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反右倾，鼓干劲，落后变先进
本溪钢铁公司第一钢铁厂大搞群众运动调查报告
刘明义
本溪钢铁公司第一钢铁厂，是一个有四十余年历史的老厂子。这个厂的两座中型高炉，总容积为六百五十七立方米（一号炉三百三十三立方米，二号炉三百二十四立方米）；此外，还有为高炉服务的发电、炼焦、烧结、检修等车间，但设备都比较陈旧，工人的劳动条件也较差。
1949年解放以后，这个厂迅速的恢复了生产，并且很快就超过了日伪统治时期的最高的年产量（1936年十五点六万吨）。但是这个厂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进步却比较慢，高炉利用系数长期保持在一点三三吨（每一立方米一昼夜产铁量）左右，五年中只提高了5％。炉内“结瘤”的大事故，每年总要发生几次，直到1957年，才扭转了这种局面，完成了增产节约计划。也就在这个时候，干部中产生了一定的自满情绪，认为不比兄弟厂落后，产量已超过伪满日产量的一倍（伪满最高日产四百吨，1957年已达八百吨），潜力已经挖得差不多了，再提高也困难了。在1958年冶金部在鞍山召开的第一次全国高炉会议上，他们还准备介绍自己的经验。后来和兄弟厂子一比较，他们才发现自己在许多技术经济指标上落后了。比如高炉利用系数，大冶钢厂是1.540，他们是1.316；冶炼强度，太钢是1.1，他们是1.01；焦比（炼一吨铁所耗的焦炭）鞍钢是六百五十公斤，他们是七百七十七公斤；增产计划，石景山钢铁公司在该年年初就提出要提高14％，而他们只提高5％。这正如他们自己所说：“关着门看是先进，打开门看是落后”。这个鲜明的对比，对他们是一个很大的促进。会后，这个厂的领导同志向职工发出“摘掉落后帽子”的号召，很快就成为全厂职工的一致的要求。经过全厂职工千方百计的艰苦奋斗，终于在去年4月，创造了高炉利用系数1.550的新记录，一跃而成为全国的红旗。其后月月上升，生产水平扶摇直上，9月份利用系数突破了2.0的大关，12月达到了2.265，全年平均为1.826，比1957年提高了38％。生铁产量达到了四十二点六万吨，比1957年提高33.7％。1959年初，虽然条件有些变化，原料条件较差，备品备件缺乏，部分职工也产生了松劲情绪，但在党委领导下，很快扭转了这种局面，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克服了客观困难，仍然高举红旗继续前进。使1959年上半年超额完成了国家计划。1959年，高炉利用系数也是月月提高的，上半年平均为2.268，比去年最高水平还高10％。8月又创造2.415的记录，9月19日到21日连续三天又创造3.062的新记录。这个坚持了一年零五个月的全国大中型高炉红旗厂的利用系数，目前仍居全国首位。那过去被人称为老掉牙的炉子，现在真正恢复了青春。
坚决贯彻总路线，不断向右倾思想作斗争
这个厂的整风反右进行得比较彻底，去年年初所进行的双反（反浪费、反保守）运动，更是一场激烈的思想革命。经过这次思想革命，调整了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建立了干部与群众之间同志式的密切关系；在广大职工群众中，进行了深刻的为谁劳动的自我教育；在向党交心的运动中，工程技术人员也比较彻底地检查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在全厂干部和工人思想觉悟大大提高，心情舒畅和生产热情空前高涨的基础上，厂的领导，及时地把群众的革命热情引导到生产上，发动群众揭发生产落后的原因，集中地批判了右倾保守思想。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公布，更大大地鼓舞了广大职工的热情，广大职工树立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先进思想，与敢想、敢说、敢干的共产主义风格。生产上开始出现了大跃进的高潮，生产指标一再被突破，年度计划先后修改了七次，由年初的三十二点八万吨，提高到四十三万吨。
