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道”

第6版()
专栏：书话

“人道”
晦庵
《新社会》被禁以后，秋白、西谛［dì］等又合办《人道》月刊，仍用“社会实进会”名义发行，只出了一期。根据西谛在纪念秋白同志文章里的回忆，这个刊名原来是他拟定的，秋白同志表示不赞成，却没有提出别的名称，其他几个人又都同意了，因此便确定下来。当时大概有过一阵辩论。秋白同志生前提起过这件事，他说：“此后北京青年思想，渐渐的转移，趋重于哲学方面，人生观方面。也像俄国新思想运动中的烦闷时代似的，‘烦闷究竟是什么？不知道。’于是我们组织一月刊《人道》。《人道》和《新社会》的倾向已经不大相同。——要求社会问题唯心的解决。振铎［duó］的倾向最明了，我的辩论也就不足为重；唯物史观的意义反正当时大家都不懂得。”《人道》的出现说明西谛的曲折经历的开始，他在创刊号上写了《人道主义》，并且介绍泰戈尔，看来正是崇拜托尔斯泰的进一步的发展。秋白同志对刊物虽然很关心，但只发表了《新社会》没有登完的续稿《心的声音》，不久就出国去了，此后则走上共产主义的道路。从《新社会》到《人道》反映了进步知识分子思想的分化，秋白同志说的“不大相同”，指的便是这个。
我从这里得到一点小小的启发。现代文学史家应当重视材料，重视论证，给予一切在当时曾经起过作用的作家和作品以充分的历史的评价；然而材料和论证又必须和全人联系起来，和全面的发展情况联系起来。决不能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光读《人道》上的文章，固然不足以判断西谛，光读《新社会》上的文章，也同样不足以判断西谛。人是不容许分割的。迷信“孤证”，在个别论点上大做文章，这是一种危险的倾向。对于西谛是这样，对于所有文学史上的作家和作品同样是这样。（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