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论农业和工业的关系
俞明仁
农业落后于工业的历史现象可以克服
工业和农业是国民经济中的两大物质生产部门，它们之间是互相依赖互相促进的关系。农业给工业提供粮食和各种原材料，提供工业品的销售市场和不断向工业输送强壮的劳动力；现代工业则给农业生产提供重要的劳动资料和给农村居民提供日用工业消费品，它可以促进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和满足农民生活用品的需要。因此，农业是工业借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现代工业则是农业技术发展和提高的最重要的源泉。
如果撇开久已存在的手工业不谈，现代工业是在历史发展的资本主义阶段才开始出现的。资本主义工业的发生和发展，除了其他条件之外，还要以农业的发展为条件。马克思曾经指出：“本国农业或者外国农业的一定发展程度，是资本的发展基础。”（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一卷，第42页）
但是，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中，毫无例外地农业总是落后于工业的发展。这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性。列宁指出：“农业的发展落后于工业，这是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所固有的现象，是国民经济各部门间的比例遭到破坏、发生危机和物价高涨的最深刻的原因之一。”（“列宁全集”第二二卷第84页）
资本主义农业落后于工业，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后果。它使几千年来城市和乡村的对立进一步加深了，城市具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成为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而农村则长期陷于技术落后和愚昧无知的状态。这种情况严重地阻碍了整个社会的进步。农业落后于工业还使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遭到破坏，工业的畸形发展愈来愈需要殖民地提供农业原料和工业品的销售市场，形成资本主义世界工业国和农业国间的掠夺性质的国际分工。农业落后于工业使农产品的价格高昂，工人阶级的生活
日益恶化和工业品的成本提高，这一切都影响到工业的发展。农业落后于工业的矛盾，在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是根本无法克服的。但是，这种情况，在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会逐渐被克服的。马克思说过：“……工业比农业发展得更迅速这件事，本来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特征。但这是一个历史上的差异，是能够消灭的。”（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二卷，第247页）
农业发展对推动工业发展的巨大作用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与逐渐克服农业落后于工业的矛盾的同时，农业对工业发展的作用和意义比起资本主义来也大大提高了。社会主义农业不是消极地适应着工业的发展，而是积极地对工业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社会主义农业对工业发展的推动和促进作用，首先表现在提供人力资源方面。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人力来源依靠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产，依靠农村人口自发、盲目地流向城市；在那里存在着庞大的相对人口过剩。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农民根本不会发生破产的事情，失业现象也消灭了。这样，就需要有计划地在工业和农业之间调配劳动力，不断地从农业中调出大批劳动力来补充城市工业建设的需要；同时，在农村中也要腾出人手来从事中小型的工业生产。毛主席早就指出过：“农民——这是中国工人的前身。将来还要有几千万农民进入城市，进入工厂。如果中国需要建设强大的民族工业，建设很多的近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长过程。”要从农业中抽出人力来办工业，只有在农业不断发展的情况下才办得到。因此，在这里，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就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我国有五亿多农民，其中有二亿以上的劳动力和半劳动力，农业劳动生产率每增加1％，就能在保持农产总量不变的情形下腾出二百多万个整、半劳动力来。设若其中一半用之于增加农业生产，另一半投入工业生产，那么，转入工业生产的整、半劳动力就有一百多万人。因此，发展农业，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这对推动国家工业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
社会主义农业对工业发展的推动和促进作用的第二个方面是资金积累。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也曾从农业中吸取过资本，那是通过对农民小生产者的掠夺，通过不等价交换和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而得到的。同时，资产阶级的国家，也通过税收的形式掠夺农民阶级。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工业化成为工人和农民共同奋斗的目标，他们共同担负着积累工业化资金的任务。虽然，由于农业劳动生产率较低，与工人比较起来每个农民提供的积累也较少。但是由于我国农业人口数量占着绝对优势，因此，农民所能提供的工业化资金的数额是很多的。农业为工业积累资金主要有以下的一些形式：第一，通过农业税的形式。社会主义农民摆脱了地租的剥削，他们的生活因之得到了改善和提高，可以为国家工业化提供一定的资金积累。第二，国家通过向农村销售轻工业品，向农民收购农副土特产品，为工业化积累资金。第三，广大农民的储蓄存款，国家也可以将其一部分用到工业建设中去。
