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在忙些什么？——关于西方最近的外交活动和它们的内部矛盾

第5版()
专栏：

他们在忙些什么？
——关于西方最近的外交活动和它们的内部矛盾
席林生
最近一个时期，西方外交活动显得十分频繁和紧张。去年11月20日西德总理阿登纳同美国总统肯尼迪举行会谈之后，法国总统戴高乐到伦敦同英国首相麦克米伦进行商谈。去年12月，阿登纳和戴高乐、肯尼迪和麦克米伦又分别作了会谈。与此同时，美、英、法、西德四国外长举行了会议，并接着召开了北大西洋集团理事会年会。今年年初麦克米伦又将去波恩同阿登纳会面。西方这一连串来来往往、频频会谈究竟忙的是什么呢？不是别的，主要是解决两个问题：拟定同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策略，特别是在西柏林和德国问题上结成一条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统一战线”；以及调整帝国主义内部重重矛盾。从这些会谈结果看，尽管西方国家在对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实力政策”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但是在许多涉及它们利害冲突的问题上，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是无法调和的。
在上述的外交讨论中，西柏林和德国问题占着重要的地位。在这一问题上，西方国家无论是美国、英国，还是法国和西德，都依然顽固地坚持过去的反动立场，继续叫嚷要保持对西柏林的“占领地位”，拒不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并且仍然梦想通过“自决”消灭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更值得注意的，西方国家一面表示愿意就“西柏林问题”同苏联“恢复外交接触”，一面却加紧扩军备战，叫嚣“军事实力仍旧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使自己政策胜利的首要的先决条件”。北大西洋集团年会公报公然表示“联盟必须继续其坚定的道路，把实力和坚定目标同谋求以和平方法取得解决的意愿结合起来”。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在年会上要求西方国家必须“坚定和坚决”，“应该从东方集团和自由世界长远斗争的角度来考虑柏林局势”。正因为如此，许多美国和西方国家政治人物近来又越来越嚣张地叫嚷苏联在谈判中必须“讲道理”，威胁苏联“除非在探讨性谈判中表示愿意作出更大让步，否则不会举行谈判”。
但是，在对付社会主义阵营这种总方针基本一致的情况下，美、英、法、西德由各自利益出发，在实现这种方针的方法上存在着不同的意见，这主要是美国和英国主张在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战争威胁的同时，也不妨利用谈判来达到西方的目的，而法国则认为“目前不是谈判的时候”。西方报刊把这种不同说成是美英赞成同苏联谈判的“灵活”态度和法国反对谈判的“僵硬”态度的分歧，这当然是不正确的。因为即使是美国也决不是真正想通过谈判来解决西柏林和德国问题。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在最近北大西洋集团年会上就说过：“谈判本身并不是一种软弱的表示，它并不意味着会放弃某种东西，因为你在谈判中永远可以说不行。”因此，西方国家的分歧的根源，与其说由于它们对待谈判的不同态度，不如说导源于西方内部争夺领导权的矛盾。这种分歧实质上反映了帝国主义集团内一些西欧国家为了本身利益而对美国外交领导地位的公开抵制。
