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检验“奉献”

第5版(视点新闻)
专栏：
　 主持人的话
　　高洪波、何建明、毕淑敏、梁秉堃、商泽军等作家最近在北京抗击非典一线进行了为斯半个月的深入采访和体验生活。由中宣部、北京市委、中国作协共同组织的这一活动使作家们遍访了与非典有关的各个部门：与一线医护人员零距离接触，参加非典定点医院院长联席会，采访北京SARS医疗救治指挥中心和被封闭的大学校区，听取气象中心、商贸工委、教工委介绍情况……与此同时，身处广东的吕雷、金敬迈等作家也始终关注着这场特殊的战斗。一线采访使他们获得了大量的创作素材，也经历了深深的心灵震撼。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作家多数有过从军经历，他们对生命、对战斗、对奉献有着独特的体验和理解。（本期嘉宾主持：中国作家协会办公厅主任 陈崎嵘）
奉献二字，在平静的日子里是沉默的，像润物细无声的春雨；在非典的日子里则是响亮的，是呐喊、拼搏和抗争，是闪电和雷鸣，是一种大无畏的境界、舍我其谁的勇悍。没有平静的点滴积累，便不会有特殊时期的突兀崛起。这就是“奉献”精神的一种辩证关系。
非典检验“奉献”
　　也许奉献这个属于道德范畴的概念我理解太浅，从原始命题的角度，奉献包涵着无私、牺牲自我、克己、压制本能欲望等诸多因素，向远处延伸，奉献应从孟子的仁义中找到源头，后世讲义利之辨，“义”与“无私”同义，“利”与“自私”不殊。并由此牵涉到中国文化思想的中心乃至人类文化、尤其是政治行为的中心——公与私之辨的问题。
　　上述春秋战国文化，有两种极其相悖的思想：一为墨子；一为杨子。墨子讲义，主张摩顶放踵以利天下，彻头彻尾地牺牲自我，绝对的利他主义；杨子则相反，他主张“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他主张天下每个人都一毛不拔，纯为个人利益着想，绝对的利己主义。
　　在几千年的社会实践中，墨子和杨子的主张都不乏追随者，但事实上完全做到又很难。台湾学者南怀谨著《孟子旁通》，认为孟子崇奉仁义之义，向梁惠王极力宣扬仁义的美德，得中庸之精髓，难能可贵。
　　此次遭遇非典，北京将近50天处于高度警戒之中，每个单位、每个独立的个体乃至每个家庭都受到严峻考验。这种考验既是社会层面上的，又是道德意义上的。灾难突降，它考验着政府的应急机制、公务员的才能品质，也考验着每个人的良知。对于医务工作者而言，考验尤为严峻，是生与死的两种可能性的选择。其实，在我经历的对北京市各条战线的大面积采访中，无论公交战线、教育战线，还是物资保障战线、群防群控战线，都有大量感人的事迹，都映照出在灾难面前一个民族的性格，反映出一个人的觉悟。对奉献二字，理解便尤为具体和深刻。举一小例子：北京海淀区北下关街道办事处——人民政府的最基层组织，在非典突袭时，与办事处一墙之隔的中央财经大学宿舍楼要隔离，因为楼内有17人感染非典，5人死亡，疫情十分严重。宿舍楼被隔离两周，办事处的同志们送米送面送蔬菜，甚至连羊肉片、杏仁豆腐、小点心都一一代购，保证了这幢高层楼内每一户居民的物质需要。不仅如此，一天楼道的垃圾道堵塞，办事处的曹成恩书记从容上阵，在这幢楼内奋战三个多小时，清理出30多袋垃圾（详情请见本版《非常奉献》——编者）。这些垃圾不乏非典患者的遗物，肯定具有传染性——“这个时候我非上不可，说不害怕是假的，可我是政府的公务员，我必须尽自己的职责！”事后曹书记这样说道。朴素中有一种真诚的力量。
　　非典检验“奉献”，真的。（文／高洪波）（附图片）
　　高洪波，1951年生。代表作：《高洪波军旅散文选》、《鸽子树的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