社会主义农业对工业发展的第三个促进作用是农业向工业提供粮食和原料。工业建设首先需要粮食，没有粮食，工人和城市人口就没有吃的。发展轻工业需要有农产原料，某些重工业部门也需要农副产品作为辅助材料。资本主义工业所需要的粮食和原料，是从农村自发地流入城市，价值规律自发地调节着粮食和原料的生产，以适应工业发展的要求。同时，资本主义国家还不断地从殖民地附属国取得粮食和原料（英国表现得最为明显）。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粮食和原料的生产都是有计划地进行的。这样，粮食和原料的生产，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工业建设的速度和规模。不仅轻工业是如此，重工业也往往是如此。从我国十年来经济建设的情况来看，凡是农业丰收之年，农业产量增长速度较快，当年或者次年的工业生产增长也就较快；反之，凡是自然灾害较大，影响农业增产，当年或者次年的工业增长速度也就较慢。1958年，我国国民经济的大跃进，也是从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开始的。
社会主义农业对工业发展的推动和促进作用，还表现在市场问题上。社会主义工业企业生产出来的工业品，必须销售出去，才能进行扩大再生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劳动人民的日益贫困化和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农业落后于工业是其最重要的要素之一），使工业品的销售遭到困难；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更使资本主义商业萧条，工业产品不易销售。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情况就完全相反。随着我国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和农民生活的不断提高，农村居民对工业品的需求也在日益增长。这是推动我国工业生产发展的一支巨大力量。我国从1952年到1958年，农民收入增长了42.9％，农业生产资料供应总额增长了373.8％，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毛主席在谈到工业发展的市场时，除了谈到轻工业和农业的密切关系之外，还着重强调了农业作为重工业市场的重要意义。他说：“重工业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这一点，目前还没有使人们看得很清楚。但是随着农业的技术改革逐步发展，农业的日益现代化，为农业服务的机械、肥料、水利建设、电力建设、运输建设、民用燃料、民用建筑材料等等将日益增多，重工业以农业为重要市场的情况，将会易于为人们所理解。”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指示，在我国农业逐步走向现代化的时候，显得十分重要。
可见任何忽视和低估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积极作用，认为农业只应该消极地适应着工业发展的观点，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对实际工作也是有害的。
以重工业为中心充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
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书中，进一步提醒我们，社会主义工业和农业发展关系的问题，是一个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他说：“这里所讲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毛泽东同志把工农业的关系提高到工业化道路问题上来认识，这对实际工作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告诉我们，实现国家工业化不仅仅是如何进行工业建设的问题，而且必须考虑如何建设农业的问题。并且后者还是前者的基础。毛泽东同志说：“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如果我们的农业能有更大的发展，使轻工业相应地有更多的发展，这对于整个国民经济会有好处。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资金，它就会更快地发展。”这个方针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的基本原理，符合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和我国社会经济的具体情况的。
根据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的原理，社会再生产划分为两大部类，即生产生产资料的第一部类和生产消费资料的第二部类。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前者主要表现为重工业，后者主要表现为农业和轻工业。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的关系，实际上主要表现为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马克思指出，为了进行扩大再生产，需要有：第一，追加的生产资料，第二，追加的消费资料，第三，追加的劳动力。追加的生产资料主要是由重工业生产的，追加的消费资料和劳动力则必须由农业和轻工业提供。在后者之中农业尤其重要。因为农业不但生产粮食和轻工业原料，而且还是扩大再生产中补充劳动力的巨大源泉。社会主义再生产是以高速度扩大再生产为特征的，因此，在经济建设过程中，不仅要优先发展重工业，而且要努力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忽视任何一个方面都会妨碍社会主义建设的高速度发展。
