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鄂西和湘鄂川黔的武装斗争

第5版()
专栏：

湘鄂西和湘鄂川黔的武装斗争
　　许光达、王震、王尚荣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湘鄂西（注）和湘鄂川黔红色区域的人民和红军，在党的领导下，高举反帝反封建的大旗，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同时又是艰苦卓绝的斗争，开展了土地革命，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创造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并粉碎了国民党的多次围攻。这一时期的斗争是极为艰苦复杂的。这是因为，一方面比红军强大得多的敌人，对红军不断发动进攻，千方百计企图消灭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另一方面，在某些时期党内受到“左”倾机会主义的几次侵袭，使红军和根据地人民斗争的胜利，不但未能得到应有的发展和巩固，反而几次遭受严重挫折。
湘鄂西的土地革命斗争，始发于1927年的秋收起义。但这个起义受到国民党的残酷镇压。南昌起义受到挫折以后，贺龙同志和周逸群同志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并在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武装转入农村，开展游击战争，创造根据地的形势鼓舞下，来到湘鄂西，领导当地工农群众，展开了气势磅礴的革命武装斗争。由于实行了许多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政策，加上红军广大指战员和人民群众团结一致，不屈不挠的斗争，到1930年上半年，湘鄂西的革命事业，已取得很大胜利。
1930年7月，贺龙同志领导的湘鄂边的红四军（后改为红二军）和周逸群同志领导的鄂西区的红六军在公安会师，组成了红二军团。这时湘鄂西的党和红军，仍然依照党的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并以中央苏区为榜样，继续进行农村根据地的建设工作：深入发动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壮大革命武装。当时在鄂西区的十多个县和湘鄂边区的六、七个县里，除了若干县城为敌人占据外，都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在红军建设方面，除了红二军团，湘鄂边还有几个游击支队，鄂西区各县都有游击队。至于赤卫队、少年先锋队等人民武装组织，更为普遍。主力红军、地方游击队、赤卫队三者结合，交织成一套系统的人民武装斗争体系，这就保障了根据地的巩固，也促进了根据地的发展。
毛泽东同志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即已正确指出：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是缺乏民主和工业的不统一的大国，武装斗争和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毛泽东同志又指出：广大农民所在的广大乡村，是中国革命必不可少的重要阵地；中国可以而且必须建立武装的革命根据地，以为全国胜利的出发点。以周逸群和贺龙同志为首的湘鄂西的党之所以能够顺利地领导当地人民创造了根据地和红军，就是因为那时湘鄂西的党的革命实践，基本上是符合上述思想的，所实行的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
