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话剧该着重写哪样的人？

第3版()
专栏：漫谈话剧

谈话剧该着重写哪样的人？
田汉
新中国成立十二年来，特别是1958年来，在党的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戏剧队伍也做了不懈的斗争，对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对世界和平进步和国际革命斗争贡献了一些力量。
为了使话剧艺术更好地为祖国人民服务，要求我们更进一步繁荣创作，不断地提高演出质量。今天祖国人民太需要话剧了。人民需要通过又新又美的艺术形象得到教育和鼓舞，这虽是任何剧种的共同责任，但话剧的担子更重。话剧不是直接素朴地把生活搬上舞台，它还要通过艺术加工，要比生活更高，更美，更集中，更典型化。它比其他剧种更接近生活，不管是写历史传说的题材也好，反映当前的生活斗争也好，它都能以更强大的现实力感染观众。它跟观众之间容易发生更大的亲切感。所以话剧跟电影一样是教育和娱乐人民的尖锐利器。
这一艺术，在半世纪以前，作为外来形式加以移植，曾用来表达中国人民进行民族民主斗争中的革命感情。五四以后它在党所领导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起过很好的作用，直到今天它又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它的思想内容发展了，艺术形式也跟着提高了。一些看过解放前我们的话剧的老辈们，拿当时的印象来跟今天的相比，觉得有隔世之感。怎么能相比呢？解放以前的戏剧工作者在党的影响下，忍饥挨饿，提着脑袋演戏，时常剧场也受限制，衣裳也借不齐，前台应付捣蛋的宪兵警察，后台应付找麻烦的特务，哪里能像今天这样，有一切顺利的工作条件，有足够丰富的物力支持，而且演员也都受过长期的锻炼呢？
不过从五六十年前到今天，中国话剧有它一贯的好处。那就是它从来就跟政治结合得很紧。从来就把它自己跟革命斗争结合起来。个别的人也许走过小小的弯路，比如搞过唯美的东西，但那只是局部的偶然的事，中国话剧的主流一直是沿着现实主义的，革命的河床发展的。正因为这个缘故，它常常以一种新锐的力量推动着它的兄弟剧种。读梅兰芳同志谈辛亥革命的文章，才知道王钟声的初期话剧活动竟然给了他那么深刻的影响，使他排出了《一缕麻》、《邓霞姑》等一系列写现代生活的新京剧。而话剧的这种新锐力量是一直持续下来的。
话剧的新锐力量，当然不止是由于它的比较接近生活真实的艺术形式，而且常常由于它的政治内容，由于它有写革命，写革命的人的传统。现在在北京演出的欧阳予倩同志的《黑奴恨》，就是五十五年前春柳社在东京演出的《黑奴吁天录》，经过曾孝谷改作过的这个名作中的主人公，以他勇于为黑人解放牺牲的崇高精神感动了当时的革命人民，今天也依然感动着新中国观众。塑造这种英雄形象来教育人民、鼓舞人民，一直是中国话剧艺术的不可动摇的传统。我们一定要保持这个光荣传统！
在反动的资产阶级剧作家们看来，滔滔天下，尽是一些兽性的、卑污苟贱的东西。他们感兴趣的只是那些淫棍、酒鬼、怯懦者、叛徒、逃兵、窃盗、吸毒者们的不堪入目的场景。刻划和歌颂那种崩溃堕落、腐臭透顶的灵魂，成为他们的职业。与反动的资产阶级剧作家相对照，我们的剧作家们一方面固然需要塑造出各阶级、各阶层的各色各样的动人的人物形象，而另一方面，则特别需要塑造出追求光明、追求进步、追求革命的英雄人物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