人们知道，美国制造的所谓“柏林危机”，它不仅是加紧备战的杠杆，也是利用来对西欧“盟国”加强控制的借口。肯尼迪政府以应付“苏联威胁”为名要“盟国”“配合”、“补充”美国的扩军计划，把“盟国”军事力量纳入美国的控制之下，同时又在“商定共同政策”的名义下压迫西欧国家在外交上听从美国的领导。美国副总统约翰逊曾经对这一点说得很明白，他说：“美国准备起到充分的作用。美国在策划自己的努力以及提出对整个北大西洋联盟的任务的看法方面，都接受领导的责任。”美国《纽约时报》不久前也说：肯尼迪要“盟国”在“西柏林问题”上的所谓“团结”，“实际上就是美国实行有效的领导的一种客气的婉转说法”，它要使“盟国接受华盛顿政府的所有见解和政策”。
但是美国利用“柏林危机”加强对“盟国”控制的企图遭到了西欧国家的强烈的抵抗。英国政府为了分享领导权，虽然在“西柏林问题”上倾向于实力与谈判并进的两手策略，然而对肯尼迪规定的军事义务却始终半心半意。法国政府更是美国“不听话”的伙伴。为了争夺“大国地位”，戴高乐一直“不屈从肯尼迪掌握西方世界发言人的垄断权”，并且利用波恩—巴黎轴心同美、英抗衡。法国政府在西柏林谈判问题上同美国抬杠正是这方面的一种要挟，同时也多少反映了法国—西德轴心中西德政府的态度。西德目前正在加紧原子武装，竭力挤进军事强国之列，它深怕德国问题上的谈判会损害它夺取军事霸权的努力，因此一直叫嚷在西柏林问题上“没有什么可以谈判的”。由于西德不是四大国之一，它就利用法国作为它的代言人来牵制英、美。而戴高乐也以此换取阿登纳对法国的支持。最近尽管肯尼迪在同阿登纳会谈时向西德作了种种“保证”，使阿登纳多少同意了谈判的原则，但实际上却采取了“站在英美一边而同情戴高乐”的两重态度。这无疑是撑了戴高乐的腰。
同时不能不看到，西方国家的上述矛盾是同长期来帝国主义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交织在一起的。这种斗争在去年，特别是肯尼迪当政的一年中是更加激烈和尖锐了。
大家记得，美国总统肯尼迪上台伊始，曾经以弥补北大西洋集团的裂缝为己任，竭力企图加强对西欧国家的控制，把“盟国”“团结”在美国的领导之下，以实现肯尼迪的成为“争取自由大同盟的总司令”的狂想。为此，肯尼迪采取了比艾森豪威尔更为严厉、更为阴险的办法来对待“盟国”。在军事上，肯尼迪收回了艾森豪威尔的“第四核打击力量的计划”，要求“盟国”作出“牺牲”，放弃“独立核力量”，加强常规部队，以便既保持美国的核垄断地位，又加强帝国主义集团发动“有限战争”的能力，使西欧国家服从于美国的“全球战略”。在政治上，肯尼迪政府竭力拒绝“盟国”分享领导权的要求，它呵斥戴高乐建立“三巨头领导”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同时又冷落英国，把英美“互相依赖”的口号搁置起来。在东西方外交上，美国更排斥英、法，叫嚷应当由美国总统“代表西方联盟发言”。在经济上，美国政府拼命向“盟国”转嫁经济危机，并用一系列损害西欧国家利益的办法加强对外经济扩张。在“共同援助”的名义下，肯尼迪百般压迫“盟国”拿出钱来为美国新殖民主义扩张的“援外”计划提供资金。为了削弱英国的竞争力量，加强对西欧的经济控制，肯尼迪也一反美国过去的态度压英国加入“共同市场”，同时又逼迫“共同市场”对美国的商品开放。在争夺势力范围方面，肯尼迪比他的前任更积极地利用新殖民主义手法，伪装成“独立运动的朋友”，打起联合国的旗帜在刚果和其他亚非地区排挤着老殖民主义的势力，企图独吞非洲。为了使这一切获得成功，肯尼迪纵横捭阖［bài-hé］地利用西欧国家之间的矛盾，在他需要的时候，一会儿加强华盛顿—波恩轴心，贬低英法；一会儿又拉拢戴高乐，冷淡英国；而一会儿不免又拾起英美联盟来对法国、西德施加压力。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肯尼迪甚至对“盟国”也实行颠覆的阴谋手段。去年4月美国就曾在幕后策动了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法西斯将军举行了打倒戴高乐的武装叛乱。
