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南下奋斗一生——纪念廖志高同志九十诞辰

第8版(纪念与回忆)
专栏：

　　北上南下奋斗一生
　　——纪念廖志高同志九十诞辰
　　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
　　廖志高于1935年在四川冕宁县参加红军长征，抗日战争时期是四川地下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解放战争中随党中央毛主席转战陕北，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西康、四川、福建省委第一书记。他是党的七大代表，八届、十届中央候补委员，十一届中央委员，十二届中顾委委员。2000年8月在京逝世。今年5月20日是他90诞辰，人们十分怀念这位把毕生精力奉献给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跟随党中央转战南北
20世纪30年代初期，四川的革命运动屡遭敌人疯狂镇压，一批又一批共产党员被拘捕和杀戮。1930年考入设在西昌的四川省立第二师范学校的廖志高，受进步势力影响，积极阅读革命书刊，参加进步活动，进而成为学生组织的领导骨干，于1934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党的支部负责人。
　　1935年5月，中央红军摆脱敌军围追堵截，巧渡金沙江后进入西昌地区。廖志高以坚定的革命信念，主动与地下党同学商量各回家乡迎接红军。他回到冕宁石龙乡，宣传党的主张，组织群众插红旗、贴标语，迎接红军的到来。
　　红军总政治部途经廖志高的家乡，李维汉、蔡畅等同志对他的工作很满意，要他暂留石龙乡继续工作。红军攻占冕宁县城后，于5月23日成立冕宁县革命委员会。当时，党中央曾决定从红军中抽调一些干部，会同地下党在冕宁、越西一带建立革命武装，开展游击战争。
　　会后不久，党中央、毛主席根据红军先头部队攻占安顺场和越西县城后了解到的实际情况，进一步分析研究后认为这一带还不具备开展游击战争的条件，因而改变原定计划，紧急通知廖志高他们立即赶到安顺场随军北上。就这样，廖志高毅然离开家乡，跟随中央红军参加了亘古未有的长征。
　　长征途中，廖志高历任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中央粮委、长征先遣工作团干事，中央直属警卫营地方工作组组长、党总支委员。每到一地他就抓紧了解情况，发动群众没收地主、土豪财物分给群众，同时为红军部队筹集粮款，补充给养，直到长征胜利结束抵达陕北。
　　1937年11月，中央决定成立四川省工委，邹风平任书记，廖志高任副书记。邹风平、廖志高于12月14日到达成都后，立即分别同张曙时、罗世文接头了解情况。当时全川只有罗世文、张曙时两人分别联系和领导的80多名党员，分散在成都、重庆和宜宾、泸州等地。经他们商定，除了统战、情报工作需要的20多人外，其余全部移交省工委。另外，抗日救亡进步团体中还有一些失掉关系的党员，需要进行审查清理。为此，他们在平安桥天主教堂旁租了个小院，选定了几位党员，很快建立了省工委机关，着手清理党的组织关系。到1938年春，恢复了关系的党员达300多人，同时还以成都、重庆、南充、泸州为中心建立了党的地下组织，为进一步大量发展党员和加强党对抗日救亡活动的领导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抗战时期，重庆屡遭日寇狂轰滥炸，住在城内的南方局急需在市郊建立疏散地点。廖志高主动承担这一任务，作了大量工作，最后选定红岩嘴的一所农场，隐蔽幽静，躲避敌机空袭和防范特务监视都很理想；农场主人饶国模女士思想开明，其兄为黄花岗烈士，三个儿女都是地下党员。因此，一经联系就慨然允诺。由于廖志高完成任务及时，南方局机关和领导同志在当年日寇“5·3”、“5·4”大轰炸时得以安全转移。后来经过兴建成为闻名遐迩的“红岩村”。
　　1947年3月，国民党胡宗南部进犯延安，党中央和各直属机关主动撤离，分别组成“前方”、“后方”和“中央”三个工委。前委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带领少数精干人员留在陕北坚持斗争，指挥全国解放战争。时在中组部工作的廖志高被部里确定跟随党中央毛主席留在陕北。报到时，任弼时找他谈话：“中央决定从各直属机关抽调干部270多人留在陕北，按军事编制组建一支中央直属队，番号暂定为三支队（又称AA嵛纵队），主要任务是保卫毛主席、党中央的绝对安全，做好各项服务工作，保证中央顺利地指挥陕北和全国的解放战争。“这个支队由任弼时任司令员，陆定一任政委，叶子龙任参谋长，廖志高任政治部主任。陕北条件艰苦，支队责任重大。廖志高愉快地接受了任务。
　　挺进西南建设川康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央在讨论进军西南和西南各省区领导干部配备时，鉴于西康省情况复杂，任务繁重，经毛主席提名，中央确定廖志高去西康任区党委书记、省政府主席、军区政委。1950年2月，廖志高和刘忠率领六十二军进军西康。当时，西康是全国除西藏外最后解放的新区，又是藏、彝、汉等多民族省份，民族矛盾很深，袍哥帮会林立，国民党部队残余和潜伏特务同当地反动势力勾结为患，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廖志高入康后，首先抓住社会安定这一关键环节，集中力量击溃和歼灭了胡宗南盘踞在康定、西昌的两股残余势力，完成西康全境解放，又立即建立人民武装自卫队，深入开展“剿匪肃特”，先后歼敌4.7万余人，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妄图在西康负隅挣扎和本省反动势力企图依靠胡宗南残部搞复辟的幻想。在汉区的民主改革中，廖志高从旧西康“烟、抢、匪遍地，军、警、特横行”，人民生活极端贫困的实际出发，有针对性地开展清匪反霸、土改镇反斗争和恢复经济等工作，很快就出现了社会秩序安定、人民生活改善的新局面。
