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理性的风险意识——香港中文大学教授贾建民谈SARS风险认知

第10版(政治·法律·社会)
专栏：

建立理性的风险意识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贾建民谈SARS风险认知
本报记者 王尧
　　SARS危机暴发以来，香港中文大学市场学系教授、西南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贾建民在香港及内地四城市的大学生中进行了问卷调查，对有关SARS的风险认知及评价问题进行实证研究，通过对人们SARS高风险意识的成因和各种误区的揭示，对危机管理提出了一些思考和建议。以下是本报记者对贾教授的采访实录。
　　问：贾教授，我们注意到您选择香港、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的大学生作为调查对象，有什么特别的用意吗？
　　答：大学生是公众意见的积极表达和代表者；相对于其他职业和社会群体来说，具有良好的统计可比性，样本数据也便于收集。五城市各有特点：香港、北京同为调查过程中疫情最严重的地区，广州是SARS病毒最早侵袭的地区，上海是受到严格保护和控制的地区，成都则作为一般内地城市的代表。
　　问：调查中得出的主要结论是什么？
　　答：调查显示，人们面对SARS风险表现出群体恐慌，对感染率和死亡率产生非理性的过高估计。
　　对SARS的风险意识和适度的担心是人们面对这一危机的正常心理反应，但是过度的担心和非理性的风险意识会给人们造成焦虑、惊恐、无所适从的心理压力和情绪病，甚至引发社会大范围的群体恐慌。
　　有鉴于此，我们建议政府和有关机构建立起自上而下的各种有效机制，向人们指出这些风险认知的误区，帮助人们正确地评价SARS对人类的威胁性，建立理性的风险意识。
　　问：这种“过度的担心”有何具体表现？
　　答：“过度的担心”是有具体的事实和数据作支撑的。举例来说：在谈及SARS时，内地大学生们首先联想到的是死亡；在香港、广州和成都，大约有40％的受访者曾经怀疑自己感染了SARS；五城市的受访者都把SARS列为未来一年威胁本地人民生命安全的头号大敌，担心它会卷土重来。
　　问：人们这种非理性的风险意识的成因是什么？
　　答：过往的风险研究已经显示，人们往往过高地估计小概率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就SARS而言，人们的高风险意识主要来自于SARS的各种不确定性和不可控制因素。另外，人们往往因缺少参考体系，而不能理性地评估SARS这种新的风险。事实上，香港每年因（一般）肺炎而死亡的人数超过3000人，是目前香港因SARS死亡人数的10倍，而肺炎只是香港的第四号杀手。
　　问：针对这种“非理性”，政府应当采取怎样的应对措施？
　　答：SARS疫情暴发以来，政府已经采取了许多有效的应对措施，每天公布SARS疫情就是其中之一。虽然每日公布疫情也会给大众造成危机感，但这是基于真实的心理感受，减少了不确定性以及流言的放大影响。
　　随着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会逐渐削弱甚至消除对SARS不确定性和不可控制性的感受，政府和媒体还有必要加强在这方面的引导，做好进一步的沟通宣传工作。
　　调查显示，在各种疫情信息中，人们对负面数据（如感染率、死亡率）的敏感度要比对正面数据（如治愈率）的敏感度高，负面的信息更多地影响着人们对风险的评价。因此，有必要强化对治愈率和新增治愈人数的宣传。
　　问：随着SARS疫情在各地的逐渐消退，各级政府目前都在准备一系列的经济重建活动。事实上，SARS不仅造成了经济上的损失，也造成了社会心理和民众信心的创伤。对此，我们应该如何作为？
　　答：政府的重建和推广工作应该包括恢复心理健康和重建民众信心。为使国际社会恢复对中国的信心，开展一些国际推广活动是必要的，例如领导人互访。与此同时，政府也应在全社会继续广泛开展公共卫生整治和精神文明建设，不断巩固在防治SARS行动中以沉重代价换来的成果。（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