全国的革命力量在这期间都获得了相当的发展，特别是1930年5月开始的蒋、冯、阎军阀混战，给红军创造了大发展的有利条件；但是从全国总的形势看来，革命力量仍处于劣势。所以按毛泽东同志的意见，这个时期的战略方针仍旧应当全力开辟和巩固农村根据地，积蓄革命力量，以推动全国革命高潮。可是在1930年6月形成的党的第二次“左”倾路线，却反对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提出了组织全国武装起义和进攻中心城市以夺取全国政权的冒险计划。接着，湘鄂西的党也开始了“左”倾路线的统治。
本来，在红二军团组成后，党的特委和党的红二军团前委在江陵县普济观联席会议上决定，两个军首先分头拔除长江和汉水两岸的白点，以扩大和巩固鄂西苏区；尔后两个军合拢起来，夺取荆（门）当（阳）远（安），再向鄂西北发展。这是一个正确的战略发展计划，而且红二、六军也在开始执行这个计划。但这时第二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中央领导机关占了统治地位，他们为贯彻其攻打中心城市的决议，从中央机关派代表到湘鄂西来，坚决要红二军团停止实行上述巩固发展的计划，指令集中全部兵力，配合进攻长沙，尔后夺取武汉。
在讨论进攻长沙的作战计划的时候，曾发生过争论。以特委书记兼红二军团政委周逸群同志和红二军团总指挥贺龙同志为代表的多数人认为：在主观力量还不够强大，客观条件还不具备的时候，要红二军团脱离根据地从湘鄂西进攻遥远的长沙，超出了客观可能性，也违背了游击战的原则，即使花很大代价打下来也站不住脚，因而不主张向长沙进军。但是中央代表只知机械的执行中央决议，拒绝了正确的意见，同时改组了红二军团的领导，自己担任了军团政治委员和前委书记的职位，坚决贯彻、执行了“左”倾路线，洪湖根据地遭到严重损失。
红二军团于1930年10月经监利渡过长江，向常德、长沙挺进。在江南人民和游击队的积极支援和配合下，一路上连克石首、华容、南县、藕池、公安、津市、临澧、石门等城市，歼　　　　　　 ［jiān］敌数千人。但因缺乏根据地思想，未布置工作，未留武装，城市旋得旋失，胜利没有巩固。后闻蒋、冯、阎军阀混战业已结束，蒋介石正南调兵力向我根据地进攻，同时我一、三军团由于毛泽东同志的劝阻早已从长沙附近撤退，在第一线指挥作战的贺龙同志乃召集干部会议，决定部队停止前进。但后来前委书记仍不愿率师北返，再次命令红二军团进攻津市、澧州。
正当红二军团第二次攻占津市、围困澧州时，国民党何键集中了二十多个团的援兵，向我军进攻。红二军团机动地从津市和澧州城下撤出。在这期间，湘鄂西特委来信要红二军团返回鄂西根据地，以求巩固地向外发展。在松滋县杨林市前委举行的会议上，多数领导同志拥护特委决议，认为湘军为保存实力，不会进入湖北，红二军团撤回鄂西区可全力保卫老区，尔后再向荆当远和鄂西北发展。但前委书记却认为老区是水网地带，大部队活动不开，而主张在当地与敌周旋，并且提出在武陵山脉创造另一个“中央苏区”的口号（这个错误的口号曾遭到贺龙同志的坚决反对）。这时，前委率红六军在杨林市和街河市地区，红二军则远在公安一线，由于行动方向上意见分歧，部队徘徊犹豫，使敌人得以从容布置，并以优势兵力向杨林市和街河市地区进攻。这一仗没打好，红二军团主力被迫退往湘鄂边的五（峰）鹤（峰）根据地。
红二军团在湘鄂边期间，虽然取得一些胜利，例如在鹤峰县五里坪解决了到处流窜的川东土著武装秦伯卿、甘占元部，获枪数千支，人员、弹药得到不少补充；但由于没有广泛发动群众，没有彻底实行土地革命，根据地没有得到发展，加之在我军活动地区内，人力、物力较缺乏，部队补充发生了很大困难。
1931年3月，红二军团又接到湘鄂西特委（不久即改为湘鄂西省委）的决议，要红二军团改编为红三军，并火速返回鄂西区，以打破敌人对鄂西的大举围攻。这样，前委又在长阳县枝柘坪举行会议。大部分领导同志拥护特委的决议，但前委书记仍无视鄂西老根据地和人民群众的作用，认为回师鄂西是“从井救人，人固不救，救者必死”，只同意到荆当远开辟新区。这样，红三军就在1931年4月初开始北上。
红三军进入荆当远地区后，前委在执行“左”倾路线的同志主持下，既没有组织力量放手发动群众，在当地开辟根据地，也没有决心进入近在咫尺的洪湖区，以恢复和扩大原有的根据地。结果在受到敌人压力时，不能立足，把洪湖苏区丢开不管，一直向北退却。后来建立了以房县为中心的鄂西北根据地。
