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文化赋值”

第9版(理论)
专栏：学者论学问

　　再谈“文化赋值”
　　辽宁省作协 王充闾
　　事物有了文化内涵，就有了较高的知名度、生命力和影响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意味着不尽的财富。因此，许多企业、地方开始注意打文化牌，发挥名人效应。古代也懂得争名人。诸葛亮的故乡在山东，这没有什么可争的，于是人们便在他的隐居地上做文章，襄阳人说隆中在襄阳，南阳人说卧龙岗在南阳，争得不亦乐乎。汉高祖刘邦有个宠姬叫戚夫人，儿子是赵王如意。子以母贵，刘邦想废掉太子刘盈，立如意为太子。刘盈的母亲吕后着急了，便找张良出主意。张良说，这件事不能靠口舌言语来争取，解决问题得靠“商山四皓”———隐居在商山的四个白胡子老头。刘邦曾费尽心机，想请四老来辅政，但由于他总是侮辱人，四老不理他。不过刘邦对四老还是异常敬重的。张良告诉吕后，要让太子备上安车驷马，不惜重金财帛，恭恭敬敬地邀请四位老人出山，把他们奉为上宾，经常与他们交往、议事，并且要让皇上能看到这种场景。太子遵命而行，四老果然来了，和太子结为忘年挚友。一个偶然机会，刘邦发现了此事，大感惊异。交谈中，四位老人争相叙说太子的贤能。于是，刘邦打消了更换太子的念头。
　　如果说，文化品牌、文化标识、名人效应等等属于“文化赋值”的浅层次的话，那么，深层次的“文化赋值”应该体现在把人类的文化成果尽可能地渗透、融合到各种事物的内质中去，使人们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随时随地能品味到文化的蕴含，饱享文化的滋养。在城市建设中，“文化赋值”体现得最为明显。城市的灵魂是物化背后的文化生命。城市如果缺乏人文特色，就会失去魅力和光彩。明代学者文震亨提出：好的建筑环境，应该让人进入“三忘”境界：居之者忘老，寓之者忘归，游之者忘倦。达到这种境界，要做的工作很多。单就城市雕塑来说，其文化蕴含体现在记录历史、反映传统、陶冶情操、审美享受和象征城市文明、弘扬城市精神等诸多方面。任何真正具有艺术价值的城市雕塑一旦形成，便会作为民族文化的永久性物化形态存在下去。而且，由于城市雕塑代表着一个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价值观念和审美探索，体现着超越物质生活的精神追求，是对生活方式最佳标准的艺术表达，因而具有文化开拓的意义。城市雕塑的心理调适功能尤其不能忽视。人类在城市化过程中，一方面得以创造和享受城市的物质文明，物质生活的质量大大提高；另一方面，现代城市生活中所产生的种种矛盾，又使人的精神生活出现了新的困扰。这就有赖于公共政策的调适，其中公共艺术包括城市雕塑、公共绿地等，都会起到良好的缓解作用。
　　再以汽车发展为例。从新世纪开始，中国进入家庭轿车时代的步伐明显加快，因此亟须针对可能出现的价值观冲突，从文化角度来研究汽车的发展策略。从汽车会带来巨大经济效益、促进经济发展的角度看，无疑会主张加快发展；而站在环保立场上，站在崇尚人文价值的角度，则会持不同态度。其实，两方面所坚持的都有道理，相辅相成，不可偏废，因而不是谁是谁非、留此去彼的问题，而是如何兼顾、如何整合的问题，使之更趋合理，也就是实现经济价值可持续化、生态价值现实化、人文价值理性化，从而更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在这方面，长春一汽比较自觉，他们提出人、车、社会和谐发展的价值观，其突出特征就是以关爱人和社会为导向，把员工、用户、产品、环境、社会等要素之间的互动结合起来：一是崇尚人本，追求人与人的和谐；二是体现绿色追求，实现低消耗、低排放、无车祸，创造人与社会、人与环境的和谐；三是对社会承诺的追求，承担关爱社会、造福人类的责任。三方面价值观应如何整合，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应由专门机构去研讨，我在这里想说的是，人们应该从“文化赋值”的角度，找出现时生产、营销的策略，以便在市场竞争中形成独特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