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文化地图——为《西南联大·昆明记忆》而作

第8版(大地·读书天地)
专栏：

城市的文化地图
——为《西南联大·昆明记忆》而作
汤世杰
　　边地云南，“二战”中有两件大事值得我们永世记取。一是滇西抗战，中国军民以三年多时光和十数万血肉之躯，与日军在怒江隔岸相峙，最终发起反攻，全歼入侵之敌，惨烈悲壮，浩气长存。一件则关乎文化——各地的文人学子，齐聚战时的昆明，群贤毕至，如灿烂群星，辉映边城。他们在极艰难的条件下，传道、授业、思索、研究、写作、创造，养成了一大批学界精英，文化血脉借此得以传承延续，成就了后世难以企及的辉煌。前者为武，后者为文，一文一武，皆可歌可泣，可圈可点，专家、学者，对之考证、研究、阐发者众，至今，仍时有新著问世。
　　余斌关注的是后者，所著《西南联大·昆明记忆》（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一题三卷，以著者在昆明历时多年的寻访为线，以20世纪40年代居于昆明的文化人散落四方的住处为点，经经纬纬铺撒开去，重现诸多文化人的寓所行止，日常起居，揭示当年昆明许多鲜为人知的文化风景，一如20世纪40年代战时昆明的文化地图，引我们徜徉其间；眼光，是当代文化研究者的眼光，笔触则温润怀旧，如拊掌闲谈，满眼战时风雨，书生颜色，读来兴味盎然。
　　昆明是个奇异的移民城市，偏远也实在偏远。当年交通不便，道路滞塞，从北京、天津、上海到昆明，或一路步行，辗转数省，或由经水路，绕道香港，风雨颠簸，都要吃些苦头。然时势所迫，数年间，仍有无数学人聚集于此。幸好当年的昆明，气度足够的大，不仅包容、融合了各种思潮，还让各种思索以它们自己的方式，在这里生长、壮大、开花、结果。
　　一座“西南联大”，因此造就了众多科技、人文精英，至今让人唏嘘感慨。有文章说，在美国某著名大学，出身于“西南联大”的博士、教授和研究人员，占了相当的比例。而当年的条件，却极简陋、极寒伧。看来所有优秀的文化成果，从来都不出在权位之家，也多与豪华别墅、妻妾如云无关。中国知识分子“价格”的低廉与智慧的超人，由此可见一斑。当年那些文化人，既无重点学科经费，也无“专家”补贴，既无藏书丰富的图书馆，也没有具有起码条件的实验室，躲警报钻地洞是常事，坐趟马车上班，已属奢侈，却一边著书立说，一边殚精竭虑地思索，一边走访民间探索调查。衣食住行都极为艰苦，庶几只可维持温饱。比如住，那些文化先驱、学界巨擘，并不都住在“联大”校园，倒是见缝插针，散居于昆明僻街陋巷，有的为避战火、求清静，甚而远遁至今仍属远郊的城市边缘。所谓安定，也非有厅堂楼阁，不过是临时租用的房子，或民宅、农舍，或古寺、旧庙，甚至是自建的简易房屋。据我所知，仅昆明北郊龙头村及附近的棕皮营、麦地村、司家营、落索坡一带，当时就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中国营造学社、清华文科研究所等几大研究机构和北平研究院社会研究所的工作站，租用当地的一些寺庙、祠堂，作为研究场所。在那里住过、工作过的著名人物，据一份不完全的名单所说，就有哲学家冯友兰、金岳霖，考古学家李济、梁思永，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政治学家钱端升，史学家傅斯年、顾颉刚、吴晗，语言学家李方桂、王力、罗常培，文学家朱自清、闻一多、陈梦家、光未然，音乐家查阜西等等。在昆明的大西门、文林街、青云街一带，如今看上去不起眼的一幢民宅，当年也藏龙卧虎，常有风云际会，高人出入。世事沧桑，人去楼空。那些房屋，或历经风雨，朽烂拆除，或遭遇改建，面目全非。尽管这些年来，人们对那些文化人的文化建树，已多有描述与探索，但那些留下过文气墨香的老屋，那批文化人当年的俭朴生活，在那样的环境中，他们究竟怎样过日子、做学问，怎样与当地人士相处等等，却仍少有人去涉及。
　　作者余斌乃有心之人，从上世纪90年代起，赶在城市扩建、大举拆迁之前，以闲暇时光，不辞辛苦，走街串巷，远赴郊野，费心费力地四处寻访，每查实一处，便欢呼雀跃，行诸文字，以昭告世人。往往他前脚刚走，拆迁大军便汹涌而至，真让人有失之分秒，便将痛然错失无可挽回之叹。初见余先生那些短文，每每惊讶余先生有那样的雅兴，也叹服余先生有那样老到、简捷与干练，又无处不浸透他温润性情的文字。不久，那批文章陆续见诸报端，编者、读者好评如潮，便是意料中事了——一个人，凡用心用功做的事，用了几份心、几份功，外人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
　　随后，《云南日报》的记者，多次报道他们如何跟随余先生，前往探访抗日战争时期文化人在昆明的旧居。足见社会、读者，对余先生的此类写作，有着怎样浓烈的兴趣。那时我想，如果按余先生的文章，将当年众多文化人的住所一一标记在昆明地图上，不就是一幅“二战”时期昆明的文化地图吗？这幅文化地图，奇特、新颖，迄今为止，在别的地方、别的城市，还没见过。一座城市，不能没有自己的文化地图。没有文化地图的城市，是缺乏底蕴的城市。余先生奉献的这幅文化地图，当然是历史绘制的，是当年客居昆明的文化人、知识分子，与昆明民众一起绘制的，用他们的生命、智慧、血性与良知。余先生的功劳，在于他锲而不舍地寻微访幽，辛勤重访，校勘订正，考察标记，才使得这幅战时昆明的文化地图，得以完整如初地奉献给当今的读者。
　　我所知道的余先生，乃儒雅之士，性情中人，说话做事，亲切平和，从不张扬，他的写作，无论专著、论文，还是随笔、小品，皆自主独立，属于真正的生命性写作，于精微雅致之中，深藏智性的创见，善意的犀利与率性的独到。这样一幅“文化地图”，不是一幅精美却苍白的纸质印刷品，斑斓杂驳，却鲜活跳脱，凸现出的是那一代文化精英的人格魅力、血性与体温，有着沉沉的分量。一个城市，当然不止一幅文化地图。来日若要为当代昆明绘一幅新的文化地图，余先生已用自己的方式，标明了自己的方位。这就足够了，我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