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既然表现了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的相互关系，因之它也就构成了国民经济比例中的最重要的内容。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其中最重要的也就是要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使其协调地互相配合地向前发展。因此，“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也是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所要求的。正确地执行这个方针，就能抓住国民经济中的战略性的比例关系，在这个基础上建立整个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工作，毛泽东同志在领导我国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在强调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同时，一再向我们提醒积极发展农业的重要性，就是这个道理。
从我国经济建设的经验来看，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它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1958年的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131.4％，同一时期工业总产值增长829.4％，工农业生产基本上是相适应的。今后要保证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既要继续发展工业，还必须首先保证农业的迅速发展。采取什么办法迅速发展农业呢？
马克思指出实现扩大再生产有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在技术不变条件下的扩大再生产，一种是在技术提高条件下的扩大再生产。当然，这两者在经济生活中是经常结合在一起的。以农业生产来说，前者的办法就是增加农业劳动力数量，延长劳动时间，提高劳动强度，在技术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扩大耕地面积和增加每亩地上的用工量等等；后者的办法是实现农业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实现农业的现代化。我们一向是十分重视农业技术改革的，农业八字宪法就是在我国情况下实行农业技术改革的科学总结。但是，由于我国过去的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工业不能给农业提供大量的机器、化肥、电力、汽车等等，因此，过去几年，农业技术改革只能在一定的规模上进行，在某些情况下，还不得不较多地采用第一种扩大再生产的形式。
现在，我们的情况要开始改变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已给我国的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1958年的大跃进和1959年的继续跃进，又使我国的工业建设获得更大发展。工业支援农业的力量大大增强了。1958年工业向农业提供的主要生产资料达三十一亿五千万元，相当于前五年提供的生产资料总和五十一亿九千万元的一半以上。并且，由于我们在工业建设上贯彻执行了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洋法生产和土法生产相结合的方针，已使我国的全国城乡都广布了一定的工业技术力量。此外，在我国农村已经建立起来的人民公社制度，可以容纳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不同程度的生产力，从而为生产的发展开辟了最广阔的道路，这就是说，我国实现农业技术改造的社会条件，也已经是充分具备了。今后应该以更多的力量去支援农业的现代化了。为要尽快地实现农业技术改造，重工业的生产必须大大增长，特别是要给农业生产更多的机械、农具、燃料、电力、化肥和建筑器材等等。同时，轻工业也要供应更多的生活日用品。因此，实现农业技术改造和迅速发展农业，也要求工业更快地发展。优先发展重工业，仍然是迫切的任务。忽视这一点，也是错误的。必须把优先发展重工业和迅速发展农业结合起来，才能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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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思想评论
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
李曼村
在目前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大量的事实证明：右倾机会主义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是密切相联的；因此，批判右倾机会主义，一定要挖掉个人主义的根子，批判个人主义，也一定要提高到反对右倾思想和保卫党的总路线的高度。
我们党从建党以来，就在党内不断地同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思想作斗争，为什么现在还会有人因为个人主义而堕落到右倾机会主义的泥坑里去呢？原因就在于个人主义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它是历史上阶级社会和私有制度的产物。是一切剥削阶级思想意识的核心。
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私有财产制度，少数人占有社会生产资料，占有大多数人的劳动产品时，就出现了靠剥削别人劳动来谋取个人幸福的剥削阶级，和遭受别人剥削而丧失自己幸福的被剥削阶级。于是就形成了人剥削人、人压迫人、人吃人的阶级社会。剥削阶级为了维护其私有财产制度和剥削制度，除了在经济上、政治上采取一系列的剥削和统治办法外，在意识形态领域内，也发展了一整套为剥削制度服务的精神武器，即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一切剥削阶级思想意识的核心，都是个人主义。它的实质是把少数人的幸福建立在损害大多数人幸福的基础上。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这种损人利己、唯利是图的个人主义发展到了顶峰，成为一种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并且具有极其虚伪和欺骗的性质。这就是资产阶级的极端个人主义。