起初，红二军团脱离根据地南下时，执行“左”倾路线的同志，只给鄂西区留下一个警卫营和少数游击队。不久，因为军阀混战结束，统治阶级政权暂时稳定，敌人即集中兵力向我鄂西区进攻。鄂西地区人民在以代理书记周逸群同志为首的特委领导下，采取各种办法武装起来，组成大量的赤卫队。特委又把江南的华容、南县、石首、公安等县的游击队，编为江右军。把江陵、监利等县的游击队编为江左军；把被“左”倾分子排挤的原六军军长段德昌同志带回老区的一部分部队和一批痊愈的伤病员，组成独立团，成立了新六军，大力开展了游击战争，一再打退企图窜进根据地的地主武装。
在敌人的正规部队烧杀抢掠步步逼进之际，广大群众斗志昂扬，参战人数有时达数千乃至万人。他们不断采取夜袭、伏击等战术，打击敌人，取得很多胜利。江南地方武装在群众武装配合下，数次收复华容，并以土枪、土炮封锁了长江敌人的交通。
敌人凭其绝对优势，并付出相当代价，占我鄂西区各要点
后，又开始进行更毒辣的“清剿”。我军乃留下少数武装，利
用湖泊港?，在内线坚持，大部转到外线活动，并开辟了许多新的游击根据地。由于党、政、军、民同心协力，艰苦奋斗，
几个月后，根据地内许多重要集镇，又告恢复。我军和群众夺取了敌人大批武器武装了自己，于是进行了整编，并建立了红九师。
1931年5月底，侵入鄂西根据地的国民党主力徐源泉部，在我连续打击下，加之蒋、桂之间又出现新的矛盾，遂撤出苏区。这样，敌人的围攻乃全部失败，鄂西根据地的形势，有了进一步的好转。后来虽然发生了严重水灾，给苏区人民带来空前的困难，但红军仍在沙洋、潜江城诸战斗中，连战皆捷，歼灭敌人二千余人。
在红二军团离开根据地南下后的一年期间，由于错误路线的领导，使主力红军和鄂西根据地都遭受了损失。其根本原因是违背了毛主席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思想，而醉心于打大城市；冒险进攻失利后，又右倾逃跑，不敢回老根据地。这期间执行“左”倾路线的同志，虽一再企图开辟新苏区，但因为缺乏群众观点和正确的土地政策，加上只依靠单纯的军事活动打天下，结果形成到处流动。第二次“左”倾路线给湘鄂西的革命事业带来很多恶果，但由于周逸群同志和贺龙同志及广大干部向“左”倾错误路线进行了斗争，坚持了正确的意见和作法，因而弥补了某些错误路线造成的损伤，到后来不管是红军和苏区，都有发展。
1931年1月召开的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开始了以王明同志为首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对党的第三次统治。这条新的“左”倾路线，较之第二次“左”倾路线，“左”得更加坚决，形态更加完备，因而对革命事业的危害也更大。他们为了反对所谓“右倾”和“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于1931年3月，派夏曦同志到湘鄂西工作，并负责组成中央分局，从而担任了党和军队的领导职务。他们在反对立三路线和“右倾逃跑”的旗帜下，否定一切，把一贯执行正确路线的周逸群同志排斥于领导集团之外。后来周逸群同志率领一批地方工作干部和军队，到洞庭滨湖地区，会同地方党，发展了江南游击战争，并拟订了开辟滨湖十县的斗争计划。5月间，周逸群同志巡视工作完毕，拟返江北时，不幸遭敌伏击壮烈牺牲。
1931年10月，红三军根据中央命令，从鄂西北回到鄂西区。“左”倾分子为了控制红三军和排挤贺龙同志对红三军的领导，污蔑红军一贯右倾，取消了红三军军、师指挥机关，将部队改编为五个大团，受军委分会直接指挥。但是这一时期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作战原则还没有完全贯彻到部队中去，因此红军在襄（汉水）北仍取得不少胜利。
1932年1月，红三军一部为配合鄂豫皖红军作战，主动发动了进攻，连续打下皂市、陈家河等地，歼敌一部。应城之敌告急。国民党武汉绥靖公署主任何成浚，急派敌四师十二旅增援。我军在龙王集至应城公路两侧设伏，将敌十二旅全部歼灭，并生俘敌旅长张联华，乘胜召降了被困于龙王集之敌。同时红军另一部奔袭黄陵矶、侏儒山，歼敌武汉要塞司令钱大钧部一个营，逼近了武汉。红军这一胜利，大大震动了敌人。于是何成浚急调徐源泉、王陵基等所属的三十多个团的敌军，由东西两面向苏区进攻。但在我军连续打击下，敌军不久即纷纷撤退。这些战斗的胜利，不仅保卫了老区，而且扩大了许多新区，大大鼓舞了广大群众的斗争情绪。
