放区照顾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策问
题，主要的有以下两项：
（一）实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经济政策，一方面保护民族工商业，鼓励他们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积极性，使他们有利可图；另一方面，积极发展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适当改善工人生活，不使私人资本垄断国民经济
和过分剥削劳动者。这对于私人资本，是又保护又节制其发展
的政策，也就是在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条件下，允许和保护私人
资本的发展。这个经济政策，是我们对整个民族资产阶级，包括这个阶级的右翼分子在内，所实行的政策。毛泽东同志在解
放战争时期指出：“依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反
对人民民主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少数右翼分子，他们也是革
命的敌人”?。“当着他们的反动倾向尚能影响群众时，我们应
当向着接受他们影响的群众进行揭露的工作，打击他们在群众
中的政治影响，使群众从他们的影响之下解放出来。但是，政治
上的打击和经济上的消灭是两件事，如果混同这两件事，我们就要犯错误。”?为了达到争取这个阶级的多数、孤立其少数的目的，我们对这个阶级的经济地位“在原则上采取一律保护的政策”?。这个政策，一直实行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基本上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止。
（二）实行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联合政府，即统一战线的政权。在保证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的条件下，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广泛地吸收民主人士，包括开明绅士，参加人民政权，并且同他们建立良好的合作共事关系。在抗日战争时期，在抗日根据地，这种政权的人员分配曾经采取三三制，即大约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中间派（他们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占三分之一。这个政权，经过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的胜利，发展成为以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各民主阶级在内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
团结城市小资产阶级，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爱国人士，都是工人阶级在城市中的统一战线工作，都必须依靠工人运动。工人运动，任何时候，都是党的一项根本工作，离开了它，就不能争取其他阶级。工人运动，统一战线工作，构成整个的城市工作和城市斗争。从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革命就走了由农村到城市的道路，总的说来，农村斗争处于主要地位，城市斗争是配合农村斗争的。“但是着重武装斗争，不是说可以放弃其他形式的斗争；相反，没有武装斗争以外的各种形式的斗争相配合，武装斗争就不能取得胜利。着重农村根据地上的工作，不是说可以放弃城市工作和尚在敌人统治下的其他广大农村中的工作；相反，没有城市工作和其他农村工作，农村根据地就处于孤立，革命就会失败。而且革命的最后目的，是夺取作为敌人主要根据地的城市，没有充分的城市工作，就不能达此目的”?。在农村工作和农村斗争成为中心的长时期中，党和毛泽东同志从来没有放松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人运动和城市工作，并且在这方面的工作中，以刘少奇同志为代表形成了一条正确的策略路线。由于城市和农村的条件不同，特别是由于敌人集中力量控制大中城市和交通要点，城市斗争显然和农村斗争不同，不能采取农村斗争和农民战争的策略，而应当实行“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在这里，不是公开的红色组织，而是要善于结合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非法活动和合法活动。党的组织必须精干；必须极端秘密，善于荫蔽自己；而同时又尽可能利用公开合法的方式进行群众工作，并且打入各种群众团体，如黄色工会、学生会、教育团体、文艺团体、工商业团体、宗教团体等等，在这些团体中荫蔽自己，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争取群众。在这里，不可能像在农村根据地那样宣传和实行党的纲领的全部要求，而是要“根据当时当地的环境和条件，根据群众觉悟的程度，提出群众可能接受的部分的口号、要求和斗争的方式，去发动群众的斗争，并根据斗争过程中各种条件的变化，把群众的斗争逐渐提高到更高的阶段，或者‘适可而止’地暂时结束战斗，以准备下一次更高阶段和更大范围的战斗”?。在这里，阶级关系十分复杂，资产阶级的影响很大，必须把下层群众工作和中上层统一战线工作适当地结合起来，尽可能争取中上层人士对斗争的同情、赞助和参加，以便团结他们和在他们影响下的群众，孤立主要敌人。这些，就是我们党在城市工作中以刘少奇同志为代表的正确策略路线的几个要点。我们党的城市工作，曾经长期地被“左”倾机会主义所统治。“左”倾机会主义者的主要特点是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反对刘少奇同志代表的正确策略路线。他们在1927年革命失败后，继续坚持中心城市起义论，拒绝必要的退却和防御，拒绝利用公开合法的可能，不顾一切地发动群众甚至强迫群众进行冒险的斗争，并且一定要斗争到底，“决不妥协”。他们拒绝一切可能的同盟者，对于别的派别反对敌人的斗争，只要纲领、口号和他们不完全一样，就不给以支持，甚至加以反对；对于在群众组织中有影响有威望的其他派别的人士，一定要驱逐出去，直到只剩下“清一色”的“布尔什维克”，或者把这些团体“转变”成红色团体为止。这种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的策略，在第三次“左”倾路线统治时期，曾经使我们在城市中的力量差不多损失了百分之百。1935年以后，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之下，纠正和克服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城市工作中采取和执行了刘少奇同志所代表的策略路线，城市工作才又获得很大的成功。这样，就从正面和反面证明了这条策略路线的完全正确。
