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又红又专的问题是世界观的问题
胡绳
为了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我们需要一支强大的科学技术队伍，需要一批有高度水平的杰出的科学家、发明家和其他技术专家。对于这样一支队伍，我们的要求是又红又专。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专家是同工农群众密切结合的、树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的、能够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的专家。这是我们的一切专家所应当走的道路。沿着这条道路，十年来，我国的科学技术队伍已经迅速成长起来。许多从旧社会来的老专家，逐步地改变自己对工农群众的态度，逐步地抛弃资产阶级世界观而开始接受无产阶级世界观。大量的年青人，在新社会中，直接在党的领导和培养下，已经和正在使自己成为具有某一方面特长的专门人材。还有不少党的干部，过去多年参加革命，对于自然科学和技术本来是门外汉，但是在近若干年来，根据党的分配，进行了科学技术方面的工作和学习，经过刻苦努力，也开始具有某方面的专长。这都是很可喜的事情。当然，这几部分人都应当继续用“又红又专”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使自己在政治和业务方面都不断地进步。
在我们的科学技术队伍中，年青的一代所占的比重当然会越来越大，长期进行革命斗争的干部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专家的人也会越来越多。在年青一代人的身上，旧思想的负担，一般说来，总比从旧社会来的老专家少，他们又是在新社会中受到革命的教育而成长起来的。但是许多事实证明，他们要解决又红又专的问题，真正建立起无产阶级世界观，彻底地、毫不动摇地站在无产阶级的方面，仍然需要经过很大的努力。就是那些多年从事革命工作的干部，在努力使自己成为专家的过程中，或者在成为专家以后，如果以为自己在红的一方面的问题已经解决，不需要再注意这个问题了，那也会在政治思想上走到错误的道路上去。所以每一个在科学技术方面的专家，不管他过去做过些什么工作，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忽略了红与专必须结合的这个根本道理，都必须警惕自己不要陷入所谓“只专不红”这个错误的倾向。
多年参加革命工作之后又从事科学技术方面的工作的同志，绝大多数都是能够按照又红又专的要求而努力的。他们深切地感到，自己是承担了党所指定的一个严重任务；既然在党的安排下取得了充分有利的条件来学会新的本领，那么就应该发奋努力，完成这个任务。在有了任何成就的时候，他们并不骄傲自满，只是因为自己有可能进一步更多地承担党的任务而高兴。他们也充分意识到，作为共产党员在科学技术战线上的责任，除了自己努力学会新的本领以外，还应当成为在这条战线上执行党的路线、政策的骨干，因此他们努力在政治上提高自己，力求用无产阶级战士的模范行为来影响和团结周围的人，并且向各种错误的倾向作斗争。这种态度当然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也有很少数的一些人采取了相反的态度，他们以为自己有了业务上的一些成就，就可以向党向人民闹独立性，他们不把这些成就看成是党和人民培养出来的，他们骄傲起来，把成就完全归于自己的名下，迷恋于名誉和地位。这样，他们就把红和专割裂开来，开始脱离作为无产阶级专家的又红又专的正确道路。
为什么有些同志会走上这种错误的道路呢？可以看到，犯了这种错误的同志，即使过去多年参加革命，但是并没有真正彻底解决他们的世界观问题，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这些同无产阶级世界观相对立的观点，还深深地埋藏在他们的灵魂深处。这种错误的思想既然还存在着，那么只要有了适当的条件，好像某种毒菌在适当的温度湿度下，就会滋长起来。在我们现在过渡时期的社会中，同资产阶级的思想、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习惯势力作斗争，还是一个长期的任务。资产阶级思想通过各种不同的孔道向人们侵袭，不健康的人很容易在这种侵袭下被俘虏。当然，如果他们不是参加科学技术方面的工作而参加了别的方面的工作，他们的错误同样也有可能发作起来。但是应该指出，在作为科学家和技术专家而活动的领域内，往往能够提供便利于这种毒菌滋长的条件。因为，这方面的工作，就表现形式看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带着个体劳动的性质，而且在这个领域内，资产阶级的传统影响很深。