3月，敌人除用原有兵力，又由鄂东增调过来一个旅，向天门方向进攻，企图打通皂市、岳口间的交通，以便进一步打击该地区的革命力量。在敌人频繁的进攻下，“左”倾分子主持的中央分局不得不又恢复了红三军军部，并重新编成第七、八、九三个师。这时，红三军集中兵力将正在运动中的敌人包围于文家墩，予以全部歼灭，并活捉其旅长韩昌峻。皂市敌人来援，被我击溃，并歼其一部。
在这三个月内，红三军共歼敌两个旅、两个团零三个营，缴获大批枪枝弹药，改善了自己的装备。这些战斗的胜利，主要是我军依靠老根据地的有利条件，运用在长期斗争中所积累的经验，采取了符合毛主席军事思想的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战略战术而取得的。
在军事胜利的同时，鄂西地区的土地革命、地方武装和政权建设也有发展。根据地较之1931年底，扩大了一倍以上，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发展到三万人以上。
不久，国民党又集中主力四十一师、四十四师、四十八师、新三旅、警备旅及许多地方保安团向我进犯。川军一个多师亦在西线配合作战。这次东线的敌人改变了过去长驱直入的战术，采取了步步为营、交替前进的办法，每走一步都要作工事掩护。这时，“左”倾分子主持的中央分局，一方面把前一时期红军的胜利吹嘘为“左”倾路线的胜利，一方面却大力贯彻“左”倾冒险的军事路线，完全放弃了正确的游击战、运动战的原则，命令红三军在苏区内“加紧修筑工事，加紧守备工作”，以达
“不使苏区一寸土地被敌人蹂躏［lìn］”之目的。红三军在这样的作战方针指导下，与敌在汉宜公路上之瓦庙集摆开阵势，进行了七昼夜的阵地战。由于红军的英勇抗击，终于迫使敌人退回天门、皂市、应城一线，但是红军也遭受很大的消耗。瓦庙集战斗后，理应利用敌人进攻的间隙认真总结一下经验教训，改变战略、战术和发展方向，可是“左”倾分子却不管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如何，一味要红三军向敌设防地带进攻。5月间，敌人再次大举向襄北进犯时，“左”倾分子仍然坚持“寸土必争”的作战方针。因此，红军虽然也打过胜仗（如在新沟咀等地歼灭川军近两个旅），然而总的趋势却是步步被动。
1932年6月，蒋介石不顾外患的日益严重，调集五十万大军，自任“围剿”总司令，向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围剿”。为了解除对武汉的威胁，蒋介石首先以主力向鄂豫皖、湘鄂赣和湘鄂西根据地进攻。这次进攻湘鄂西的兵力约有十万以上。他们占领了襄北以后，又向襄南进攻。8月，“左”倾分子不顾当时敌人围攻的形势和红军中广大干部的反对，又命令红三军向荆州、沙市进攻。攻坚又不成，形势更加对我不利，敌人包围圈已日益缩小。鉴于无法在内线破敌，许多领导干部主张集中十个团的优势兵力迂回到敌后，从外线打破敌人的围攻，来挽救鄂西根据地。但是分局书记夏曦同志却又指令红三军平分兵力，以五个团向襄北出击，把大部分部队留在襄南苏区内部分兵把口。这种“两个拳头打人”的办法，加上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使我军失去了粉碎敌人围攻的最后一线希望。红三军军部率五个团刚过汉水，敌人凭其绝对优势的兵力，由仙桃、沔［miǎn］阳、潜江一线冲进苏区腹地。我留在内线的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党政机关和后勤部门遭到重大损失，不得不分批仓卒［cù］突围。由此，湘鄂西的反围攻就失败了。
1932年9月，红三军主力会合于襄北大小洪山一带，后来决定开往湘鄂边。英勇的红三军，一路上克服了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疾病、疲乏等严重困难，跋山涉水，斩关夺隘［ǎi］，粉碎了敌人的前堵后追，消灭许多敌人，经豫南、陕南进入湘鄂边。在这之前，湘鄂边的独立师（后改为团）早在1932年秋季形势最严重的时候，就开往鄂西区，加入红三军。这时那里只有零星的游击队和小块游击区。1933年初，红三军进入湘鄂边，再占鹤峰、桑植两城。这时分局书记夏曦同志并没有从严重的挫败中吸取教训，而是一面消极悲观，一面仍旧坚持并发展了错误，如解散了红军中的党组织，取消了政治机关。在对敌斗争策略上，则实行“左”倾关门主义。