五　区分领导者和同盟者，发展工人阶级的独立政治力量，把同盟者提高到当前革命纲领的水平
在统一战线中，工人阶级要影响和争取别的阶级、阶层，别的阶级、阶层也要影响和动摇工人阶级。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初期曾经这样尖锐地指出：“在统一战线中，是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呢，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呢，还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在当前的具体的政治任务中，这个问题即是说：把国民党提高到共产党所主张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全面抗战呢，还是把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的地主资产阶级专政和片面抗战？”?这个谁吸引谁、谁领导谁的斗争，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具体的内容会不同，尖锐性的程度会不同，但这无疑是统一战线中任何时候都存在的斗争。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斗争，实际上，就是要在政治上把同盟者尽可能提高到当时革命斗争所要求的水平。工人阶级在统一战线中，不但决不可以被其他的阶级、阶层所影响和动摇，以至把自己降低到同盟者的水平；而且相反，必须积极地影响和吸引其他阶级、阶层，尽可能提高他们的政治水平。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发展工人阶级的独立政治力量，从根本上说，就是必须有一个成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
又区别，又联合；先区别，而后联合。为了在统一战线中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在政治上逐步地把同盟者提高到接近自己当前政治主张的水平，工人阶级和它的先锋队必须首先同一切同盟者划清阶级界限，——既要同资产阶级划清界限，也要同小资产阶级划清界限，而后在一定条件下同他们建立共同行动。这在政治上说，主要地就是要有自己的独立的纲领和口号而后在这种纲领、口号的一部、大部或者全部的基础上，同其他阶级或者派别找到共同点，建立不同范围、不同程度的统一战线，同时在一切相异点上保持自己的独立的主张和行动，并且逐步地提高同盟者的水平。不这样，就是将合作变成了混一，就必然要在统一战线中犯投降主义或者尾巴主义的错误。
两个以上的阶级、两个以上的党派结成统一战线，一定要有共同的政治纲领作基础，才能有统一的行动。共同纲领，一般说来，总是反映当时历史条件下各阶级的力量对比和共同要求，而不可能反映各阶级的全部要求，各阶级还会保持他们自己的独立的要求。共同纲领表现统一，独立的要求表现矛盾，所以既有联合，又有斗争。就是对于共同纲领，各阶级各党派的态度也不可能完全一致，也就不可能不既有团结，又有斗争。所以革命的领导阶级——工人阶级既必须有自己的独立纲领，这在中国民主革命阶段，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即新民主主义纲领，又必须善于同别的阶级和党派达成共同的纲领，并经过共同纲领，又联合又斗争，逐步地把他们提高到自己最低纲领的水平。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同资产阶级及其政党进行的这种又联合又斗争，经过了一个复杂的曲折的过程。
中国工人阶级（ 经过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由孙中山开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继续和发展。孙中山领导中国革命的纲领，原来是反映旧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旧三民主义。1924年，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在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孙中山采取了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更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这个政策和宣言，对外主张联合苏联和其他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在国内，主张联合共产党，唤起民众，扶助工农，建立平民政权，实行“耕者有其田”和“节制资本”，实行民族平等。这就是新三民主义。作为一般的政治纲领，新三民主义的这些主张，同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纲领的相应的主张基本上相同，因此成为1924年到1927年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第一次合作的共同纲领。但是，对于这个纲领，在国民党中，实际上只有左派即革命民主派是坚决拥护的，除了代表地主买办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右翼的右派坚决反对以外，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多数的中间派是动摇的，要把他们提高到这个纲领的水平，还需要经过严重的斗争。当时，依靠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的紧密合作，对右派进行了尖锐的斗争，曾经坚决地实行了这个纲领，动员和组织了广大的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把革命推进到一个空前未有的高潮，这就是以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为标志的第一次大革命。这种形势，使左派和右派之间的斗争达到白热化的程度，中间派则表现更大的动摇。同时，这种形势，又很有利于依靠和发展革命群众的力量，来稳定和争取中间派，彻底孤立和分化右派，贯彻实行新三民主义。很可惜，由于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投降主义放弃斗争，竟至形成完全相反的结果。
