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回答社会发展中提出的新问题

第8版(学术动态)
专栏：

努力回答社会发展中提出的新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李培林
　　社会学
　　非典与地震、洪水等其他自然灾害有很大不同，它具有某些现代风险的特征，而且不是一个简单事故。这就提醒我们，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学已不能用传统的方法来研究和应对非典这类新型风险事件。
　　分析非典事件对社会学研究的影响，必须了解社会学的发展历程和研究对象。从起源来看，社会学的产生与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和社会冲突有关，它的主旨就是通过社会的改进来实现社会的进步和协调发展。但长期以来，社会学关注更多的是常态社会，坚信人的理性力量和社会发展的有序性，认为在社会发展领域不存在无法追寻因果关系的“裂变”和“突进”。所以，即便是专门研究社会问题的“越轨社会学”、“灾害社会学”等，也都是从常态社会的角度来考虑。社会学对失业、贫富差距、环境污染等社会问题的研究，也都是把这些社会问题视为常态社会秩序的“失范”。
　　当然，社会学研究中也有一个悲观主义的危机学派，特别是20世纪60—70年代，正当西方发达国家陶醉于高增长、高消费的黄金时代时，罗马俱乐部发表了《增长的极限》的研究报告，一些学者对人口激增、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等发出了警告。近年来，也有一些学者从文化角度提出了同样的看法。但总的看，这些看法通常被社会学研究主流排除在规范研究之外。直到德国著名社会学家贝克和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通过规范研究提出风险社会的理论，国际社会学界才开始认真思考：我们是不是真的面对一个新的不同于传统常态社会的风险社会？但在国内社会学界，由于大家集中关注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开放中的发展问题，因而还没有来得及反思和认识风险社会理论对研究分析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价值。
　　风险社会理论认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推进和信息化程度的快速提高，世界正在进入一个不同于传统现代化社会的风险社会，社会突发性危机的不确定性、不可预见性和迅速扩散性都日益增强。其基本特征，一是突发危机不再是孤立的，不是像贫困、饥饿那样只威胁贫穷的人群和国家，其影响是全面而扩散的；二是社会风险不是传统的可见、可统计、可预测的威胁；三是危机一旦突发，人们会借助现代信息手段和自组织渠道，使不信任和恐惧迅速传播；四是当今的社会风险是反思现代性的产物，意思是我们创造的征服力量和技术手段越来越难以控制和驾驭，它有可能像脱缰的野马，毁灭我们所创造的一切。应对传统危机，人类设计出“警察型秩序国家”；但应对现代危机，则需要依靠“警戒型秩序国家”，这是一个包括政府动员能力、科技学术支撑能力、预警和快速反应能力等的整体应对系统。
　　从抗击非典的过程中我们已经看到，从政府的动员和调度、资金的划拨和筹集、相关急缺物资的供给、群众生活的安排、疫情信息的迅速收集和通报以及分析病原体种类、研究抗病药品，一直到村庄路口的把守与警戒等，这是一个整体的警戒系统，然而我们过去并没有作出这样的制度与机制安排。在目前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领域，有没有潜伏的类似危机的征兆？对下一次可能发生的类似危机和非类似危机，我们如何预警和应对？所有这些，都要求社会学研究与时俱进，把握新的发展阶段的新的风险特征，努力回答社会发展中提出的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