但是，尽管肯尼迪作了这样大的努力，形势的发展依然对他不利。美国对待“盟国”的新作法，促使西欧国家加强了反对美国控制的斗争。特别是肯尼迪政府对外侵略政策遭到的一系列挫败，“严重地动摇了人们”对肯尼迪“领导能力的信念”（美国《明星晚报》），使美国的“威望”一落千丈，这就造成西欧国家对美国离心倾向的进一步发展。法国戴高乐政府一直不放弃它的“三巨头领导”的野心，它一面叫嚷肯尼迪不能“代表自由世界讲话”，同时又积极活动组织由法国领导的“共同市场”六国的“政治联盟”，作为同美英分庭抗礼的“第三种力量”，借以造成“三巨头”的既成事实。法国也竭力打破美、英两国对核武器的垄断，坚持不放弃自己手上的原子武器。甚至去年年中肯尼迪亲赴巴黎登门拜访也不能使戴高乐回心转意。英国对美国给予的冷遇也极为不满。它竭力利用美国在外交上的失败攻击美国无能，鼓吹英国发挥更大的作用。英国赞成限制西德和法国单独拥有核武器，但对美国要求英国“为西方各大伙伴作出榜样”而率先放弃核武器，却坚决反对。英国国防参谋长蒙巴顿曾公开回击美国这种要求，宣称：“英国决心把英国独立的核打击力量至少再保持二十年”。甚至战后由美国一手扶植起来的阿登纳也叫嚷美国不应“把它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对于美国在非洲挖老殖民主义墙脚的做法，西欧“盟国”更是强烈反对。为了对美国进行报复，法国政府公开采取了拒绝分担联合国武装部队在刚果的费用的“拆台的做法”。而一直仰仗美国的葡萄牙和比利时甚至还组织了反美的示威。
为了扭转这种不利的局面，去年下半年来，肯尼迪政府积极制造了所谓“柏林危机”，企图利用帝国主义国家反苏反共的一致性来加强北大西洋集团“团结”，维护美国的领导地位。但是事与愿违，帝国主义之间的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并没有缓和，相反这种矛盾在这次北大西洋集团年会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就在会议前夕，对美国核武器垄断权的新的进攻又开始了。去年12月12日法国总理德勃雷在没有预先通知的情况下，对美国“在原子防务方面只为他自己利益讲话”的政策进行了“令人吃惊的猛烈攻击”，并且再次叫嚷“法国必须建立它自己的原子力量”。西德政府最近更是积极，不断要求“改变只有美国总统有权使用原子武器的状况”。由于西德今天受着条约的限制，还不能单独制造原子武器，它不得不希望通过北大西洋集团的“集体防务”，特别是过去艾森豪威尔的“核第四打击力量”计划来获得核武器。因此它对于肯尼迪收回“核第四打击力量的计划”是极为不满的。在这次北大西洋集团年会上西德国防部长施特劳斯又企图借尸还魂，提出一项给西德军队中程导弹和由“西德和美国共同掌握北大西洋组织核威慑力量”的建议。西德政府的建议不仅是为了打破美国对核武器的控制，同时也是企图迫使英国和法国交出他们手上的原子力量。西德要美国放弃核垄断权这一点虽然符合英法的心意，但是它们对西德企图牺牲英法而使自己得利是坚决反对的。对于英国来说，麦克米伦早就说过：“英国和美国一道拥有核力量对欧洲来说不是一件坏事”。英国力主保持核武器由美英控制的现状，如果必要不妨以承认法国的原子大国地位来拉拢戴高乐，分化波恩—巴黎轴心，使西德处于军事上二等国的地位。法国虽然需要西德的支持，但也不愿西德在军事上超越法国。因此英、法两国带头在北大西洋集团年会上反对施特劳斯的计划。美国没有正面把西德要求打回去，然而却利用英法的反对挫败西德的建议。但是拥有实力的西德政府却并不就此罢手，它叫嚷北大西洋集团必须在今年“对这个问题作出决定”。