1927年以后，蒋介石国民党完全背叛了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只有中国共产党坚持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在这个斗争中，我们所实行的一切政策，根本上仍然是符合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革命精神的。但是，在1935年遵义会议以前，党内三次“左”倾机会主义的统治，放弃了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工作。特别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统一战线、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正在逐渐成为赞成抗日的各阶级、阶层和派别的共同要求，而“左”倾机会主义者仍然坚持自己的孤立政策，不善于在这些适合当时革命要求的口号上同其他派别达成共同纲领，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并进一步教育和提高同盟者。这样，他们就在实际上放弃了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斗争。
遵义会议以后，党和毛泽东同志在理论上和政策上大大地发展和完备了自己的新民主主义纲领。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和《论人民民主专政》，就是在理论上和政策上阐明新民主主义纲领的经典著作。另一方面，党和毛泽东同志又善于同别的阶级、派别达成共同纲领，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党在抗日战争时期，正式声明愿以新三民主义作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和共同纲领。党在抗日根据地独立自主地彻底实行了这个纲领，同时向反对和破坏这个纲领的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坚决的斗争，由此空前地壮大了进步势力，把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中间势力的左翼提高到新三民主义的水平，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也把他们的中间分子提高到接近这个水平，孤立了他们的右翼，更孤立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顽固派。
解放战争时期，人民革命高潮已经到来，新民主主义革命接近最后胜利，不仅新三民主义，而且全部新民主主义纲领就要完全实现。因此，我们同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中间势力的统一战线，已经不只是要把他们提高到新三民主义的水平，而是要进一步把他们提高到整个新民主主义纲领的水平。这当然更不能不经过尖锐的斗争。斗争的主要问题是关于反对美帝国主义，关于推翻蒋介石为首的整个反动统治，关于耕者有其田，特别是关于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这个斗争的最集中的表现，就是我们在前面分析过的中间路线问题。整个斗争的结局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中间派别的多数，宣布抛弃中间路线即旧民主主义道路，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全国解放以后，经过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分子、城市民主改革、三反五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等几大运动，进一步比较彻底地清算了在这些问题上的中间路线思想。
为什么说不仅要把民族资产阶级提高到新三民主义的水平，而且要逐步把他们提高到全部新民主主义的水平？因为我们党的新民主主义纲领不但同新三民主义有基本相同之处，而且存在着根本性的原则区别，这主要是以下几点：
（一）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孙中山主张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谁来联合和扶助呢？孙中山主张实现“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政权，谁是这个政权的领导者呢？孙中山的意思显然是指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我们党的新民主主义纲领则明确规定由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达到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同志讲到人民民主专政和孙中山的民权主义的关系时，曾经这样指出：“1924年，孙中山亲自领导的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个著名的宣言。这个宣言上说：‘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除了谁领导谁这一个问题以外，当作一般的政治纲领来说，这里所说的民权主义，是和我们所说的人民民主主义或新民主主义相符合的。只许为一般平民所共有、不许为资产阶级所私有的国家制度，如果加上工人阶级的领导，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了。”?
