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话晦庵 郑振铎与《新社会》

第6版()
专栏：

喜话晦庵
郑振铎与《新社会》
与鲁迅合编《北平笺谱》的西谛［dì］（郑振铎［duó］），于1958年10月17日赴开罗途中，飞机在苏联境内失事遇难。当时我还在上海。我的北来，最初即出于西谛动议，中间因为工作关系，几次三番，不能成行。当我终于来到北京的时候，不幸西谛已成古人。1959年周年忌日，曾往西郊八宝山墓地凭吊，默默地告诉他我已来到他的身边。晨曦［xī］满林，一碑耸［sǒng］立，回顾踯躅［zhí-zhú］，热泪夺眶。想起与西谛订交二十余年，我一直以后学的身份和他接近，向他请教。在私人交谊上，实在没有太多的话想说，他的渊博，他的坦率，他的气魄，他的勇往直前，的确给我以非常深刻的印象。三年以来，每当我接受一个新的任务，开始一项新的工作，自维小船重载，深惧颠覆的时候，就会想到：要是西谛在世的话，……嗬，嗬，一个人死后而能时时让人在这种场合缅怀他，这就足以说明他的生命的可贵与力量。
西谛写过诗，写过散文，写过小说。在这方面似乎很难说他有多少超越同辈人的地方，然而谈中国现代文学而不涉及西谛，却是一件难以设想的事情。在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中，他是串连南北的最热心的组织者，当时身居北京，却积极地写信给尚不认识的在上海的沈雁冰、胡愈之等，力促其成。他编过《文学研究会丛书》，编过出版时间长、影响大的《小说月报》、《文学》以及一脉相承的《文学季刊》、《文艺复兴》等重要刊物。还有一点，“五四”前后，西谛在北京李阁老胡同铁路管理学校读书，热烈投身学生运动，不仅是俄国文学介绍人之一，而且是社会主义思想的早期播种者，他和瞿秋白、耿济之、瞿世英、许地山合办的《新社会》旬刊，正如《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国民》、《少年中国》一样，在青年中也是一个旗帜鲜明、备受欢迎的刊物。不过由于很早即被禁止，刊物又较薄而不易保存，因而不大为人知道，就其作用来说，其实并不在一些大刊物之下。
《新社会》旬刊出版于1919年11月1日，开始为小报型一大张，自1920年1月1日第七期起，改为十六开本，每期十二页至十四页的单册，遇到专号则增加篇幅，共出至十九期。最后一期出版即被禁止，因此这一期和前面的单张，很少发现。中间的几期我曾见过。刊物用“社会实进会”名义发行。秋白同志几乎每期执笔，西谛则多至一期两三篇。他们揭起社会改革的旗子，提出例如婚姻、家庭、妇女特别是劳动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十七至十九期就都是“劳动号”。从整个倾向说来，虽然带着明显的改良主义色彩，却也有不少正确的主张。秋白同志以外，西谛曾经指出：“资本主义支配下的社会，已经没有存在的余地了！他的黑暗，他的劳力和消费量的分配的不平均，他的残酷，‘以人类为牺牲’，以及其他种种的罪恶，已经使生活在他底下的大多的人类，感着极端的痛苦，而想用各种的方法，做各种的运动群起而推翻之了！”因此他认为欧洲社会民主党一方面“信奉社会主义”，一方面又“不采用革命手段”，是“不彻底的、乡愿的、绅士的社会运动”，正轨的社会主义应该是“俄国的广义派”（第十一期《现代的社会改造运动》）。他又指出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工人不仅是做工的，简直是“一种货物”；“在社会主义底下，……没有被雇于人的，也没有雇人的。因此没有雇佣制度，而劳动问题，自然也不发生了。”（第十七期《什么是劳动问题？》）这些言论，在当时可以说十分难得。但由于种种限制，他既不能作进一步分析，甚至还把布尔什维克和安那其主义混为一谈，却又不免显得浮浅和模糊。当时的进步知识分子大抵都有这样的现象，秋白同志在《新俄国游记》里曾经提到这一点。
从《新社会》开始，西谛经历了一条曲折的道路，最后走入了真正的新社会。他对现代文学作出了很大的贡献，然而他的成就又决不止于现代文学一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