列宁在谈到知识分子同无产阶级的纪律性相对抗的特性时，曾经这样说：“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特殊阶层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特点，一般和整个说来，正是个人主义和不能接受纪律性和组织性；……知识分子的这种特性是同他们通常的生活条件，同他们在很多方面接近于小资产阶级生存条件的谋生条件（单独工作或者在很小的集体里工作等等）有密切联系的。”列宁又引用了考茨基在他还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对于知识分子的一种分析。考茨基把知识分子的生活状况和劳动条件同无产者做了个对比，他说：“无产者在他还是孤零零的个体时是没有什么力量的。他的全部力量，他走向进步的全部能力，他的一切希望和愿望，都是从组织中，从他和同志们的有计划的共同活动中汲取来的。当他成为伟大而强有力的机体的一部分时，他就觉得自己是伟大而强有力的了。”但是“知识分子却完全不是这样的。他并不是这样或那样运用实力来进行斗争，而是利用论据来进行斗争。他的武器就是他个人的知识，个人的能力，个人的信念。”在这里，列宁和还是马克思主义者时候的考茨基所说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知识分子，这种知识分子的“斗争”的目的实际上只是为了个人，因而他们就把个人的知识和能力等等作为自己的全部武器。这种知识分子，在思想上很明显地是跟着资产阶级走的，他们的思想在没有经过彻底改造以前，必然同无产阶级的纪律性和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发生冲突。
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科学家、技术专家的工作条件，由于加强集体性和建立同群众的联系，已经和在旧社会中有所不同了。这种不同，显然是符合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规律的。因为任何科学发明，表面上看来，好像是某一个人研究的成果，但实际上，总是有其他许多人的研究成果（其中包括失败的经验）为他作了准备，并且一切科学知识，归根到底说来，是来源于人民群众的劳动生产的实践和阶级斗争的实践。同时，更重要的是，社会主义社会还为一切知识分子提出了一个崇高的奋斗目标，把他们每一个眼前的工作和这个伟大目标直接联系起来，这就是为广大人民的利益，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胜利而奋斗的目标。当一个知识分子真正确立了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时候，他就会感到，自己无论有多大本领，也不过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着伟大斗争的广大人民队伍中的一个战士，好像人们通常所说的一架机器上的一个螺丝钉一样。这样的螺丝钉，就一方面说来，如果脱离了整个机器，就会一事无成，因此没有什么值得自我吹嘘的；但就另一方面说来，又并不是渺小卑微的，因为它是从属于那个具有伟大生命力的机体上的一个分子。
但是如果一个人没有真正建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他就很难抵抗在科学技术事业中从资产阶级社会中遗留下来的习惯势力。他心目中的奋斗目标其实不过是个人的利益，当他在科学技术工作中稍有成就的时候，他就高高地翘起尾巴了。他觉得，凭“自己的”知识和能力他已经取得“独立”的地位了。他总是竭力夸大科学技术工作所带有的个体劳动的性质，竭力为自己争取荣誉和地位。他已经忘记掉，他之所以能学到一点本领，是靠了党的培养，是由于社会给了他机会。他像农村中出身于贫农依靠革命而得到了富裕生活的刘介梅一样地忘了本，反过来埋怨党的领导、党的纪律、党的发展科学技术事业的政策“妨害”了他的“发展”。
听任资产阶级思想的病菌在自己头脑中滋长起来，以至使自己完全为它所支配的人，在我们的同志中虽然是极少数，但是一切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同志是应当由此受到深刻的教训的。
那么，在这里需要得到什么结论呢？结论当然不是说，应当避免成为专家，应当把科学技术方面的专家的工作看成是“危险的职业”而远远避开。结论只能是，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应当坚持无产阶级世界观，都不放松对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制止资产阶级世界观在自己头脑中复辟，应当坚定地沿着党所提倡的又红又专的道路前进，坚决地否定任何为了便于溜到只专不红的邪路上去的谬论。
“已经红了，现在的问题只是专。”——这种说法实际上就是要求只专不红。
对于许多党员干部，党的确给了他们一个任务，努力成为精通某种专业的专家。但这并不是说，他们再不需要注意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再不需要加强自己的无产阶级世界观了。怎样才叫做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世界观是贯彻在对待一切事情上的根本观点。人们必须在任何情况下都用无产阶级的观点来对待一切事情，既不因客观环境的不同而动摇，也不因个人境遇的不同而改变，在顺利的时候是这样，在受到挫折的时候也是这样，在热烈的群众斗争中是这样，在静悄悄的试验室里也是这样，在作为一个“无名小卒”而埋头工作的时候是这样，在有了什么成就而受到社会的表扬的时候也是这样……。这才叫做真正建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为了达到这一点，人们需要不断地进行锻炼。