无产阶级的阶级本性，是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和集体主义精神。这是由于它的阶级地位和跟现代化大生产相联系的生活环境所决定的。这种组织性、纪律性和集体主义精神的最高的和集中的表现，就是共产党的党性。但是在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队伍里，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充分具有这种无产阶级本性和党性；有些同志在不同的程度上还保留着个人主义思想。
这是什么原因呢？一般说来，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外部的剥削阶级及其他非无产阶级的影响和腐蚀。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阶级还没有完全消灭，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总是要和非无产阶级共同生活在一个社会里，并且保持着一定的联系。一方面无产阶级在不断地改造和消灭着资产阶级，这是斗争的主要趋势和必然结局。但是另一方面，在这一斗争的过程中，资产阶级也在利用各种形式，力图影响、腐蚀无产阶级。因此无产阶级队伍内一部分不坚定的分子，就往往在这种影响和腐蚀之下，接受了异己的思想意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出现，就是这种影响和腐蚀的结果。
第二个原因，是内部的成份不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无产阶级的队伍，经常是由相继破产了的小生产者来补充的。目前我国工人阶级的大部分，就是刚刚由合作化了的农民中吸收来的。我们党的主要成份，也是来自农民基本群众，少数的还来自剥削阶级家庭。因此在他们的思想意识里，必然会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原来阶级的烙印。他们中间的大多数，经过了生产和战争的锻炼，经过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逐步地消除了原来阶级的本性，而且有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和党性。不过也有一小部分人，由于种种原因仍然保留着原来阶级的思想残余，个别的甚至原封未动。
由于上述内外两方面的原因，在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的队伍里，仍然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及其他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残余存在，就不是什么不可理解的怪事，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合乎逻辑的现象了。
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是同无产阶级集体主义根本对立、水火不相容的，是党的团结的大敌，是无产阶级事业的大敌，是万恶之源。
对于每个共产党员来说，不论地位高低，功劳大小，只要他保留着或者沾染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那么，他就必然在具有进步性、革命性的同时，也具有落后性、甚至反动性的一面。这种进步性、革命性的一面同落后性、反动性的一面的斗争过程，就是思想改造的过程。在思想改造的过程中，多数人的进步性、革命性会逐步发展；落后性、反动性会逐步削弱直至完全被克服。但也有极少数人可能相反，他们的进步性、革命性逐步减弱，而落后性、反动性却大大发展。一旦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在他们的头脑里占据了统治地位，他们就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因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遇到什么事情都要从个人得失、个人利害、个人好恶出发，这就必然会表现出政治上的投机性，组织上的排他性，生活上的自私性，思想方法上的狭隘性。
所谓政治上的投机性，就是对于政治形势的估计，对于党的路线、政策和革命的群众运动，不是从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采取积极热情的态度；而常常是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从个人利益和个人好恶出发去估计革命形势，理解路线政策，对待群众运动。因而在革命的紧要关头，他们往往会害怕阶级敌人，屈服于敌人的压力或畏惧暂时困难而陷入悲观、动摇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泥坑（目前这是主要的）；有时也会轻视敌人，为一时的胜利冲昏头脑而陷入盲动、冒险的“左”倾机会主义的泥坑。
所谓组织上的排他性，就是在党员与党员、个人与组织、这一部分组织与那一部分组织、下级组织与上级组织的关系上，不是按照党的原则，而是按照他们的个人利益，决定是欢迎还是排斥，是拥护还是抵制，是提拔还是压抑，是团结还是分裂。这样，对同志就必然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对干部就必然怒则投诸渊，喜则加诸膝；对组织对上级就必然合则阿谀逢迎，不合则对抗抵制。这样他就必然要犯宗派主义和闹独立性的错误，甚至发展到组织派别，进行反党的地步。
所谓生活上的自私性，就是对荣誉、地位、物质待遇等问题，不是全心全意为着人民的利益，以廉洁奉公，正直无私，吃苦在前，享福在后的共产主义态度去处理，而是追求个人的私利，争名夺利，贪污腐化，力求舒适，害怕艰苦，严重的就会蜕化变质，堕落为违法乱纪的犯罪分子。