修订年度计划指标，是一场反右倾、反保守的严重斗争。在群众讨论修订计划时，经常碰到右倾保守主义者的阻挠。年初规定的任务是三十三万吨，他们只接受三十二点八万吨。有些人顾虑重重，怕计划订高了完不成；怕跃进带来不平衡，打乱了所谓正常生产秩序；埋怨群众不了解全面情况，单凭热情办事；说完不成计划群众可以不负责，而领导则必须作检讨等等。他们强调：炉子老了，设备旧了，能维持现状就不错，再挖潜力就要出危险。这些人实际上是反对大跃进，是“现状维持派”。但是，中共党委坚决支持了群众的先进意见，向保守派展开了斗争，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和想办法提措施的实际行动，终于战胜了保守派，赢得了胜利。跃进计划制定后，在执行的过程中，也有着尖锐的斗争。群众提出以提高冶炼强度（即一昼夜一个立方米消耗多少焦炭）与降低焦比（炼一吨铁所消耗的焦炭）双管齐下的操作方针，受到“技术神秘论者”和“技术权威者”的反对。他们认定提高冶炼强度和降低焦比是矛盾的，不可能二者兼得。他们说1957年以前炉况不好，时常结瘤，就是因为提高冶炼强度的结果。他们死抱着“鞍钢公司”的“技术规定”，认为冶炼强度一点不能超过。有的在辩论时甚至搬出一堆美国资料来证明自己保守观点的正确。在党委领导下，职工坚决地批判了这种见物不见人的思想和教条主义的陈旧观点，并组织群众同他们进行辩论，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驳倒他们。同时厂的领导一面派人到外地学习高炉生产经验，一面组织领导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一起在一高炉建立一条龙试验田。经过反复研究与多次试验，迅速地解决了长期不敢提高风温的作法，把风温由七百五十度提高到九百度，并进行了原料过筛工作。不到二十天的时间，就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冶炼强度由1.029提高到1.092，焦比由七百二十三公斤下降到六百六十八公斤，利用系数由1.368提高到1.655。
这一决定性的胜利，不仅以铁一般的事实粉碎了保守主义者，而且完全证明了提高冶炼强度和降低焦比不但可以兼得，而且大有可为。这一事实说明了老炉子的潜力还是很大的。厂的领导同志和职工群众也认识到，设备陈旧确实带来不少问题。但是面对着这一客观存在，是减少生产消极地迁就旧设备呢，还是积极维护，使它发挥更大的作用呢？他们坚决采取了后一种办法。检修工人为了维护高炉大钟，轮流到炉顶去检查，一发现毛病就立即抢修，直到换了新的大钟才离开。对其他设备也采取了同样办法，千方百计，力争增产。如五十二孔的炼焦炉，其中就有二十六孔有问题，由于群众维护得好，既增加了焦炭的产量，保证了高炉的供应，又延长了焦炉的寿命。一高炉本应今年进行大修，但为了生产更多的生铁，该厂对一高炉进行了严格的鉴定，并请苏联专家协助检查。检查后一致认为，加强对炉子的维护，可以把大修推到明年。因此，该厂计划落实后，生产任务反而由原订的四十五万吨增到五十二万吨。
面对这个厂一年多以来生产一直是上升的事实，右倾保守主义者不得不认输，但是，这并不等于同右倾思想的斗争已经停息了，一有适当时机右倾保守思想便会抬头。今年计划落实和强调加强管理工作时，又出现了一股歪风，有人认为，似乎大企业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不灵了，他们企图把问题都归罪于大搞群众运动。他们要简单地恢复被破除了的，束缚生产的规章制度，走回头路。在讨论计划时他们总想把计划订得越低越好，在他们的影响下，使一部分干部和职工产生了相当严重的松劲和盲目乐观的情绪。群众的干劲也受到一定挫折。但是，这些人毕竟是少数，由于广大职工经过整风和总路线学习，提高了觉悟，特别是由于整风后加强了党的领导，右倾保守主义者在厂内是没有什么市场的。在党委正确领导下，很快就粉碎了保守主义的种种论点。
经验证明，党的领导必须经常注意同右倾保守主义者作斗争。这个厂所以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绩，及时驳倒与粉碎右倾保守主义者的谬论，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发动群众，大搞技术革命