随着整个社会条件的变化（例如从民主革命的历史阶段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阶段），随着个人境遇的改变（例如从一个工作岗位转到了另一个工作岗位，从工作尚未取得成绩到已经取得成绩），特别需要注意不要脱离了无产阶级世界观。还在全国解放后不久，毛泽东同志就曾指出，在过了“战争关”以后，还要很好地过“土改关”和“社会主义关”。这是就大的方面来说的。也可以说，在人一生参加革命的过程中，要经历许许多多的“关”。依靠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人们才能过好每一个“关”。有人也许过好了这一个关，却过不好下一个关，例如过好“土改关”的，过不好“社会主义关”，过好“失败关”的，过不好“成功关”等等。并不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对下一个关不管用了，问题是在于他以为既然过好了这一“关”，红的问题就已经解决了，因而离开了无产阶级世界观。至于在这一“关”过得并不那么好的人，如果不加警惕，在过下一“关”的时候，那当然是更加危险了。
在政治思想问题上，没有绝对空白的领域。无产阶级世界观不去占领的地方，资产阶级世界观就来占领。“已经红了”，“不必再注意红不红的问题”，这就是向资产阶级世界观让步，为资产阶级世界观开门。
“专的任务这样迫切，再要提出红的问题就会妨害了专。”——这是为只专不红辩护的一种陈腐的老调。
专的任务的确很迫切，但因为要专得更快更好，就更要强调红。以为红会妨害专，是完全错误的。
不红的专家的确是有的，那就是抱着资产阶级世界观，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专家，对于这样的专家，无产阶级如果需要的话，也可以雇佣来做工作，条件是必须老老实实，不准捣乱。当然，我们也要尽力帮助他们自我改造。他们如果坚持不改变资产阶级世界观，甚至在政治上继续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他们就决不会全心全意为人民工作，也就不可能得到人民的信任。以为不管红不红，只要是专了，就可以向人民讨价还价，甚至站到人民头上，为所欲为，这种算盘是完全打错了。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会产生很多不红的专家，这样的专家尽管也可能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个或那个方面有所不满，但总的说来，他们的世界观和那个社会中的统治思想是一致的，因此他们如鱼在水，当然很容易成长起来。但是在我们的社会里，不红而成为专家却只会愈来愈困难了。这不仅是因为社会反对这种专家，不培养这种专家，而且因为抱着资产阶级世界观不肯丢掉的人，必然在各个方面和社会主义格格不入，互相抵触。他们所企求的个人目的不可能从这个社会中得到满足，自然就不愿意在求专的方面花苦功，因为按照他们的世界观，在这种情况下是“值不得”花苦功的。
在我们的社会中，是什么力量推动人们在科学事业上不怕艰苦困难，披荆斩棘地努力前进呢？是什么力量使人们鼓足干劲，不达科学技术的高峰决不中止呢？这种力量就是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并进而建设共产主义的强烈意志，这种力量就是从无产阶级世界观出发的为最广大人民利益服务的高尚愿望，这样的力量比那种个人利益的动机不知道高多少倍。在我们的社会中，一个人如果脱离了这种力量，就只会意志衰退，没精打采，更谈不到什么努力求专了。
事实难道不正是这样么？那种在业务上有了一点成就就闹地位，争权力，这也不满，那也不满的人，虽然自以为是有了“专”的“本钱”，但是其实不但他们的那一点红已经消褪下去，而且在“专”的方面也已经到了他们的尽头了。他们满脑袋装的是个人利益的计较，哪里还装得进科学？如果他们不在政治上改弦更张，他们在专的方面也不会有什么出息，这是可以断言的。
“终究我是党内专家，比党外专家高明一些。”——有的人这样声称。
真正的党的专家，应当在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方面，在执行党的政策、贯彻党的领导方针的方面，比党外的专家更高明，因而能够成为党所领导的科学技术事业中的骨干和核心。如果丧失了这些特点，他究竟有什么比党外的专家更高明的呢？
有些党外的专家，由于接受党的领导，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接受无产阶级世界观，可以变成为无产阶级的专家。而有些所谓“党内专家”也会因为在政治上的堕落而离开党。这难道不是实际生活中的辩证法么？
党不能容许某些坚持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党外的专家把持科学技术事业，同样，党也不能容许坚持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所谓“党内专家”把持科学技术事业。
“科学技术事业是特殊的专业，党是领导不了的。”——这是要取消党的领导，使科学技术事业脱离无产阶级的政治，脱离社会主义，使专脱离红。
党能够领导一切事业，也能够领导科学技术事业。党的领导保证了我们的科学技术事业为社会主义服务，成为整个社会主义事业中的一个重要的有机部分，也保证我们的科学技术事业按照社会主义的道路能够发展得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更快更好。党的领导怎么能够取消呢？反对党的领导的人，心目中不但没有社会主义，其实也没有科学技术事业，有的只是个人的利益，这种一切从个人利益出发的打算，同党的领导、同社会主义是根本不相容的。只专不红的主张，结果必然要引导到反对党的领导，这就充分证明了，这是对于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极端有害的主张。