（二）农民为革命的主力，工农联盟为革命统一战线的基础。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已经论述过了。
（三）把革命进行到底，即革命的彻底性。这就是放手发动和武装平民，特别是工人和农民，用马克思所说的“平民手段”，彻底地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彻底实现人民权力和土地革命。这是不承认工人阶级为革命的领导阶级、不承认农民为革命的主力、不承认工农联盟为革命统一战线的基础的三民主义者，一概做不到的。
（四）准备社会主义的前途。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从对中国社会阶级的具体分析出发，提出了中国革命历史进程的规划。这就是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个性质不同的阶段，分作两步走：第一步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社会主义革命。不能混淆两个阶段的不同任务。而两个革命阶段又必须互相衔接，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这样，我们的全部纲领就包括最低纲领（即新民主主义）和最高纲领（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两个部分，并且在新民主主义纲领中就包括着由民主革命发展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这主要是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建立和巩固，工农群众的彻底发动和武装起来，国营经济和劳动人民合作社经济的建立和发展，革命的彻底性等。在这个问题上，最革命的三民主义者，例如孙中山，也只是抱有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以为只要实现了三民主义，就可以使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就不需要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了。
新民主主义和新三民主义的这些区别，来源于不同的世界观。这是共产党同一切革命民主派在政治上发生原则区别的根本出发点。孙中山是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他和我们共产党人共同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条件下，面临着共同的革命任务，在几个基本点上，达到了基本一致的结论；又由于具有不同的世界观，从不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和处理问题，而同我们发生原则的区别。
以上，我们论述了新三民主义和旧三民主义的区别，又论述了新民主主义和新三民主义之间的共同点和区别，同时也论述了我们党怎样一步一步地提高民族资产阶级及其党派的政治水平。总的说来，我们党在民主革命阶段，不但必须把民族资产阶级从旧民主主义提高到新三民主义的水平，而且必须把他们逐步提高到工人阶级最低纲领即新民主主义的水平。这个历史任务，我们经过二十八年的斗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就基本上完成了。近十年来，又在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对这个阶级的人们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以便使他们在政治上能够在共产党领导之下，跟随工人阶级逐步进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现在看来，这个艰巨的历史任务，经过长期的努力也是能够逐渐完成的。由此可见，把民族资产阶级的人们在政治上提高到工人阶级的纲领的水平，这是，也只能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逐步发展以至曲折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总是有同有异，有联合有斗争，在同的方面合作，在异的方面斗争，斗争的目的是为了把他们提高一步。派别不同，同异的内容和程度不同，联合和斗争的内容和程度也就有所不同。这样又联合又斗争，把同盟者逐步地提高到自己的纲领的水平，就把原则性和灵活性、把工人阶级的独立性和广泛的统一战线结合和统一起来了。
工人阶级同小资产阶级划清界限，把他们逐步地提高到自己的水平，这在中国也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不仅表现在统一战线中，而且还表现在党内斗争中。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是一个城乡小资产阶级极为广大的国家。中国的历史条件，特别是国共两党的历史发展，决定了中国不可能有强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成为真正代表全民族利益，特别是在全民族人
口中占最大多数的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利益的唯一政党。因此，不仅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能在共产党领导下革命，并且有大批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分子到工人阶级的队伍中来寻找出路。中国工人阶级身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三重压迫，没有社会改良主义的经济基础，并且一登上政治舞台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没有社会民主党的传统，所以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和坚决性。但是工人阶级人数较少，年龄较轻，多数是破产农民和其他劳苦群众出身，同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群众有一种天然的联系。这种历史条件，在一方面，不仅便于工人阶级同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结成亲密的联盟，而且使中国共产党有必要和可能吸收大批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先进分子，把他们改造成为工人阶级的战士，建成一个能够联系最广泛的劳苦大众的群众性的党。另一方面，这又使我们党不仅在党外处在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的包围之中，而且在党内也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占了多数，他们或多或少地带着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尾巴。即使是工人群众和工人党员，在这种条件下，也容易沾染小资产阶级的色彩。
我们党已经证明自己有能力改造和溶化小资产阶级的先进分子，使他们成为工人阶级的坚定战士。我们党的大批优秀的干部和党员，大都是从小资产阶级分子改造过来的。但是，这种改造是不容易的，根据我们党的经验，需要经过长期的实践和教育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这些同志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必然要在党内反映出来，表现为右的或者“左”的错误。尤其在他们还没有达到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觉悟的时候，他们往往以为自己是完全正确的，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不仅不接受党的改造，而且要按照自己的面貌来改造党。“如果无产阶级先进分子不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和这些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的旧有思想坚决地分清界限，严肃地、但是恰当地和耐心地进行教育和斗争，则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不但不能克服，而且必然力图以他们自己的本来面貌来代替党的无产阶级先进部队的面貌，实行篡党，使党和人民的事业蒙受损失。党外的小资产阶级愈是广大，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愈是众多，则党便愈须严格地保持自己的无产阶级先进部队的纯洁性，否则小资产阶级思想向党的进攻必然愈是猛烈，而党所受的损失也必然愈是巨大”?。我们党的历史上有几次右的或“左”的路线错误，就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篡党的表现。
我们党又长期地处在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或者同他们分裂的环境中。由于这种环境，党内小资产阶级思想有时向右边发展，有时向“左”边发展。历史经验表明，在我们党同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的时期，党内容易发生右的偏向。在这种时期，由于联合，就容易有一些同志在不同程度上忽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原则界限，而把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纲领、政策、思想、实践看成一样的东西；由于强调团结，就容易在不同程度上忽视斗争。特别是党内有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人，在这种时期容易接受资产阶级的影响，表现出追随于资产阶级之后的右倾情绪和右倾观点。1927年的陈独秀主义和抗日战争时期的第二次王明路线，就是党内小资产阶级分子接受自由资产阶级思想以至大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
