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猿人及其文化性质的讨论

第5版()
专栏：学术动态

关于中国猿人及其文化性质的讨论
中国猿人及其文化性质的问题，是目前考古学和古人类学界正在讨论的一个问题。最近，中山大学历史系梁钊韬［zhāo-tāo］副教授就这个问题在该校作了一次学术报告。
关于对“曙石器问题”这一争论的认识，报告人不同意裴文中认为“曙石器”的基本问题就是如何区别人工与非人工打制石器的说法。他说，这并不只是一个考古学技术问题，而是在学术领域上涉及西方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民族学、人类学和考古学的理论问题，进化论与反进化论（种族主义论）斗争的实质问题，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世界观问题等。报告人也不同意裴文中说的关于中国猿人及其文化的意见分歧，就是西方学术界中争论近百年而没有解决的“曙石器”问题，并借以否定中国猿人以前有更原始的文化存在。他认为目前我们讨论中国猿人及其文化的性质问题是属于追求真理的学术探讨，应该严格地同西方种族主义论者所进行的“曙石器问题”的争吵区别开来。
在谈到中国猿人及其文化之前是不是还有更原始的人类和文化存在的问题时，报告人的意见是肯定的。他说，根据南方古猿的体质特征来考虑曙石器时代出现于第三纪末和第四纪初，这就是完全合理的。否定旧石器时代初期之前有更早的人类和文化的存在，就无异暗示人类曾经有过无工具无文化的时代，否定人类“第一把石制工具”存在的可能，把曙石器等同于假石器，而一笔勾销了人类这一段历史。
对于那些认为在第三纪中新世以前已经有人工制作的
“曙石器”存在的说法，报告人指出，如果认为只有原始的古猿存在，还没有人类（猿人）存在的第三纪中新世和渐新世的地层中，竟存在着人工制作的“曙石器”，那在实际上就是暗示“上帝创造”的“人”已与古猿共存。
在划分人与动物的界线问题上，报告人对吴汝康的一些提法表示怀疑。他说，既然劳动是划分“从猿到人”的界线，而劳动开始于能制造和使用工具，那末在人类“第一把石制工具”出现的前后，只能划分为猿（古猿）与人（猿人）。吴汝康把界线划在所谓“生物人”（或“前人”）与“社会人”（或“真人”）之间的提法是不妥当的，因为有了人就有了社会和语言，人之前只有猿（古猿），只有动物，并无所谓“生物人”或“前人”。报告人认为也不可能有一个人类使用天然石块和使用木器的时代。至于吴汝康说的人的系统从猿的系统分出来的时期是在第三纪的中新世或更早，大约在一、二千万年以前，报告人认为这也是值得怀疑的。他指出，倘若人与猿分枝以后，人类经过了一、二千万年的使用天然石块时代，然后制造工具，那就无异说，先有了人然后才出现劳动工具。
报告人认为，探讨中国猿人及其文化性质这一问题，仅从石器制法的实验和鉴别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还须把人类化石和文化及其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地质学年代等加以全面的综合研究。他还指出中国猿人的体质特征和文化所表现的原始性和进步性是统一的和相互适应的，并列举材料说明中国猿人之前必定还有更原始的人类和文化存在。
此外，关于中国猿人的“骨器”问题，报告人认为骨料的被利用是在渔猎经济中才被提到重要的地位，而渔猎经济是出现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因此，在此以前的所谓“骨器”只是偶然使用的一些骨头而不成为“器”，所以中国猿人的“骨器”不是骨器。
（杨式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