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帝国主义“传教事业”的“新策略”

第5版()
专栏：

美帝国主义“传教事业”的“新策略”
吴耀宗
帝国主义正在走向末日，它的寿命不会很长了。在东风压倒西风的形势下，帝国主义更加暴露了它本身致命的弱点和无法解决的矛盾。它正面临着“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狼狈处境。但是，帝国主义不甘心于它的失败，不会自愿地让自己灭亡。它正进行着疯狂的、垂死的挣扎。“右手抓橄榄枝，左手抓箭”，就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在垂死挣扎中所采取的“新策略”。这个“新策略”包括了“和平队”、“粮食用于和平”、“攀亲戚”这些美丽的名词和欺骗的手法，也包括了花样翻新的“传教事业”。
“传教事业”与帝国主义侵略
帝国主义利用“传教事业”作为向外发展、对外侵略的利器，已经有一百五十年的历史了。
“传教士”们曾经引经据典地说，“传教事业”是遵行了耶稣的命令：“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好像“传教事业”真正出于宗教热诚。但是，连帝国主义的当权者们、历史家们、评论家们以及“传教士”们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传教事业”是同帝国主义的政治分不开的，是同帝国主义的侵略分不开的。美国前国务卿艾奇逊1950年2月16日在一次关于“总体外交”的演讲中承认“帝国主义进展是首先派出传教士，然后是商人，最后是殖民地总督”。美国一位反动历史教授保罗·伐其1958年在他所写的《传教士、中国人和外交官》一书中说：“人们对传教士的反对是强烈的、持续的；要是没有西方列强用优势武力保护他们，他们绝对呆不下去。”他又说：
“要在帝国主义运动和美国对外传教运动之间划一条界线是办不到的。”美国《基督教世纪》周刊在1955年的一篇社论中承认，派遣传教士的“差会”和“传教士”们确是向政府情报部门秘密提供情报的。国际宣教协会总干事纽别琴在1960年一篇演说中也不得不承认：“传教事业”是“防共的壁垒”，是“资本主义的前哨”。这些都是帝国主义内部一些重要喉舌的供词。至于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在中国和其他国家进行侵略的大量事实，在这里就不提了。
在十九世纪的后半，帝国主义“传教事业”的谋士们提出了“在这个世代中使全世界福音化”的口号。所谓“使全世界福音化”实质上就是让帝国主义控制全世界。1922年——“传教事业”的全盛时期——“传教士”们又提出了“基督教占领中国”的口号。所谓“基督教占领中国”实质上就是让帝国主义占领中国。这是多么大胆的、狂妄的想法！
“传教事业”的危机
但是，好景不常，好梦苦短，在仅仅二十几年后，“传教事业”的谋士们便从美丽的梦境中被历史送进冷酷的现实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系列的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作为“传教事业”的重要基地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已经成为人民的新中国了。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中国的基督徒、中国的教会也从帝国主义控制、利用的魔掌中解放出来，发起了一个反帝爱国的“三自”（自治、自养、自传）运动。与此同时，在殖民地和附属国中，在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中，也掀起了日益高涨的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的浪潮。
在这样的形势下，“传教事业”的“宝座”开始动摇了。觉醒了的非洲人民说：“传教士刚来到我们的国家时，他们有圣经，我们有土地；现在，我们有圣经，他们却有土地。”“传教士”在非洲普遍不受欢迎。在亚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中，由于“传教事业”所进行的反人民活动，“传教事业”的真面目也日益暴露出来。有一位“差会”负责人说：“民族主义抬头，大大地限制了我们的工作，使我们充满了失败感。”
“传教事业”所遭受的最显著的打击却是从新中国来的。自从1950年中国基督教发起了三自爱国运动，割断了同帝国主义的关系，“传教士”为形势所逼，陆续撤退以后，“传教事业”便结束了它在中国的一百四十三年的历史。“传教士”们把“传教事业”在中国的遭遇形容为“冰川崩决”。他们尤其惧怕中国基督教的反帝爱国运动在其他国家中所发生的影响。国际宣教协会总干事纽别琴说：“我们的工作，今天面临着危机”；
“中国基督教对西方差会关门这一着，使各国有思想的人都对差会发生怀疑了。”
“传教事业”的“新策略”