所谓思想方法上的狭隘性，就是说个人主义可以使人利令智昏，不愿意或者不敢于正视客观事物，而主观地根据个人利益的需要和个人好恶，看他所愿意看的，听他所愿意听的；一切不合自己口味的东西，充耳不闻，视而不见。这样的思想方法就必然产生极大的主观性和片面性。结果，不是作教条主义的俘虏，就是作经验主义的工具。
总之，个人主义为害无穷，可以使个人身败名裂；可以使党的事业遭受损害。历史上的教训很多，举不胜举。目前被揭露出来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几乎都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正是个人主义严重发展的必然结果。当然，这并不是说，一个共产党员只要没有个人主义思想，就不会再犯其他的错误。但是如果他确实没有任何个人主义思想的话，那么他犯重大错误的可能总是较小的。即使犯了错误，由于他没有个人得失的顾虑，纠正起来也是较快较彻底的。
我们反对个人主义，并不是否定一切个人利益，更不是把一切个人合理的要求都说成是个人主义；相反的，党向来是而且只有党最能关心和正确处理党员正当的个人利益问题。例如：只有党能够根据党员个人对党对人民贡献的大小，给以恰如其分的政治的和物质的待遇；只有党能够根据党员个人的才能，分配他力能胜任的工作；只有党能够根据党员个人的政治、文化、业务水平，有计划有组织地加以培养提高，只有党能够根据党员个人的实际困难，在可能范围内给以无微不至的照顾。但是，党在处理党员的个人利益时，向来坚持一条原则，即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利益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利益，在不违反党的利益的原则下，注意和照顾党员的个人利益。因此，就党员个人来说，任何把个人利益置于党的利益之上，或者把照顾个人利益作为服从党的决定的条件的个人主义行为，都是不能允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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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介绍“论空想社会主义者”
苏联维·彼·沃尔金著 中国人民大学编译室编译 李斯祖
西欧空想社会主义的著作，数量多，种类杂，内容体系极为紊乱，常使读者感到茫无头绪。沃尔金院士在他这本书的二十篇论文中，对十八位空想社会主义的学说作了条理分明、深入浅出的介绍。还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了各种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基础。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潮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出现、而无产阶级尚未成熟的条件下产生的。它在不同的程度上反映了被压迫者不满和要求改变旧制度的愿望。并且，作者指出，最早论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原则的人都是一些脑力劳动者，他们之所以能够站在被压迫的群众方面，是为下层知识分子的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然而，由于知识分子所处的特殊社会地位，他们在维护劳动者利益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在自己的主张中反映出脑力劳动这一阶层的特殊愿望。
作者在评述每一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学说时，都紧紧地把握住这些思想家的学说的渊源关系。同时，作者指出，这些思想家在接受其先驱者的思想时，都是按照时代的要求和他们所代表的社会阶层的要求进行了改造的。例如，摩莱里的“自然法典”对巴贝夫的学说有显著的影响。但是，在摩莱里和巴贝夫之间隔着一次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因此，巴贝夫势必要对前人的观点加以改造，并制定出自己的方案。
对于社会主义思想史上若干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沃尔金通过相当深刻的分析，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例如，关于柏拉图是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沃尔金的意见是否定的。他说，柏拉图代表了当时趋于没落的那个贵族阶层的利益，他企图用消费性共产主义的制度来防止贵族的没落，这是反动的一面。但是，柏拉图对于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的形成，又无疑地起了相当大的影响。关于为什么圣西门会把无产者和资产者归并到一个实业家阶级里，沃尔金指出，十九世纪初法国的阶级关系不够成熟，这可能是一个原因；而更重要的原因是圣西门想证明在他的以和平方式建立的理想社会制度中没有阶级矛盾。
对于这些空想家的历史作用及其历史局限性，作者也作了论述。空想社会主义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反映了广大劳苦群众的不满情绪和愿望，为后来科学共产主义的出现开辟了道路，因而是有进步作用的。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找不到改革旧社会制度的途径，同时在他们的改革社会的方案中普遍地有平均主义、禁欲主义和调和阶级矛盾等缺陷。因此，随着无产阶级的壮大和成熟，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进步作用便日益消失，后来的一些空想社会主义学派便成为反动的宗派了。
沃尔金的这本书对于从来没有研究过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读者，固然可以作为入门的指导；就是对这种学说素有研究的读者，也可以从中得到不少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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