在科学技术工作的领域内，红与专的问题之所以需要反复地强调，正是反映了在这个领域内，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还远没有结束。但是斗争的形势和它的发展前途是很清楚的。无产阶级在这个领域内已经从几乎完全没有地位发展到建立了巩固的基础，已经结成了一个在党的领导下的可靠的队伍，这支队伍就是由上面所说的年青和年长的几部分人所组成的。任何歪风邪气，不论来自哪个方面，要想瓦解这个队伍是绝对不可能的了。
一切科学技术工作者当前的重大任务，就是在党的领导下粉碎各种同无产阶级世界观对立的歪风邪气，不断地为又红又专而奋斗，使我们的科学技术工作的队伍不断地更加扩大，使我们的科学技术工作，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建设事业的跃进而不断地向前跃进。
（原载“红旗”第二十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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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天文学史的几个问题
席泽宗
生产需要和天文学发展的关系
天文学是一门自然科学，它是人类在生产实践中向自然作斗争所得到的知识结晶。中华民族最早活动在黄河流域，以游牧为生。那时为了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辨认行路的方向，就最早地认识了北斗七星。同时，还发现了一年当中的寒来暑往和黄昏时分在南方天空所看到的星宿的不同有联系。尚书尧典里说：“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霄中星虚，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这里的日中、日永、霄中、日短即后来的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它是一年当中四个最基本的节气。后来为了适应农业生产上的需要，在这四个节气的基础上逐渐发展成为二十四节气。二十四节气的全部名称，首见于汉初的“淮南子”。中国的二十四节气是完全为农业服务的，它是在农业的发展中形成的。中国天文学由于农业上的需要在早期得到了发展，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由于长期的停留在农业社会，没有经历过工业革命，没有工业化，也阻碍了天文学的发展。因为对农事的安排，时间差几天也没有关系。但工业上的测量所要求的时间准确度很高。例如，解放后，为了在各处建立工业基地和地质勘探，大地测量工作蓬勃展开；十年来，我国天文学的主要工作就是把时间观测的精确度提高到千分之二秒，以适应大地测量工作的需要，这个任务已于1958年完成了。
古代天文学中实践和理论的关系
历法工作是中国古代天文学的主要工作。中国古代历法的特点是要把日月合朔放在每月初一，把冬至放在11月。但是回归年（365.2422日）不能被朔望月（2 9.5306日）整除，而且实用上一月或一年也不能带有日的小数，因此必须截长补短，用闰月的办法来进行调整。闰月是否安插得当，合朔是否正在初一，这要依靠观测来检验。然而合朔是看不见的，只有在日食的时候才能看到，因此就得预先推算日食，以便届时进行观测。所以日食的计算和闰月的安置是中国历代历法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大概在春秋末期已经根据长期的观测资料知道十九年里边应该插入七个闰月，在汉初已经知道在一百三十五个月中最多可以发生二十三次日月食。这两个粗略的周期使得从汉代开始人们可以从理论上推算合朔和日食，推算结果若和观测结果相差很远，就得进行历法改革。从这里可以看出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同时又为实践所检验。就这样地实践、理论、再实践、再理论，循环往复，一步步地提高了中国的历法和日食计算水平。提高的进度可以用明末徐光启的统计来说明：“日食自汉至隋凡二百九十三，而食于晦日者七十七（占26％），晦前一日者三，初二日者三，其疏如此。唐至五代凡一百一十，而食于晦日者一，初二日者一，初三者一，稍密矣。宋凡一百四十八，则无晦食，更密矣；犹有推食而不食者十三。元凡四十五，亦无晦食，更密矣；犹有推食而不食者一，食而失推者一，夜食而书昼者一；至加时先后，至三、四刻者，当其时已然。至今遵用，安能免此。……汉至今千五百岁，立法者仅十有三家。盖于数百年间一较工拙，非一人之心思知力所能黾勉者也”。（徐文定公集，卷四第七十页）。在这里徐光启不但说出了我国历法逐渐准确的过程，而且说明了科学的进步不是一人之力所能作为，非无数人长期劳动不可。
天文学家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态度对天文学发展的意义