这一种新的形势是“传教事业”的谋士们所必须应付的。他们的课题是：如何从中国事件吸取“教训”；如何应付在亚、非、拉出现的整个“传教事业”的“危机”；如何制订“传教事业”的“新策略”。
“传教事业”谋士们的第一个也是最主要的决策是：给“传教事业”改头换面，涂脂抹粉，给它披上一件美丽的画皮。
他们说：过去，“传教事业”是单程的——从西方到东方；现在，它应当是双程的，从西方到东方，也从东方到西方。不只是双程的，而且应当是多程的，纵横交错的。根据这个说法，西方派“传教士”到东方去，东方也派“传教士”到西方去，东方国家教会之间也可以互派“传教士”。他们称这样的“传教事业”为“普世的传教事业”。他们改称“传教士”为“友谊工作者”，因为“传教士”这个名词现在也有点逆耳。
“普世的传教事业”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呢？关于这个问题的各方面的意见，大致可以归纳为下面几点。第一，基督教教会是一个“传教”的教会，“传教”是教会工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第二，所有的教会——东方的、西方的——都应当“传教”，而这就是“普世的传教运动”。第三，过去的“传教事业”的确是依靠西方的扩张主义来进行的，但“普世的传教事业”却是“独立”的、“自由”的；它不再依靠外力，而是“依靠上帝”，因此，“普世的传教运动”是一个“解放”的运动。第四，“解放”并不意味着闭关自守，全世界的教会必须通过互相帮助，才能把基督福音的“自由”本质表现出来。第五，“普世的传教运动”既然从西方的扩张主义“解放”出来，它就不应当成为新的意识形态的俘虏，供它们的奴役。
上面这一套理论是耐人寻味的；它的意义是含蓄的，但同时也是非常明显的。它的涵义至少包括下面几点。
第一，“普世的传教事业”的提法并不意味着“西方”在“传教事业”中的地位和力量的削弱。相反的，它的地位和力量是加强了，而且是“合理化”了。美国基督教全国协进会国外传教部在1955年的年会上就要求增加数千名美国“传教士”到国外去。
第二，“普世的传教事业”是要使“东方”和“西方”的教会在“超国家”、“超种族”、“超宗派”的基础上，结束过去分门别户，各自为政的状况，来推行一个“全球性的战略计划”。这就是说，“普世的传教事业”是更加统一、更加成为一个整体了。
第三，“普世的传教事业”还摆出了一副“超政治”的面孔，来掩盖它在政治上的反动本质。不管它怎样地装饰自己，“普世的传教事业”并没有同西方扩张主义分开。在经济、武力和意识形态这三种侵略手段中，“传教事业”是在意识形态的领域里替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者服务。
“传教事业”特别要把反对共产主义作为反对人民革命事业的核心。西方一位著名“神学家”贝伦诺说：“今天的世界面对着两个可怕的危险，一个是总体的核战争，另一个是世界性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前者只是纯粹的可能，而后者却是绝对肯定的，如果我们不去对付它的话。”
第四，“普世的传教事业”在活动的范围上，将是无所不包、无孔不入的。“传教士”们的“号召”是：“基督徒必须到人民生活的各方面去，到政治里去，到社会和国家的服务事业里去，到艺术和文化的世界里去，与非基督徒结成亲密的友谊，在这些领域里为基督作见证。”这是扩大到世界范围的“基督教占领中国”在新形势下的翻版。
“传教事业”谋士们的第二个决策是，根据上面所说的“新策略”，调整“传教事业”的机构。过去负责英美各国“传教事业”的总机构是国际宣教协会。这个“协会”已经有了四十年的历史。但在世界基督教协进会1961年11月举行的第三届大会上，国际宣教协会就同世界基督教协会合并了，它的工作就成为世界基督教协进会一个部门的工作了。这是一百多年来“传教事业”手法上一个重大的转变。调整“传教事业”的组织机构，就可以把“传教事业”的真相隐蔽起来，并且使它更加扩大，更加深入。
对新中国的阴谋
在中国的“传教事业”完蛋了，但“传教事业”的谋士们并不认为这是一件无可奈何的既成事实。他们梦想有一天，新中国将会垮台，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将卷土重来，让他们实现“基督教占领中国”的计划。
从新中国撤退的“传教士”的分布来看，根据1956年“传教事业研究图书馆”的统计，从中国撤退的“传教士”共二千二百九十一人，退休的和返回美国、加拿大工作的共一千二百九十六人，其余的九百九十五人，被派到亚洲地区的是八百七十人，主要是在东亚和东南亚——其中台湾一百九十七人，日本一百四十六人，香港九十一人。至于新的传教士，仅仅在台湾一处，到1958年止，基督教的从十二人加到四百六十五人，天主教的从五十一人加到七百三十九人，这是应付亚洲民族独立运动的策略，同时也是“包围”新中国的策略。
从前“传教士”在中国所办的一些事业的机构是否就停止活动呢？不是的。设在纽约的原中国十三个教会学校的“联合托事部”在1955年改组为“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托事部”。它拥有一百万美元的预算，除了在亚洲的其他活动外，在台湾举办了“东海大学”，在香港举办了
