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的“心”与散文的美

第15版(大地·文艺评论)
专栏：文论天地

散文的“心”与散文的美
曾镇南
　　当年郁达夫在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卷》时，曾提出寻找“散文的心”的主张。他说：“我以为一篇散文的最重要的内容，第一要寻这‘散文的心’；照中国的旧式的说法，就是一篇的作意，在外国修辞学里，或称作主题或叫它要旨的。”就一篇散文而论，须寻其心而衡之，也就是寻求其思想价值予以适当的评价；就一个时期或一个时代的散文总体而论，也要寻其作者群体之大心，找出其总体的思想价值而考量之。对于空心无魂或病心有害的文章或文章流派，读者、评论家当批评之，弃置之。中国的传统是，读其文章，见其为人，衡文与衡人是统一的。论文不论心，或论心存苟且，那难免像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了。
　　在大多数情况下，散文创作的取材是具体而微的，但它的“心”，却可以是深刻宏大的。记岳阳楼，可以拓展“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襟怀；记捕蛇者，可以激起“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的愤怒；述内蒙古访古的见闻，可以见历史学家探究民族兴衰的深沉思考；忆“昨夜西风凋碧树”的个人遭厄的惨烈经历，可以见文学家坚韧著书、垂鉴后人的良苦用心。总之，散文之心，可以关乎天下兴亡，世事递嬗。这就对作者的人品器识，思想道德修养，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在这方面，我觉得严肃的作者，应该是高其标的、严其文则的。“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就上不就下，求高不趋低，才能保证创作的思想质量。
　　对散文的“心”也有一种看法，认为这主要是一种纯情或诗意，与理无涉。这种误解导致了滥用抒怀或强索诗意的所谓美而飘的散文大量出现。对此，孙犁在谈中国古代散文的优长之处时，明确指出：“中国古代散文，其取胜之处，从不在诗，而在于理。它从具体事物写起，然后引申出一种见解、一种道理。这种见解和道理，因为是从实际出发的，就为人们所承认、信服，如此形成了这篇散文的生命。”这可谓对散文的知“心”之论，对于廓清俗见，一扫浮华，推动散文趋于正道，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散文的“心”，是深藏、包裹在散文的血肉里的。也就是说，主题是在散文的血肉饱满的内容里孕育、生长、生发、表达出来的。一篇好的散文，其内容应该言之有物，从具体事物的描摹、绘状入手，表现社会现实、人生实际。有所感发，也是笼万物于笔端，感从事出，及物生情，完全建立在对具体事物的艺术掌握上。孙犁在回答那种主张“空灵的散文”的人时说：“所谓空灵，就像山石有窍，有窍才是好的山石，但窍是在石头上产生的，是有所依附的。如果没有石，窍就不存在了。”他用一个妙喻，把那种镂空的散文写作的幻术给捅破了。是的，石之不存，窍将焉附？从求切实入手，以主观反映客观，散文创作就会有源头活水，时代形象和时代感觉也会联翩而至；从求空灵入手，凌虚蹈空，谈文说梦，置客观的大千世界于不顾，一味地主观膨胀，在“内视”、“内宇宙”上下功夫，散文创作就会走入苍白干枯、邪僻不祥之路。
　　散文的内容要切实，着重客观，但并不是说可以不要主观态度、主观情理的灌注。主观的真诚，对散文创作是至关紧要的。一般地说，散文作者对自己所写的具体事物，都应该是亲历亲见、并有所感发的。散文多用第一人称，即使用别的人称叙写，也仿佛有一个“我”徘徊于字里行间。在散文之中，“我”是不假服饰，衫履随意，以本色本相亲炙读者的。说散文最具自我色彩，最见性情，说散文贵在有真我，这都是深谙这一文体的独特风神之论。各种文体，无不以真实自然为贵。但散文的真，不是小说、戏剧的那种幻设之真，不是诗歌那种意境之真，也不完全是通讯、特写那种事实之真，它主要的是作者为文时流露出的那种展“我”的意态之真。当然，散文所记之人与事，也是不容捏造的，但它不求巨细无遗、原委曲包，只要作到存其大体、得其形神也就可以了。它有时不妨有所疏略，但却绝不能编造。大的情节不能编造，小的细节也不能编造。一露编造之痕，就会产生幻灭感，危及散文的生命。
