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观察——应对非典疫情下的心理恐慌

第14版(健康时空)
专栏：

社会学观察——
应对非典疫情下的心理恐慌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博士 冯仕政
　　编者按：人在面临突发性危机时，个体总会不同程度地产生焦虑不安、绝望无助甚至歇斯底里等心理反应，进而可能做出哄抢、排斥、攻击、伤害等社会性非理性行为。心理学上把这种现象称作“恐慌”。放眼中外，可以发现，危机事件出现时往往会伴随着恐慌现象的发生。
　　同样的，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在祖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地区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社会心理恐慌，无形中增加了防治工作正常开展的变数和难度。因此，以理性的态度认识这种社会心理现象，探求有效的解决之策，成为当务之急。为此，本版从社会大健康的角度出发，特约请专家撰写了这篇文章，对这种现象作一社会心理学的剖析，以飨读者。
　　如何看疫情中的心理恐慌
　　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恐慌是人的正常反应。然而，人类的恐慌心理固然有其生物性和本能性，但在本质上，它是一种有别于动物心理的高级社会心理。因此，我们应着眼于恐慌心理的社会性，从社会因素中寻找恐慌心理的根源和对策。
　　恐慌本质上是一种社会信任危机
　　从社会学角度看，恐慌本质上是一种社会信任危机，是个体对自己所处的环境丧失信任之后的应激性反应。人生在世，必然也必须对自己所生活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保持一定程度的信任。危险是随时存在的，但通常情况下，环境中的危险是相对稳定的。经过长期的体验和学习，人们可以预测和规避可能发生的危险，人与环境便建立起一种信任关系。这种信任关系保证了人类生活的安宁和祥和。比如，我们正是由于相信马路一般不会塌陷，所以才能够坦然地走在马路上；相信医院是救死扶伤之所，所以有病自然想到去医院。一个人如果总是担心马路会垮塌，总是怀疑医院的安全性，那他的生活就没有安宁可言了。
　　一旦发生危机事件，人与环境间这种和谐的信任关系就会被打破。所谓“危机”，就是环境中的风险结构突然改变，变得不可预测，通常的风险规避措施突然失去效用。这样一来，环境就不再是生活的安乐窝，而成了一个充满危险的陷阱。比如这次非典疫情中，平时大家非常信任的很多事物，一下子成了非典可能的传播途径：到图书馆借书可能因书而发生交叉感染，坐公共汽车可能因人与人之间距离太近而传染……病毒似乎无孔不入，危险似乎无处不在，人们无法不感到惶惑、焦虑、绝望或无助。有时，这种心理经过某种偶然因素的激发，就会爆发成恐慌，再经过相互暗示、模仿、感染，又会演变成更大规模的集体恐慌。这次北京非典危机的演变过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广东、香港发生疫情时，北京市民觉得非典还很遥远。但随着一些小道消息的传播，民众心理开始紧张。到4月20日疫情完全公开后，这种紧张心理猛然加剧。后来在“封城”等谣言的震动下，这种紧张心理终于迸发为持续两天的集中抢购风潮。
　　心理恐慌比灾害本身危害更大
　　社会学研究表明，心理恐慌造成严重的社会危害，且往往比灾难本身危害更大。
　　从个体角度讲，恐慌会造成个体认知混乱，判断能力和反应能力降低，反而不利于有效规避风险。据报道，这次非典疫情发生后，宁夏有8位住院病人，因为恐惧非典，不顾医生劝阻，坚持出院回家，结果因延误治疗时机不幸病逝。5月20日，山西一位患重感冒的农民误以为患了非典，竟服毒自杀。之所以发生这样的悲剧，正是因为恐慌使他们丧失了理智。不仅如此，恐慌还会造成生理功能紊乱，使身体免疫力下降，不但不能规避非典，反而增加染病的风险。特别是一些心因性疾病患者，精神紧张本身即可能导致生命危险。