“崇基大学”。南京金陵神学院的“创办人董事会”还保持着原来的名称，在东南亚从事“神学”教育活动和宗教经典著作汉译工作。
“传教士”们认为这种化整为零的分散办法将使他们在中国的“传教事业”成为“不朽”的。
西方基督教内的帝国主义分子，对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是出了不少力量的。1958年美国基督教全国协进会在克里夫兰城举行的“世界秩序会议”中，主张在制造“两个中国”的前提下承认新中国。1960年8月美国圣公会主席主教李顿伯格甚至把台湾看作美国的属地，宣称自1960年7月6日起把我国台湾划为“美国圣公会的传教区”。
新中国是一个既成事实，对帝国主义的“传教士”们来说，这是一件讨厌的事，因此，他们就企图用各种方法来破坏它，丑化它。
世界基督教协进会继1950年污蔑我国“侵略”朝鲜之后，1959年又在西藏问题上大做文章。他们说，我国平定西藏叛乱是一件违反“人道和正义”、“破坏西藏传统信仰”的“悲惨事件”，并号召全世界教会进行西藏“难民”的“救济”工作。
美帝国主义从台湾和香港一批一批地约请所谓“中国牧师”到美国各地演讲，甚至在“非美活动委员会”中作证，对中国教会和中国建设事业制造卑鄙无耻的谎言。美国政府印刷局还出版了一本《红色中国和北朝鲜共产党迫害教会》的小册子。
我国三年来遭受严重自然灾害，但全国人民还是有衣有食，并未发生所谓“饥荒”。帝国主义却以为有机可乘，一方面歪曲事实，散布谣言，企图贬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伟大成就；另一方面，装出“慈悲”面孔，表示对中国人民的“同情”。美帝国主义控制下的一些基督教团体还希望我们接受他们的“救济”。
美帝国主义这些阴谋活动得到什么结果呢？美国《基督教世纪》周刊在1960年7月6日的一篇社论中悲哀地说：“我们的不承认、抵制、包围红色中国的政策不但没有阻止，反而帮助了中国的发展，这一点我们有理由感到遗憾。”
对“社会急剧变化地区”的阴谋
所谓“社会急剧变化地区”就是指在争取民族独立，争取民主浪潮中剧烈地动荡着，迅速地前进着的国家，主要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
“传教事业”既然是紧密地同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相结合的，那么，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它的代理人的争取民族独立和民主的斗争中，“传教事业”的地位和前景，就可想而知了。
“传教士”们有没有意识到所谓“急剧变化”是什么样的变化呢？他们似乎也看到了一些苗头。他们晓得，这是对“西方的反抗”，是对“派遣传教士的西方的反抗”。看到了这些苗头，是否就使“传教士”们清醒了一些呢？事实并不如此。他们反而把亚、非、拉丁美洲国家人民的觉醒归功于“传教事业”。他们说：“基督教上帝是父和人类是兄弟的教训，形成了人的价值和尊严的观念，这个观念又使人们反对贪婪［lán］和剥削，要求独立和自由。”
“传教士”们既然不肯面对现实，反而想从“急剧变化”中捞一把，于是，他们就装出了一副“同情”于民族独立运动的面孔——不只“同情”，而且要为这个运动“努力”！他们发出了这样一个“大义凛［lǐn］然”的“号召”：“基督徒不只要为自己寻求平安，也要为别人寻求公道。”
但是，狐狸尾巴是隐藏不住的。“传教事业”的谋士们对“社会急剧变化地区”的主张是什么呢？这就是他们不厌其烦地强调的“负责任的独立”。“负责任”就要尊重“法律”，因为“法律是一个公道社会的要求”。“负责任”就要追求“和平的、和睦的、有秩序的解放”，就要遵循“正常的途径”去解决问题。世界基督教协进会中央委员会“对某些因暴力和明显不负责任而危害了向独立过渡的情况，表示遗憾”。
上面这些只能说是帝国主义绅士们的强盗逻辑。所谓“法律”，不过是西方的、压迫者的“法律”；所谓“遵循正常的途径”，只是按照帝国主义的摆布去处理问题。殖民主义者可以用暴力来掠夺别人的土地，可以用暴力来维持自己的统治，但被奴役的人民却只能用“和平”、“有秩序”的方式来“解放”自己。事实上，这些绅士们是对被奴役的人民说：“不准革命”。
联合国已故秘书长哈马舍尔德怎样在“和平”和“秩序”的幌子下破坏刚果的民族解放运动、替新殖民主义者服务，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是，当哈马舍尔德在执行他的可耻的使命中丧生的时候，世界基督教协进会的负责人却说：“哈马舍尔德是为了包括公道和自由在内的国际和平而努力，他的动机出自最高的基督教理想，他的死是人类的损失。”单单从这一件事上，我们就可以看见“传教事业”对“社会急剧变化地区”的“关心”的本质。
很显然，“传教事业”的谋士们在各个“社会急剧变化地区”中，特别重视非洲。在全世界的四万二千二百五十名基督教（新教）“传教士”（根据纽约“传教事业图书馆”1960年的报告）中，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名即33％是在非洲。美国基督教会在非洲的“传教士”，1955年是四千五百人，1961年增加到八千五百人。国际宣教协会1954年在纽约举行会议，决议“撒哈拉地区以南的非洲教会和差会，在国际宣教协会各项工作的考虑中，占有最优先地位”。