广大职工群众在党的总路线的鼓舞下，个个斗志昂扬，干劲冲天，纷纷献策，许多车间、工段出现了群众自动组成的技术革命委员会、技术研究小组，有些车间和工段联合组成技术革命合作社，并涌现出大批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的积极分子。为了保证高炉吃好，原料工人用人工过筛办法，把烧结矿大小块度分开。焦化车间炉前技师孟庆义，在很多设备上进行了技术改革，大家都称他为“万能手”。他创造了用水玻璃和耐火泥搅拌后喷到炼焦炉内，可以延长炉子寿命的办法，经试验获得成功。原料工人金彦春，为了研究原料自动过筛的设备问题，用各种办法来作试验。一高炉（青年炉）的小伙子们技术革新的劲头更足，他们在党委的支持下，于去年5月，破除不合理的陈旧规程，大干了一个星期，把料批突破到127批，冶炼强度大为提高，结果连续创造了新纪录二十五次，年度计划修改了九次，增产六万吨。正是由于全体职工干劲十足，技术革新获得成绩，才使高炉利用系数节节提高。
旧的平衡突破了，又出现了不少新问题，诸如原料条件还不够好；卷扬机速度慢，影响及时供炉子吃饱；铁水出多了而铸铁机能力不足；提高冶炼强度后，炉内温度增高，等等。在新的困难面前如何办呢？唯一的途径就是把群众的冲天干劲进一步引导到大搞技术革命与技术革新运动上来，有领导有计划地解决生产关键和薄弱环节。党委确定以高炉为纲组织全厂各车间、工段进行共产主义的大协作，组织新的平衡。从去年以来，实现了重大的技术措施达十几项，如：原料过筛、焦炭分级、提高铁粉的含铁量、提高烧结碱度、扩大风口直径（由一百三十毫米到一百八十毫米）以及最近投入生产的团球矿机等。每实现一项重大措施，都带来了极大的经济效益，其中仅前三项，就使高炉提高产量30％左右。党委在领导技术革命与技术革新运动中贯彻了以下原则和作法：
（1）领导出课题，发动群众献计献策。党委根据每个时期生产中的关键问题，及时向群众交代，要群众动脑筋想办法，而后根据群众意见加以研究，归纳成几种不同的方案，再交给群众比较和辩论。例如焦炭分级，过去曾到兄弟厂学过，因只是少数工程技术人员研究试验，一直没有实现。这次检修车间提出这个课题后，群众贴出了七十多张大字报，领导上归纳为三种方案：第一是大干，修矿槽，盖厂房；第二只修矿槽，把原有的两根运输皮带引长，不盖厂房；第三是只安装一个震动筛。经过反复辩论比较后，采纳了第三种方案。由于制造设备和施工中大量利用了旧废材料，这个工程只花了五百元，工期只用了九个小时，只这一项就使高炉产量提高8％。每项重大措施的实现，党委都是运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结合着生产技术上的试验研究进行。这样做对工程技术人员教育极为深刻，使他们在实际斗争中认识科学研究必须贯彻群众路线。这样做还能促进广大群众学习技术；也是实现领导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三结合的一种最好形式。
（2）贯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洋土结合。很多重要措施在短期内能够实现，主要原因之一是坚决贯彻了洋土结合的方针。他们不是一味追求洋的，而是因陋就简，废物利用，力求自力更生。许多技术措施都是经过艰苦摸索，反复试验才搞成的。例如他们为了进一步改善原料条件，在今年建成的球形团矿设备（好处是颗粒均匀透气性好，还原性好，再生粉末少），全部是职工自己动手设计、绘图，大部是利用现有材料，自己制造和安装的。
（3）既大胆革新创造，又一切经过试验。去年他们开始试行的提高冶炼强度和降低焦比双管齐下的操作方针，是一个大胆的尝试，它不仅是炼铁生产上长期争论的重大问题，而且在这个老炉子推行到底会发生什么情况，谁也没有把握。他们采取的办法是先集中主要力量在一高炉进行试验，获得成功后，才有准备地在二高炉相继推行。又如采用扩大风口直径和为了加强冷水压力，把风口水管改为上进下出，双进单出的措施，也是先在一个风口上试验成功而后普遍推广的。这样，既进行了技术上的革新，提高了生产，又保证了安全。
大抓红旗竞赛，鼓舞群众前进