　　从社会角度来讲，恐慌轻则造成社会波动，重则造成社会骚乱。面对非典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抑制社会流动，减少交叉感染，是最有效的非典防控措施之一。然而，疫情发生后，大批民工不听劝阻，纷纷回家“避疫”，给疾病控制带来很大困难。还有一些地方，则因恐慌而导致社会骚乱。如河北某县一些不法分子竟然要放火烧掉作为非典隔离区的宾馆，宣称要烧死那些“非典人”！而事实上，这些让他们恐惧万分的所谓“非典人”，不过是一些与非典患者有过接触的人。但在恐慌的驱动之下，这些不法分子丧失理智，进而丧失社会责任感，以致做出疯狂之举。
　　三层次健全社会信任机制
　　既然恐慌本质上是一种社会信任危机，那么，防范和化解社会恐慌的治本之策就是建立健全社会信任机制，建立或恢复人与环境之间的信任关系。这包括3个层次：制度、人格和技术。
　　制度层次：建立健全包括危机处理、社会整合和社会保障机制等社会制度
　　现代社会是高度制度化的社会，制度环境是每个人最重要的生活环境。个人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绝大部分社会资源都是按照某种制度规则配置给个人的。健全的社会制度，意味着个人能够及时、足额地获得应对危机所需要的社会资源，从而提高应对危机的信心，免受恐慌的困扰。这是克服社会恐慌的最长远、最基本的对策。
　　首先是建立健全危机处理机制，包括危机的预警、应对和善后机制。现代社会是高风险社会，有了危机处理机制，就能及时早期发现、识别和善后规避社会风险、弥补创伤和损失。这次非典疫情，由最初的一两个患者演变成波及全球的危机事件，暴露了我们在危机处理机制方面的诸多不足。不久前，我国政府出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鉴往知来，只有建立健全社会危机处理机制，才能有备无患，临危不乱。
　　其次是建立健全社会整合机制。这次非典事件表明，社会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各个社会阶层、社会群体唇齿相依，只有整个社会万众一心、和衷共济才能战胜非典。然而，我们以往的一些制度是排斥性、歧视性的，造成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的隔离，进而导致互不信任，一旦发生危机，就会转变成恐慌。这次非典疫情中，尽管有关部门采取了一系列保障措施，很多民工仍很恐慌，急欲离开，一些民工甚至带病回乡，表示“死也要死在家里”。为什么？我国长期实行的户籍制度，导致“城里人”和“乡下人”互相隔离，民工虽然在城市里工作和生活，对城市是羡慕的，但又是陌生的，甚至有点恐惧，以至发生这样的怪现象：你承诺给他的条件越优惠，他越觉得背后有阴谋，越要赶紧逃离。对此，我们不能简单地指责民工素质太低，缺乏社会责任感，而应该建立健全社会整合机制，取消那些排斥性的制度，增进社会团结和了解，才能真正做到“万众一心、众志成城”。
　　第三是建立健全社会保障机制。后顾之忧也是造成社会恐慌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保障机制很不完善，社会保障水平低，覆盖面小。特别是农村，很多地方连基本医疗条件都无法保证。所以，当非典袭来时，一些患者由于担心高额的医疗费用而讳疾忌医，甚至从医院逃跑。目前，政府规定凡患有非典者费用一律免费，这有助于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从而缓解社会恐慌。
　　人格层次：提高广大民众特别是干部的素质
　　个人素质，包括心理素质、道德素质和知识水平，对于防范和化解社会恐慌具有重要作用。这次非典事件中，一些人制造和散布谣言，造成或加剧了社会恐慌。反过来，对于高素质的人，就会“谣言止于智者”，自然不会陷入恐慌之中。
　　提高干部的素质尤其重要。在社会学中，关于恐慌有一个“紧急规范”理论。这个理论认为，人群在面临突发事件时，通常会产生一种“紧急规范”。“紧急规范”一旦产生，就会对其他人的行为起到导向作用。比如在发生火灾时，如果有人提第一桶水来救火，这个行为就成为“紧急规范”，大家就会冷静下来，跟着去提水救火；相反，如果有人第一个逃走，这个行为也将成为“紧急规范”，大家同样会仿效，争先恐后地逃跑。