　　十八军进军西藏必经西康，所需军用物资数量大、时间紧，当时康藏公路尚未修通，只能靠人、畜力运输。西康刚刚解放，本省工作紧迫繁重，困难重重，但在解放西藏这一大局面前，廖志高毫不犹豫地承担了这一艰巨任务。他通过夏格刀登等在藏区有威望和实力的上层人物出面，组成“支援委员会”，组织了7万多民工抢修康藏公路；组织牛马10万余头，为十八军驮运各种物资共26万余驮；帮助十八军购粮100余万公斤、牦牛2万余头和烧柴、马草1000多万公斤，及时圆满地完成了任务。西南局邓小平对西康团结上层和支援进藏部队的工作十分满意，他曾说过：“夏格刀登等人做的这些事情，我们哪个能办到？只有团结好上层才能办到。”
　　为了维护民族地区的社会治安，加快生产建设和培养民族干部，廖志高和区党委根据藏彝地区实际和民族工作的特点，报经中央军委批准，于1952年11月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藏民团和彝民团，充分发挥其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和干部学校的作用。中央给予很高评价：“建立民族武装，不仅能维护地方治安，而且可以通过这一组织培养民族干部，西康省的藏民团和彝民团便是成效卓著的见证。”
　　川康合省以后，廖志高先后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三、第一书记。他在领导四川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工作中，深入调查研究，认真探索总结，为党的民族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得到了党中央、毛主席的充分肯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由于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从1959年开始，四川的经济建设遭到严重挫折，连续三年陷于十分困难境地。当时，廖志高分管农村工作，不可避免地也出现了一些失误。面对这些困难和挫折，他以对党对人民负责、有错必纠的精神，抓住贯彻《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和三年调整的有利时机，认真落实下放基本核算单位、停办公共食堂、恢复自留地和允许私人养猪等一系列纠“左”措施，为调整四川农村政策、恢复农业生产做了大量工作，很快就取得了显著成效。到1965年，全省农业总产值三年增长30.9％。1965年2月，廖志高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他认真履行领导职责，根据本省的实际情况，模范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推动经济、文化建设事业的全面发展，使四川面貌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
　　受命主政福建鞠躬尽瘁
1974年11月，中央任命廖志高为福建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福州军区政委。临行前，他参加中央政治局讨论福建工作的会议，邓小平、叶剑英等在谈话中指出：福建面对台澎金马，敌情严重；沿海是侨区，敏感问题很多；目前派性严重，社会秩序混乱，工农业生产下降，情况复杂，问题不少。去了以后一定要积极稳妥地认真加以解决。叶剑英还说：“你原来一直在西南大后方工作，现在到东南沿海前线，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加上你是四川人，对福建的历史和现状很不熟悉，语言又不通，去后可能会遇到很多困难，一定要下决心克服困难，长期在福建干到老。从现在起，你就是福建人了。”几位老同志语重心长的嘱咐，给予廖志高极大的鼓舞。
　　粉碎“四人帮”后，中央批准廖志高赴京治病，身体稍有恢复。1977年1月12日，中央领导同志找他谈话，对他身受“四人帮”打击迫害仍坚持斗争的精神慰勉有加，充分肯定成绩，要他尽快回福建主持工作。“重灾区”重建的艰巨任务再一次落到廖志高肩上。他回到福建后，不顾身体虚弱，对全省工作重新部署，在揭批“四人帮”及其帮派势力的同时全面整顿，使全省工作重新走上正轨，社会秩序日趋稳定，工农业生产又得以恢复和发展。1977年全省工农业产值比上年增长15％，1978年再增23％。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廖志高结合福建省的实际，认真贯彻执行“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的轨道上来”的战略决策和邓小平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重要指示。1979年初，他和省长马兴元提出“突破中间，武装两头”的设想，要求集中力量把轻工业搞上去，加快积累资金，用以武装农业和基础工业这“两头”。同年7月，中央决定广东、福建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试办经济特区。廖志高及时提出要加快“突破中间”的步伐，积极吸收外资、侨资，扩大出口创汇。为此先后组建了华福公司和华闽公司，兴办了与日本、美国合作的福日电视机有限公司和厦门烟草公司，积极支持兴办其它对外合作项目，使福建省的对外开放迈出了具有开拓性的第一步。在筹建厦门特区的起步工作中，廖志高从选址、基础设施建设和筹组特区领导班子，都做了大量工作。廖志高在粉碎“四人帮”后几年的辛勤努力，为福建省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鞠躬尽瘁、无私忘我的工作，加上“文革”中两度遭受折磨摧残，终于彻底摧垮了廖志高已经十分孱弱的身体。1980年8月，他突发脑血栓导致半身瘫痪，经一年多治疗仍无明显好转，难以再负担繁重的工作。1982年2月，中央调他到京任中组部顾问，后被选为中顾委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