在阶级社会里，任何人都要附属于一定阶级，所谓“超然”只是反动阶级的欺骗。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家，基本上是属于统治阶级知识分子，为本阶级服务。但是他们所做的工作又能自发地产生唯物主义。因此古代的天文学家的思想，大都具有唯心和唯物两种成分。凡是成就较大的天文学家，他们思想上的唯物成分总是较多，政治上也比较进步。就拿我国古代的最大的天文学家张衡来说吧，他在年青的时候，就写出“二京赋”，讽刺汉王朝，叫他们不要胜利冲昏头脑，过奢侈无聊的生活；同时严格要求自己“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耻禄之不伙，而耻知之不博”，认为名利这个东西“得之在命，求之无益。”在哲学思想方面，他更是冒犯着朝章国典，上书皇帝要求禁上当时盛行全国的唯心主义的“图谶之学”。显然，张衡在天文学上的成就和他的这些进步思想是分不开的。再拿宋代的沈括来说，他在政治上支持王安石变法维新，在治学方法上又能贯彻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的实验精神。他说：“技巧、器械、大小、尺寸、黑黄苍赤，岂能尽出于圣人；百工、群有司、市井、田野之人莫不预焉”，于是著“梦溪笔谈”，大量地收集劳动人民的创造发明，编成一部科学巨著。其中，有许多关于天文的见解，今天看来也还是新颖的，例如他主张“直以立春之日为孟春之一日，惊蛰为仲春之一日，大尽三十一日，小尽三十日；岁岁齐尽，永无闰月”。这是最彻底的阳历，而且相当优越。由此可见，当一个科学家和劳动人民相结合的时候，才是最富有创造力的时候。
天文学发展中的矛盾和斗争
天文学本身具有自发的唯物主义性质。天文学家要有所作为，也必须是唯物主义思想占上风。但这不是说天文学的发展中就没有唯心主义成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历来的天文学家没有自觉地学习过辩证唯物主义，他们在认识过程中往往会犯片面性的错误。正如列宁所说：“人的认识不是直线（也不是沿着直线进行的），而是无限地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线。这一曲线的任何一个片段、碎片、小段都能被变成（被片面地变成）独立的完整的直线，而这条直线能把人们（如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话）引到泥坑里去，引到僧侣主义那里去”（列宁：“哲学笔记”，中译本第三百六十五页）。因此，在一定的实践水平上所认识到的东西，所形成的理论，过了一个时期以后，新的实践会发现其中有缺点甚或完全错误，这样就需要新的观念和理论来修改、补充或代替旧的概念和理论。在修改、补充和代替的过程中，必然有一部分认识上具有片面性的人反对，这样就形成进步与保守之争，构成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一个方面。这类的矛盾和斗争，是天文学发展中不可避免的。天文学通过它而得到发展。还有一种原因，能使天文学蒙蔽上一层唯心主义色彩，那就是统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了达到一定的政治目的，有意识地将天文学的一些成果加以歪曲或作唯心主义的解释。对于天文学本身来说，这是一种外来附加，它必然引起天文学者自发唯物主义的反抗，于是形成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又一个方面。这类矛盾阻碍着天文学的发展，它是属于历史范畴的东西。这两类矛盾往往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但在分析具体问题时，我们还是可以看出那一个是主要矛盾。在我国天文学史上，属于前一类矛盾的例子很多，例如从春秋鲁文公元年（公元前六百二十六年）一直到汉太初元年（公元前一百零四年）关于闰月插法的争论，从汉代开始的浑天说和盖天说之争，从刘宋何承天（公元4 43年）开始一直到元代郭守敬（公元1280年）关于平朔、定朔之争。这些争论都进行了很长时间，争论中间迂回曲折，但最终都是更合乎客观事实的学说和方法取得了胜利。关于后者可以举“三统历”为例，刘歆为了支持王莽的托古改制，便把易系辞附会在以观测为基础的“太初历”上，写成“三统历”。我们不否认三统历是我国有文字记载的第一部历法，内容很丰富，但它将各种天文数据给以神秘主义的解释，使得一千多年来很少人能看懂，一直到了清代李锐、陈澧等人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搞清楚，然而这时西方学说已大量传来。如果他们没有或不去啃这本书，而去对西方学说进行研究的话，也许我国的近代天文水平，不会如此之低，所以三统历也妨碍了我国天文学的发展。
这种对天文学成就的有意歪曲，是天文学发展的障碍。而这个障碍，今天在帝国主义国家还很严重，资产阶级的一些御用学者正在歪曲天文学的一些最新成就（如河外星系谱线的红移等）来为垂死的资本主义制度及资产阶级的宇宙观进行辩护。只有在社会主义阵营内，在唯一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坚持科学只能是“对自然界本来面目的了解而不给以任何附加”的世界观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才能使天文学得到高速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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