　　在非典危机中，领导干部必须义不容辞地担当起建立“紧急规范”的第一责任人。如果领导干部不负责任，畏缩不前，甚至临阵脱逃，就会造成或加剧恐慌气氛。相反，如果领导干部临危不惧、科学决策，则会使群众感到放心，有助于克服恐慌。因此，必须努力提高领导干部的素质，一是政治素质，二是决策水平。这是对各级领导干部政治素质的一次重大考验。
　　技术层次：重视和发展危机干预的专业技能
　　首先是要依靠和发展科学技术。必须加大投入，加紧非典疫苗和药物的研制。在这次疫情中，科学家在很短时间内就抓住了非典元凶———冠状病毒，并完成了基因测序、试剂研制等一系列工作，极大地安抚了民心。只有从医学上彻底战胜非典疫魔，才能彻底消除社会恐慌。
　　另一方面，“科学防治”不应仅限于自然科学，同时也应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心理干预是克服非典恐慌时最应该采用的人文社会科学方法。必须加大心理干预的力度，提高心理干预的技巧。
　　心理干预首先是要通过宣传和教育，让群体对可能发生的或已经发生的危机形成一个正确的认识。以往一些部门和领导由于担心负面消息造成社会震荡，片面强调正面报道。殊不知，越是不报道负面新闻，民众对负面事件就越是缺乏心理承受能力。一旦负面事件溢出有关部门的掌握之外，就会造成更大的心理恐慌。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及时主动地发布信息，并跟踪舆情，适时进行引导，不能消极地期待“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也不能消极地等待“流言止于智者”。现在农村尚未有发生大规模疫情的迹象，但我们也绝不能掉以轻心，而应加大宣教等干预力度，防止一旦出现疫情而导致大规模的社会恐慌。
　　心理干预的另一方面，是对民众进行心理疏导，缓解心理压力，增强必胜信心。从小的方面说，各级领导干部要做好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宣传有关政策和知识，耐心地解答群众的疑问，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不能动辄采取高压政策或上纲上线。恐慌情绪是压不住的，越压越恐慌。在做这些工作时，应该考虑请专业的社会工作人员和心理治疗人员介入。
　　从大的方面来讲，政府必须加强危机公关技巧。“危机公关”是为了保持秩序和稳定而采取的必要心理干预策略，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作秀”、“玩花活”。从这次非典事件来看，政府的危机公关技巧还有待提高。埋头苦干固然不错，但民众如果不知道政府在干什么，也不利于克服社会恐慌。
　　健全社会制度、提高民众素质、发展专业技能分别是克服社会恐慌的长策、中策和短策，三者不可偏废。
　　建立和谐的社会结构是根本
　　通过这次非典危机，我们认识到：第一，个人与社会是息息相关的，如果没有健全的社会机制，个人连最基本的身体健康都难以保证。可以说，社会的健康与个人的健康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是“大健康”与“小健康”的关系。第二，社会问题绝不仅仅是“技术问题”，单靠自然科学技术是无法解决的。这次非典危机，表面上看是个医学问题，但背后其实隐藏着非常深刻的社会问题。因此，我们不仅要向自然科学寻求解决之道，更要向人文社会科学寻求解决之道。第三，整个社会必须协调发展。重经济发展，轻社会发展；重城市发展，轻农村发展；重科学技术进步，轻社会体制建设，或其他任何失衡的社会发展方式，结果都是危险的。
　　总之，我们必须反省一些以往习以为常的深层思想观念，重新审视和刷新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经济与社会的关系、政府与群众的关系、城市与农村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关系。用一句话说：建立和谐的社会结构，才是克服恐慌的根本应有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