在厂党委的经常教育下，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已被群众所掌握，变成为伟大的物质力量。职工群众以磅礴气势进行忘我的劳动。例如检修工人加固高炉炉顶保护板，过去一般是休风检修还需用三十二小时。大跃进以来，工人们为了不影响生产，在不休风的情况下抢修。在炉顶上操作的人被烟熏倒后，另一个人马上接上去。特别是去年9月，二高炉正要出铁，突然发生铁口漏水事故。如不按时出铁，就会影响产量，造成炉内结瘤；如按时出铁，就可能发生爆炸的危险，威胁了全厂的安全。情况是万分紧急的，炉前技师孙福财同志（老工人，共产党员，今年提为副厂长）挺身而出，冒着生命的危险，凭着三十年的经验终于安全的把铁水引了出来。许许多多英雄人物所创造的奇迹在群众中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为了使他们更好地带动广大群众，发挥先进人物和先进集体的作用，他们大力组织了红旗竞赛运动。一年以来，这个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生动有力。实践证明，红旗竞赛，是组织群众生产与群众进行自我教育的最好的形式，通过这个竞赛，充分调动起各种积极因素，并且通过竞赛评比来总结经验，改进工作，教育群众学先进，赶先进，达到互相取长补短，共同提高的目的。
这个厂同本公司的二铁厂特别是和太钢的炼铁厂，从去年4月起，展开了兄弟般的友谊竞赛。他们的生产水平大体相当，经常处于你追我赶和高低不分的状态。谁稍一疏忽就有落在后面的危险。厂部每天在大门口把这三个厂子的战况公布出来，让大家了解形势。全厂职工群众无时不关心三个厂的战况，下班之后，总要到黑板前看看自己的劳动成果和兄弟厂的情况。不少职工家属也卷入了竞赛，帮助砸矿，并经常跑来看战况，给亲人送茶送饭。去年9月上、中旬，该厂在操作上忽略了“顺则攻，不顺则稳”的原则，生产一度不好。结果二铁厂跑到前边了，太钢也接近本厂的水平，情况十分紧急。厂党委动员群众展开保红旗战斗，工人自动提出“大干十天，赛二铁，超太钢，誓保红旗永领先”的口号。许多领导干部和工人一起参加战斗，科室工作人员也参加了突击运原料。终于在9月下旬创造了四次新纪录，保住了红旗。12月是厂际竞赛决定全年胜负的重要关头，竞赛达到了最紧张阶段。上旬太钢第一，但高炉利用系数每立方米容积只超过本厂七十公斤生铁。在形势非常紧张的情况下，全体职工精神焕发，斗志昂扬，紧密团结，互相支援，加以公司其他厂的支援和协作，他们创造出更高的成绩，高炉利用系数全月达到2.265的纪录，仍然是全国大中型高炉的冠军。
厂内协作竞赛，是厂际竞赛的基础。现代化高炉生产技术十分复杂，它要求全体职工服从于统一指挥，协同动作，互相创造条件，否则组织生产大跃进是不可能的。厂党委在保卫红旗的战斗中，在“以高炉为纲，全面跃进”的口号下，大力组织全厂各车间、工段之间的协作竞赛。各车间纷纷向高炉递战表、保证书，并主动提出“为高炉服务”的口号。原料工段提出保证高炉“吃得好，吃得饱”，保证“不叫高炉等料”；烧结矿的粉末由20％下降到5％，再降到2％；铸铁机工人为了做好维护工作，不误生产，自己学会检修工作；检修车间提出绝不能因设备发生问题耽误生产，高炉工人则提出“决不辜负大家的支援”。高炉换风口过去要三十分钟，现在只要七、八分钟。厂内一、二高炉的友谊竞赛也是十分紧张的。今年1、2月份，二高炉领先，但3月则被一高炉夺了首位，4月互有胜负，月底仍是二高炉领先。5月下旬，一高炉条件还没有好转，为防止工人产生急躁情绪和泄气思想，一高炉提出“5月红旗暂丢掉，6月往回要”。二高炉为了鼓励工人继续努力，并避免骄傲情绪，则提出“6月困难多，红旗仍属我。”同时，两个炉子的职工又充分注意了互相支援，携手并进，以保全厂的红旗。例如6月一高炉原料供不上，二高炉运料组主动送去五车团矿。这种主动的支援别人，不分彼此，不计报酬的新风气，真正体现了“竞赛是对手，生产是战友”的口号和高尚的共产主义风格。
加强党的领导，发挥各个组织作用
这个厂能够获得这样大的成就，是加强党的领导，政治挂帅贯彻到一切活动中的结果。全厂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和职工群众，坚决服从党的领导，听党的话。党组织十分注意掌握党的技术人员政策，对技术人员既贯彻了积极改造又注意了团结和放手使用的方针。例如高炉值班室的工长，过去只管炉内记录，事事都得请示厂长。权力适当下放后，确定高炉临时发生的问题可以自行负责处理（如决定临时的休风等），这样就加重了工长的责任感，促使他们认真钻研技术，依靠工人掌握炉子生产情况。