红三军进入湘鄂边后，国民党徐源泉等部仍在洪湖一带，湖南的国民党军主力，也远在中央苏区附近，当地反动武装只有陈渠珍的一个师和许多地方团队。陈渠珍是地方实力派，他慑于红军的声威，曾主动表示愿与我军达成协议，互不进攻。红三军因为长途跋涉及其他原因，减员甚多，也十分疲劳，极需休整。因此，贺龙和关向应同志主张和陈部谈判，迫其让出侵占的地区，使我军得到暂时休息整理，并组织群众，建立政权；尔后或向东发展，恢复洪湖区，或向南发展，与中央红军配合作战。但，“左”倾分子拒绝与陈部谈判，同时又不经切实准备，命令疲惫之师，向驻在永顺县桃子溪的敌人一个旅进攻。进攻失利，更增加了当时的困难。1933年夏季，敌人又纠集重兵向鹤峰进攻，红军就机动地转向湘鄂川黔边境开展游击战争。这期间，对革命事业抱有坚定信心的光荣的红三军广大指
战员，紧紧地团结在贺龙同志周围，为争取新的胜利而坚持着斗争，并一度占领利川、黔江、彭水、沿河等城。
1934年6月，中央分局在贵州的枫香溪举行会议。这次会议在“左”倾机会主义到处碰壁，和以贺龙、关向应同志为代表的正确意见坚持斗争的情况下，“左”倾分子不得不同意对某些实际工作作一些改变。会议决定了恢复红军中的党组织和政治机关，以及发展黔东根据地。于是，建立了黔东革命委员会（包括印江、德江、沿河、松桃等部分地区），和几个县的工农民主政权，随后又建立了部分地方独立团和游击队。这样，红三军才度过了建军以来最困难的时期。
第三次“左”倾路线在湘鄂西统治期间，以贺龙、关向应同志为代表的正确方面，曾进行过不断的斗争。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个斗争在“左”倾路线刚开始时就进行了。这个斗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关于根据地和红军的发展方向。根据当时国内和湘鄂西的情况，红三军多数领导同志的意见是，红军除应在襄北建立和巩固根据地以外，应以主要力量发展荆当远地区的工作。荆当远为川军和杂牌武装驻防区，兵力不足，装备差，统治薄弱；另一方面地势好，群众条件好，物产丰富。如果这个地区得手，就易于和襄（阳）枣（阳）宜（城）、兴（山）（秭［zǐ］）归巴
（东）两块红色地区打成一片，并可进而争取鄂西北，也易于和湘鄂边红色地区衔接。这样一来，天高地阔，红三军和湘鄂西的局面就伸展开了。如敌人大举进攻，我则有恃而不恐。而且，有了荆当远也可借以克服鄂西区因1931年夏天的水灾造成的物质困难。显然，这些看法是符合毛主席关于选择和发展根据地的思想的。但是执行“左”倾路线的夏曦同志不同意这个计划。他们依据以王明同志为首的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对中国社会性质、阶级关系、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的错误论断，再三强调了全国性的“革命高潮”、“进攻战略”、“右倾机会主义是党内主要危险”，提出“和鄂豫皖打成一片”、“和湘鄂赣打成一片”、“争取平汉路”、“会师武汉”等不切实际的口号。他们规定红三军的发展方向是沿汉宜公路东进，夺取应城、汉川、云梦、孝感等城，逼近武汉和平汉路，重复第二次“左”倾路线的复辙，热中于攻打大城市。他们看不到武汉外围和平汉路附近正是敌军之设防地带，兵力集中，统治严密，不利于红军的活动。结果红三军经常在京山、皂市、应城打攻坚战。虽然在野战中也取得一些胜利，但是局面开展得很慢，而部队本身却消耗很大。
关于作战原则。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说：“在没有广大兵力，没有弹药补充，每一个根据地打来打去仅只有一支红军的条件下，阵地战对于我们是基本上无用的。”恰恰与此相反，“左”倾分子把持下的中央分局，看不到敌强我弱、敌大我小这一根本特点，他们只注重阵地战，而不注重运动战，不注重战役的速决战、歼灭战；只许打大、中城市，打大仗、打硬仗、拼消耗，不要游击战争；只许打仗，不许休整，否则便斥为“右倾”。这样就使红军困于内线，穷于应付，力量日益削弱。而冒险进攻沙市、荆州未果，更增加了不应有的消耗。最后两路分兵，使转到外线的部队力量单薄，不能收釜底抽薪之效，留在内线的采取单纯防御的部队，也不可能挡住敌人的进攻。