　　散文美的另外一个要素是含蓄。散文的含蓄，见之于体式，就是要求清爽精炼，简短隽永。林语堂认为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倾向于文字的绝端简约”，的确道出了古典文言散文的一个重要的美学特点。这种“绝端简约”的追求，“简炼专注”的笔法，历经文言白话之变，到了现代散文的领域里，自然会发生一些变化，会出现一些堂庑阔大，文气丰沛，宏于中而肆于外的长文；但就散文这一体式的常态和定数而言，清爽精炼，简短隽永，仍然是散文作者应加宝爱的。在素材的处理上，散文作者要下一番剪裁笔削的功夫。在语言的提炼上，要以朴素自然为尚，讲究含蓄，节外生枝，累赘琐碎，是为大忌。要有曲折，有控制，有余想。要懂得“至乐不笑”、“长歌当哭”、“似谲而正”、“主彼写此”、“无声胜有声”、“咫尺论万里”等等语言上微妙的美学道理。朱自清曾说过，好的散文的语言风格是“朴素之风华，忠厚之幽默，平淡之腴丰，就是说含蓄的最好。”当然，散文的语言还要讲究自然，讲究声调，讲究色彩，但总以归于敛凝含蓄为要。
　　对于中国，刚刚过去不久的20世纪，是一个发生了天翻地覆变化的世纪。战争和动扰、革命和改革、破坏和建设，这一切汇成了在中国引起了持久而猛烈的社会震荡的历史风暴。一个古老的、农业的、封闭的、停滞的中国，就在这历史风暴的洗礼中，逐步向一个年轻的、现代的、开放的、发展的中国变化。“兴衰系于时序，文变染乎世情”。作为“一切作家的身份证”的散文，在这样一个大时代中，必然会与世同变，与时俱进，个性纷呈，气象万千。20世纪中国作家在散文创作上的努力，在文学史上是留下了独具的光彩的。
　　从20世纪散文史的整体观之，几次大的“文变”与大的历史变动、历史事件的互动呼应关系，是非常之明显的。“五四”运动前后，文言一变而为白话，散文发生了旷古未有之巨变，影响之深巨，被覆整个20世纪。30年代以鲁迅为首的文化新军之崛起，左翼文艺运动之勃兴，此散文观念、散文思想影响于散文的衡文标尺者极大。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所引起的整个文学面貌的革新浪潮，自然对散文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一次文变开始时仅限于解放区，尔后声势渐大，至1949年后便有了全国的规模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国当代散文史，就是以这次文变为序曲，拉开了自己的序幕。五六十年代，从总体上看，成绩不能低估，经验应该重视。对这一段散文史近来有一种过于贬抑的倾向，我觉得是缺乏历史眼光的。“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衡文鉴人，还是顾及整个社会状态，避免苛求前贤为好。至于“文革”之变，那是对一切优秀散文不论古今中外的“颠覆”，是对一切固有的散文美学观念的“扫荡”，是一次真正的文化史、散文史的“断裂”。新时期散文像浴火的凤凰重生了，在中国当代散文史上划出了一个新时代。这时期散文的天地，最是海阔天空；散文的样式，最是深涵万汇；散文的写法，最是灵捷多变；散文的个性，最是舒展自如。
　　中国现当代散文的“心”与美的特性，就是在这样一个波澜壮阔、气象万千的历史长河中涵育、形成、发展起来的。当代散文创作，应该继承这一优良传统，汲取新的时代生活的营养，为涵育民族的大心，弘扬民族文化的真美，谱写出新的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