党委在领导方法上，经常采用突破重点推动全面，集中领导与发挥组织作用相结合的方法。党委在每个时期都能抓住生产中的关键问题与薄弱环节，组织全厂主要力量去解决。党委对每个时期的中心工作，都经过深入讨论，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然后实行分工负责，发挥各个组织系统的作用。这个厂的行政管理和技术管理工作是比较健全的。为了配合大搞群众运动，他们把技术管理工作适当下放到车间或工段。这样不但能发挥群众的积极性，还能使领导有意识地摆脱一些事务工作，集中精力考虑重大问题。规章制度虽然也破了不少，但也注意及时立了一些。党的支部工作在运动中十分活跃，绝大部分党员是生产跃进中的先锋和骨干。为了加强党对重要部门的领导，党委统一调配了优秀党员。如高炉值班室是掌握高炉生产命脉的地方，当时十七名正副工长中只有一个党员。去年以来，先后调进六名有一定文化的青年工人党员，并在原有工长中发展了两名党员，政治情况就大大改观。工会工作在组织红旗竞赛和宣传推广先进经验方面，起了很好的作用。共青团主要抓青年炉（一高炉）和组织青年突击的工作，也起了党的助手的作用。
如上所述，本溪第一钢铁厂坚持了十七个月的全国大中型高炉红旗厂，不是偶然的。这是在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产物。这个厂的经验证明，现代化大企业里是可以并且必须大搞群众运动。只有依靠广大群众，才能使生产跃进，才能顺利解决生产中的困难问题。经验还证明大搞群众运动，必须和生产上的集中统一领导相结合。这个厂的群众运动是突出的，但在生产上也是最有秩序，生产管理工作也是好的。全厂职工群众既有冲天干劲，又积极钻研技术，使苦干与巧干相结合，群众的热情巩固持久。厂党委的领导既有集中统一，又有分工负责，既有中心，又有一般，在政治与经济相结合的问题上提供了可贵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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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文化动态
学术文化动态
苏联学者谈批判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方法论
苏联学者纳尔斯基最近在“哲学科学”第二期上发表了一篇“论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批判的方法论问题”的文章，指出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名目繁多，什么“生存哲学”、“现象学”、“批判的本体论”、“批判的现实主义”、“逻辑经验主义”、“科学的哲学”、“人道的人格主义”等等。这种现象不仅是由于虚假的哲学可以千变万化，而且是由于资产阶级哲学家之间的激烈论战常常是资本主义思想市场上竞争的结果，其论战的目的无非是为了掩饰他们在唯心主义基础上的真正的一致。特别是应当看到，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流派所以“缤纷多采”的主要原因在于：这些流派共同表现了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深刻危机和分崩离析。在社会主义阵营的成就及其科学成就面前，资产阶级哲学家无力正确回答现实生活提出的问题，无力在其反辩证法的基础上正确解决当代自然科学所提出的认识论问题。
可是，近二十年来还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势：各资产阶级哲学流派相对地接近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资产阶级哲学思想的危机克服了，而是说明资产阶级哲学家企图利用各派的论据来进行共同的斗争——反对辩证唯物主义。虽然如此，资产阶级哲学各派却还没有达到各基本派别失去其特征的地步，新的折衷主义的变种也还不是不再出现了。