在这次年会讨论刚果问题时，新老殖民主义的冲突尤为激烈。人们知道，长期来刚果一直是美、英、法、比利时等帝国主义争夺的焦点。为了鲸吞刚果，美国竭力打起联合国的招牌排挤英、法和比利时的势力，而英、法和比利时则利用它们在加丹加的冲伯傀儡集团抗拒美国。为了扫除这方面的障碍，不久前肯尼迪政府又借联合国之手对冲伯集团发动武装进攻，这就造成了新老殖民主义在刚果的火并。为了反击美国的进攻，比利时掀起了“愤怒的反美运动”。英国、法国、比利时的政界人士和报刊对美国操纵的“联合国军”大加攻击。英国外交大臣霍姆公开说：“关于在刚果的任何事情，我一点也不高兴。”英国并且拒绝为“联合国军”提供炸弹，甚至威胁要效法法国撤回英国对联合国军队的财政支持。正是美国同英、法、比在刚果问题上矛盾的尖锐化，结果在北大西洋集团年会上形成了老殖民主义国家对美国的围攻，使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处于“孤立”。但是尽管如此，美国却并不退下阵来，坚持要在刚果“干到底”。这不能不使矛盾继续扩大。
帝国主义国家上述矛盾的发展，明显地表现出美国在西方世界领导地位的进一步削弱。美国不仅已经越来越不能控制西欧国家，而且在北大西洋集团中公开受到“盟国”的围攻，这在二次大战结束以来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种现象不是偶然的，它是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必然结果。近几年来，美国已经丧失了战后年代对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上的绝对优势。美国工业发展日益落后于大多数西欧国家。从1950年到1960年，美国工业生产增长了45％，同时西欧国家却增长了80％。美国发展速度的缓慢，使它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地位显著下降。1948年，美国工业产品占资本主义世界工业产品的56．4％，1960年已下降到44．8％，几乎退回到战前1937年的水平。而西德、英国、法国却分别从1948年的4．3％、11．7％、6％变为1960年的10．4％、7．7％、5．1％。其中西德的力量增加了一倍多。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出口方面，美国所占比重从1947年的32．5％跌到1960年的18．1％，英国从9．8％下降到8．9％。同期西德却从几乎一无所有增加到10．2％，法国从4％增加到6．1％。美国在1949年占有资本主义世界黄金总额的71．7％，到1961年初已缩减到42．6％。而西欧国家则从1950年底的20％增加到1960年中的36％，其中绝大部分掌握在西德手上。美国地位的削弱和西欧国家经济力量的相对的增长，改变了战后以来帝国主义国家力量的均势：一方面战后一直占主宰地位的美国正在丧失它统治的力量，另一方面一些力量有了增强的西欧国家，特别是西德和法国力图冲破政治上、军事上对它们的限制，按照新的力量对比来安排新的均势，重新分割势力范围。这种变化恰恰又是发生在东风压倒西风的形势之下，这不能不进一步加剧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动摇了美国在西方联盟中的“盟主”地位。美国领导地位越是不稳，肯尼迪政府越要加强对“盟国”的控制，保持它摇摇欲坠的统治者的宝座，结果却越加激起西欧国家强烈的反抗，从而使“盟主”地位更加动摇。这是一个不可抗拒的规律。尽管肯尼迪上台以来曾经大力企图扭转这种趋势，但车轮并没有按照他所希望的方向转动。对于这一点，现在甚至一些资产阶级人士也看到了。美国著名政论家李普曼不久前就曾写道：“美国在世界力量对比中的相对地位已经明显地下降了。在处理同我们的盟国的关系方面，我们的外交越来越失效”，“以为任何人能够恢复美国在战后时期依靠核垄断建立起来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这将是徒劳的。”正因为如此，目前西方国家这一连串繁忙的外交活动，非但没有像它们原来希望的来“结束彼此争论”，而是“分歧甚至比以前更为深刻了”。（法新社）虽然目前帝国主义国家又在策划各种新的会见，但是由于它们之间的利害冲突是这样的根深柢固，它们的矛盾也是根本无法调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