在我们党同国民党分裂的历史时期，党内则容易发生“左”的偏向。在这种时期，由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容易激起同敌人拚命的急躁情绪；由于资产阶级的叛变，容易激起忽视同盟者的情绪。特别是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反映着小生产者在经济上的不稳定性和孤立性，对于长期残酷的革命斗争缺乏顽强性和坚韧性，在这种时期容易表现为打倒一切的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就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向“左”边的发展。
由于这种情况，我们在同资产阶级联合的时期，必须特别注意同资产阶级划清界限，防止党内右的偏向，而在同资产阶级分裂的时期，则必须特别注意同小资产阶级的“左”倾思想划清界限，防止党内“左”的偏向。
这种小资产阶级分子的右的和“左”的错误路线，从思想方法上说，来源于他们的主观主义，包括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脱离实际生产过程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为只有书本知识而缺乏感性知识，他们的思想方法就比较容易表现为我们前面所说的教条主义。联系生产的小资产阶级分子虽具有一定的感性知识，但是受着小生产的狭隘性、散漫性、孤立性和保守性的限制，他们的思想方法就比较容易表现为我们前面所说的经验主义”?。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经验主义者往往成为教条主义者的俘虏，因为教条主义者能够背诵马克思列宁主义词句，借以哗众取宠，吓唬经验主义者；同时教条主义者如果没有经验主义者的合作，也不易流毒全党，因为经验主义者一般担任实际工作，他们接受了教条主义，就把它贯彻到实际中去。不论教条主义，或者经验主义，都是主观主义，都违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这种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就是中国历史上右倾路线和“左”倾路线的思想根源。右倾机会主义者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衣下，抄袭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旧套，用一座万里长城隔断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把民主革命和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送给资产阶级，他们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完全丢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灵魂。陈独秀主义就是这个方面的典型。“左”倾机会主义者往往抓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个别语句当作教条，并且机械地、生硬地搬用外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某些经验，而不顾中国的具体特点。他们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否认统一战线。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第三次“左”倾路线，就是这个方面的典型。
所以，在党内克服这一切主观主义思想，树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是建设共产党的最根本的问题，具有决定一切的意义。只有这样，只有在党的骨干中做到了这一点，才能从根本上克服右的和“左”的错误，而有一个政治成熟的党。只有这样一个党，才能实现和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保证中国革命到达胜利。
我们党走过长期曲折的道路，到1935年遵义会议，终于结束了错误路线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在全党的领导。在遵义会议以后的十年间，党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又进一步在党的干部和广大党员中，逐步地从思想上和实践上克服主观主义，树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方向和作风。毛泽东同志一方面引导党的干部在工作中实行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并亲自作出了良好的范例；另一方面，引导干部学习党的历史，从党的正确和错误、成功和失败的丰富的历史经验中吸取教训，把历史经验提高到理论的水平。毛泽东同志在这个时期所写的《实践论》、
《矛盾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著作，就是这方面的光辉范例。1942年到1945年，毛泽东同志又发起和领导全党整风运动，对党的干部和广大党员，集中地进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并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方法，彻底地清算了历史上历次路线错误及其思想根源，特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为害最大的第三次“左”倾路线及其思想根源——教条主义。这样，从1935年起，经过十年的时间，到1945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时候，终于使全党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未有的团结。这是我们党的建设上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点，是我们党成熟的标志。毛泽东同志在党内树立的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以及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全党的团结，具有深远的意义。这些不但决定了尔后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而且决定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发展；在今后，将继续保证我们党无往而不胜利。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13—14、13页。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106页。
?《五四运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546页。
?《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611页。
?《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286页。
?《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742—743页。
?《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286页。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254页。
?《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287页。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630页。
?《论政策》。《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762页。
?刘少奇：《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转引自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35页。
?《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382页。
?《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82页。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51—52页。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52页。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