战后，在国外，资产阶级作家没有写出一本被资产阶级批评家公认为像样的有价值的著作。这说明资产阶级哲学处于长期停滞状态。目前，资产阶级哲学的四个基本派别，即新实证论、实用主义、生存主义和新托马斯主义，仍然有相当大的影响。这四大流派反映了不同的、然而常常是本质的现代资产阶级意识的各个方面。
作者指出，在指出资产阶级哲学流派的千差万别时，要具体地、历史地分析各个流派，要令人信服地证明这些或那些资产阶级哲学家究竟走到哪里去，要密切注意他们自己之间互相争论的内容。如果只分析这些哲学家的世界观，而忽视他们之间的区别，那是错误的。
最后，作者指出，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批判不是一个短暂的运动，而是一项经常性的非常重要的理论工作。
民主德国举行讨论费尔巴哈著作的会议
1959年1月14日至17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曾在柏林召开讨论费尔巴哈著作的国际哲学会议。会议的发起者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科学院哲学研究组。参加这次会议的除发起者之外，还有捷克、保加利亚和波兰等国科学院的代表团。
马莱克·费利茨汉德教授在会上作了第一个报告，题目是“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和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费利茨汉德认为，马克思的人道主义和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有本质上的类似性。他说，恩格斯之所以尖锐地批评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与伦理观点，主要是由于当时德国的政治状况，而不是由于那些观点的客观价值。这样，费利茨汉德就得出如下结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根据费尔巴哈人道主义的实践价值和理论价值得出马克思主义的典范的伦理体系。
费利茨汉德的这种意见，在会上遭到了相当尖锐的批评，特别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哲学家的批评。他们认为，虽然费尔巴哈对宗教的批判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源流，但是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和伦理学是与他自己的哲学和对宗教的批判相矛盾的，因此他的人道主义和伦理学对马克思并不起重大影响，甚至费尔巴哈的哲学和对宗教的批判对于马克思的哲学究竟起多大影响也可怀疑。
然而，也有人支持费利茨汉德的意见，他们的根据是：从马克思青年时代所写的一些论文、马克思与费尔巴哈之间的来往信件、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来往的信件来看，却又无法否认费尔巴哈的理论曾经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伦理学问题的出发点。
这次讨论远远超出哲学史范围。与会者还研究了一般性问题，例如，在现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人道主义的定义问题，以及人道主义定义同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系列结论的关系问题。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近来出版了费尔巴哈的不少著作。德国科学院哲学研究组目前正在按计划出版“费尔巴哈全集”，这个全集中有新发现的材料和新的研究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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