关于肃反。这个问题从1932年夏季直到1934年夏季，两种意见的斗争是持续不断的。以贺龙同志为首的大部分同志的意见：对隐藏的反革命分子无疑应坚决肃清，在这方面有任何疏忽、麻痹都是错误的。但是决不可把内部是非之争，路线、策略之争，当做敌我问题处理。但是“左”倾分子拒不考虑这些正确建议和反映，而轻信妄断，并进行宗派主义打击报复，遂使肃反扩大化；后来发展到解散了红军中的党、团组织，取消了红军中的政治机关，使红军成了一支没有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武装集团。这些，给党的事业造成的损害是极为痛心的。
由于“左”倾路线在湘鄂西造成上述许多错误，加上在土地政策方面执行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和侵害中农利益、打击中小商人的过左政策，以及对湘鄂西周围的几块根据地同样实行错误的领导甚至歧视，遂造成湘鄂西苏区的失败，并把红三军带进一个空前艰苦困难的境地。那时“左”倾分子却不愿正视这些铁的事实，1933年1月毛坝中央分局会议检讨湘鄂西失败的主观原因时，仍认为是“反机会主义斗争之不彻底”，“对反革命派别警惕异常不够”以及什么“战略上的个别错误……”才退出湘鄂西。这种结论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1934年10月，红三军在贵州印江县的木黄和任弼时等同志领导的由湘赣革命根据地西征的红六军团胜利会师。遵照中央电令，组成总指挥部（后又成立党的军委分会），建立了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同志为核心的领导机关，统一指挥红二军团（红三军这时又恢复了红二军团的番号）和红六军团，开始了湘鄂川黔发展的新阶段。
红二、六军团的会师，使经过脱离根据地远征苦战的红六军团，得到必要的休息与整顿，补充了马匹并互相调整了装备；红二军团在会师后则加强了部队的政治工作。两军的亲密团结和统一行动，形成了一支强大的战略突击力量，加以广大指战员发扬了高度的阶级友爱，互相帮助互相学习，部队士气倍增，战斗力大大提高。
为了配合中央红军的行动，我军由黔东向湘西挺进，以调动和在运动中歼灭敌人。11月7日，攻占了永顺县城。当时湘西土著军阀陈渠珍部约十个团向我进攻，我军退出永顺城，诱敌尾追。旋即集中红二、六军团主力于龙家寨，勇猛合击敌行军纵队，歼敌大半。随又乘胜在湘西展开大规模的运动战，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连续占领大庸、桑植，围攻沅陵。不久，又在浯溪河打垮敌一个旅，并乘胜进占桃源、慈利，进逼常德，创造了以永顺为中心的新根据地，直接配合了中央红军的长征。
蒋介石深怕我军直捣长沙，便命令两湖军阀，并从追击中央红军的战线上调遣军队，开始对湘鄂川黔红军围攻。敌人为迅速消灭我军，采取堡垒主义和四面层层包围、分进合击相结合的战略战术。他们共组织了六个纵队，分成六路，企图在大庸、桑植、永顺地区消灭我军。这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早已结束，以毛主席为首的新中央军委，及时来电指示：要利用湘鄂敌人指挥不统一，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弱点，不失时机地在运动中将敌人各个击破。“总的方针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御，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辅助的力量是游击队与群众武装的活动。”由于当时对这一指示理解得不够，在反围攻的前期，没有取得有决定意义的胜利。敌人遂在4月初旬深入我根据地，陷大庸、永顺、桑植等空城。鉴于在根据地内部粉碎敌人的围攻已有一定困难，红二、六军团曾准备北渡长江，到湖北的兴山、秭归、远安等地创造新的根据地。这时，中央又指出：“目前你们那里胜利的可能还是存在着的，仍应尽力在原有地区争取胜利”。这一指示坚定了我们在原地寻机歼敌的信心。在贺龙同志详细介绍和分析了湘鄂边广大地区的地形、物产和群众条件之后，我军决定采取诱敌深入，以便在有利的地形和适当时机，歼其一路的战略战术。随后，我军在桑植县的陈家河，抓住了敌人分进合击的孤立的陈耀汉纵队的一个旅，以绝对优势兵力，予以全歼。紧接着又在桃子溪再次全歼敌一个旅和一个师部，并乘胜收复桑植城及广大地区。我军乘势转入反攻，东出敌侧后慈利一带。于是敌人手慌脚乱，纷纷后撤，防我继续前进。可惜这次我军未能充分利用有利时机，深入空虚的国民党统治区以壮大部队，并开辟新区工作。