“传教士”们应付非洲整个局势的具体做法是什么呢？一位美国长老会“传教士”提出了三个原则：第一是“土著化”，第二是“传福音”，第三是“服务”。所谓“土著化”就是在他们认为是无伤大体的事情上，尽量用非洲人来代替白种人，例如，封立非洲人为主教，形式上将教会管理权移交非洲人。所谓“传福音”就是在“超政治”、“超国家”的口号下，灌输反共亲美的思想。所谓“服务”就是通过技术“援助”、农民“福利”、劳工关系、家庭生活、教育文化等方面工作，深入到社会各个阶层，借以笼络人心、扩大影响。
为新殖民主义服务的“传教士”们，还作出一些同情非洲人的姿态。例如，他们也“反对”种族歧视，也“反对”南非英殖民地当局屠杀人民的血腥事件。为什么反对呢？因为这些事件破
坏了新殖民主义者“为了使非洲不陷入共产主义势力范围，为了保持非洲大陆上白人国家与本地人民之间的善意而进行的斗争。
“传教士”们用在非洲的这一套欺骗策略，将会得到什么结果呢？刚果民族运动的一位领袖说了一句一针见血的话：“基督教传教事业是人民最大的敌人”。英国圣公会前任约克郡大主教（现任坎特伯雷大主教）兰姆赛1960年访问非洲后说：“一切非洲人都对基督教失去了信仰”，认为基督教不过是“白种人的信念”。他警告说：“日子已经不长了”。在非洲是这样，在其他“社会急剧变化地区”也必然是这样。
结语
美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的头子，它在帝国主义的“传教事业”中也占了首位。北美（以美国为主）在全世界的“传教士”共二万七千二百一十九人，占“传教士”总人数（四万二千二百五十人）的64．4％。作为“传教事业”的实际负责者和策划者的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它的经费的75％来自美国。其他与“传教事业”有关的活动的经费，大部分也来自美国。在少数帝国主义分子的控制下的世界基督教协进会的政治路线，甚至不需要剥去它的薄薄的宗教外衣，就可以看出它实质上是美国国务院的政治路线。
今天，在美帝国主义疯狂备战的情况下，全世界人民和一切爱好和平、不怀成见的基督徒，不管他们的国家奉行什么社会制度，必将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美帝国主义怎样利用“传教事业”来为它的侵略政策服务；认识到什么是战争的根源，什么是真理，什么是对和平的威胁；他们也必将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什么是诳［kuáng］言，从而为真正的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中国人民特别关怀已经摆脱殖民主义枷锁，和正在进行反殖民主义斗争的各国人民，因为中国人民也曾经长期遭受帝国主义的奴役。同样地，已经摆脱帝国主义控制利用的中国教会和中国基督徒，也特别关怀还被“传教事业”的阴影笼罩着的各国教会和基督徒。我们相信，随着他们在争取民族独立和民主的斗争中所取得的胜利，他们的基督教事业也必将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利用，成为独立自主的基督教事业。
至于中国的基督徒，我们还应当对美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的新阴谋，继续提高警惕，对它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美帝国主义还希望在我们当中寻找“民主个人主义者”，还企图在我们和广大人民之间，进行挑拨离间。肯尼迪在一次竞选演讲中说：“要对付共产主义，就要设法滋养在铁幕上出现的任何裂缝中的自由种子。”但是，帝国主义者的梦想是永远不会实现的，他们的一切图谋，都将是徒劳无功的。资本主义吃人的社会制度；它的所谓“民主”、“自由”；它的腐朽堕落、荒淫无耻；它对劳动人民的压制，对进步力量的迫害；它的掀起世界大战的罪恶企图，——这些都已经清楚地暴露在全世界人民的眼前，难道这些必将退出历史舞台的丑恶东西，还能对我们有什么吸引力么？解放后十二年来的经验，使我们看清了帝国主义的本质，使我们认识了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所必须走的唯一道路。我们祖国的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正在信心百倍地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事业。在我们的面前，没有不能克服的困难。凭着我们勤劳的双手，我们必定能够建成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中国基督徒享受着完全的宗教信仰自由；我们热爱社会主义的祖国；我们决心同全国人民一道，为实现我们美好的未来，为争取世界持久和平，贡献我们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