我军返回根据地后，湘鄂川黔党的军委分会，重温了毛主席的指示，分析了两湖敌人的矛盾，决定对湘敌取守势，对鄂敌取攻势。为此，我军又大踏步转向西北，包围宣恩，创造围城打援的战机。6月中旬，我军在中堡地区消灭增援宣恩的敌四十一师三个团，并生俘其师长张振汉。8月3日，我军在板栗园设伏，全歼增援龙山的八十五师，击毙敌师长谢彬。8月8日又进行芭蕉托战斗，击溃敌军十个团。
至此，敌人的六个纵队和后来增调的部队，在我根据地军民英勇奋战之下，一部被消灭，一部被击溃，从而粉碎了敌人对我湘鄂川黔的“围剿”。事实证明毛主席给红二、六军团的指示是完全正确的，这一指示对粉碎敌人的“围剿”起了重大的作用。
根据贺龙同志的提议，红二、六军团主力趁着打破敌人“围剿”的胜利，再次大举东进，顺利地占领了津市、澧州、临澧、石门等城市和广大地区，使红军得到大量人员和物资补充。这一行动使国民党极为震惊。蒋介石在“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下，一方面对于日寇在华北的侵略继续退让，一方面却增调孙连仲纵队与樊松甫纵队，配合湘鄂军阀共一百个团以上的兵力对付我军。他们由四面包围与封锁过来，欲压迫我军于龙山、桑植狭小地区，妄图一举歼灭之。在这种情况下，我军从津市、澧州、临澧、石门撤回桑植。
湘鄂西的革命运动，从1930年起，受到两次“左”倾路线的侵害，招致了严重挫折，后一次较之前一次更甚，时间也长。在两次“左”倾路线统治期间，湘鄂西的党是有路线斗争的。以贺龙、周逸群和关向应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对“左”倾错误不断进行斗争，坚持了许多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正确做法，因此各个时期都给予敌人许多沉重打击，取得了胜利，保存了力量，发动了群众，坚持了革命斗争，对全国革命运动起了重要的配合作用。
红二、六军团会师后不久，党中央在长征途中举行了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这次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性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此后，湘鄂川黔地区的亲密团结的红二、六军团，在军委分会直接领导下，遵照遵义会议决议和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取得了粉碎蒋介石疯狂“围剿”的辉煌胜利，获得了重大的发展。恢复、发展了湘鄂川黔根据地，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的行动。至于湘鄂川黔地区的政治路线方面，虽然曾对夏曦同志进行了一定的批判，某些“左”倾政策也有了若干改正，但是“左”倾错误路线，还没有也不可能得到根本的清算，例如在土地政策方面等。这就不能不影响到根据地的巩固和其他工作的开展以及军事斗争。在敌人更大规模的“围剿”行将到来之前，为了求得更有利的发展，红二、六军团遂于1935年11月19日，由桑植出发，英勇地突破澧水、沅江封锁线，胜利地进入湘中广大地区，开始万里长征，从而揭开了光荣战史新的一章！
注：当时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包括鄂西苏区（又称洪湖区，它是中心根据地）和湘鄂边苏区。后来有一个时期还包括兴（山）、秭）归、巴（东）、鄂西北（房县、均县、谷城、保康）和襄（阳）、枣（阳）、宜（城）等苏区。
〔解放军三十年征文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